数字经济是互联网与信息技术融合的产物，不仅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孕育与发展，也代表着更高层次的生产力形态。它通过连接多元主体形成新的经济活动模式，对社会结构与经济体系的长期影响将愈加深远。

一、研究背景

数字经济的兴起标志着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进入加速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融合正重塑经济逻辑与价值体系，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深度变革。数字经济通过将数据要素转化为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成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实践表明，其在增强经济韧性方面作用突出，尤其在疫情期间，通过网络购物、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形式有效支撑社会运转。未来，应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提升数字素养，完善信息服务体系。总体而言，数字经济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集中体现，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可比性与系统性原则，旨在构建一个准确、合理且具有综合解释力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由数字经济基础、数字经济技术、数字经济融合三类一级指标及十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分析框架，用以系统反映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

1.数字经济基础指标。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其建设范围广、周期长，是支撑持续增长的核心要素。国际经验显示，基础设施既是优势所在，也是升级难点。许宪春、张美慧等指出，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新西兰和加拿大统计局均将数字设施纳入数字经济统计体系。张雪玲、焦月霞等学者则通过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服务器数量、网站与域名数等指标评估我国数字经济水平。结合前人研究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光缆线路长度（千米）、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三项指标，衡量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水平。

2.数字经济技术指标。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数字化手段深刻改变了个人生活方式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个人生活因线上应用更加便利，企业和政府通过信息化办公实现了数据共享、无纸化管理与高效决策。基于此，本文选取企业信息化数量（个）、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量（台）、企业拥有网站数量（个）以及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量（个）四项指标，用以衡量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与应用深度。

3.数字经济融合指标。数字经济的活力最终体现在其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随着数字化渗透进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各环节，电子商务成为衡量这种融合程度的重要窗口。本文从电子商务活动入手，选取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量（个）、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及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三项指标，以反映数字经济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扩展广度与融合效应。

（二）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熵值法是一种基于信息论的客观赋权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指标差异越大，信息量越丰富，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高；反之，差异越小，权重越低。该方法能有效避免主观干扰，科学反映各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

由于各指标的计量单位和量纲不同，直接使用原始数据会造成偏差，需先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以各指标在三省市样本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为参照，将原始数据按比例映射到0—1区间。若某项指标数值接近最大值，其结果趋近1；接近最小值则趋近0。此过程既保留了地区间的相对差异，又消除了单位差异带来的影响。

为避免零值影响熵值计算，本文在标准化结果上进行了线性平移，即在所有数据上加常数1，使其均为正值。经处理后的数据既保持原始分布比例，又满足熵值法的计算要求，最终用于权重测算。

三、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一）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总指标分析

从2016年至2020年的总体趋势来看，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数字经济水平均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态势。整体上，上海市的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长期位居第一梯队，显示出其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城市数字化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指数在2018年之后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说明在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仍需保持均衡。

相比之下，江苏省的增长势头最为明显。2018年起，其指数开始快速上升，到2020年时已基本追平上海，甚至在部分年份超过浙江，显示出强劲的追赶势头。这表明江苏在近几年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项目，数字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逐渐增强。

浙江省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平稳，虽然整体水平略低于上海，但长期保持稳定增长，波动幅度较小。综合来看，长三角区域呈现出“上海领先、江苏追赶、浙江稳进”的格局，区域间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力量。

（二）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分指标分析

1.数字经济基础指标方面：浙江省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优势明显。无论是光缆线路长度、移动电话普及率，还是宽带接入用户数量，都长期高于江苏和上海，体现出其完善的通信网络和较高的信息化普及率。江苏紧随其后，上海虽然总体数值略低，但信息设施密度高、覆盖精度强，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总体而言，浙江在数字基础方面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

2.数字经济技术指标方面：江苏省在技术应用领域表现突出。企业信息化程度高，每百人计算机拥有量、企业网站数量等指标均领先于上海和浙江。这反映出江苏省充分发挥了制造业基础优势，通过推动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和区块链技术落地，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尤其在2018年至2019年间，技术指数上升幅度明显，带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数字化升级。

3.数字经济融合指标方面：浙江省在产业融合方面走在前列。依托成熟的电子商务体系，浙江带动了信息基础设施和创新协作网络的全面发展，数字经济已深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浙江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明确提出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目标12%，并通过智能制造和新基建项目不断巩固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上海的融合水平也持续提升，与浙江共同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能级最高的区域。

四、结论及建议

基于熵值法的量化分析，本文系统测度了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果显示，长三角整体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已形成技术领先、产业联动、政策协同的格局。但区域内部差异仍然明显：上海和浙江在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融合方面优势突出，数字生态体系较为完善；江苏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在数字技术研发与应用环节表现优异。总体来看，“各擅其长”的格局虽有利于分工协作，但也带来发展不均衡问题，数字经济的深化推进需在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间寻求平衡。

未来，长三角数字经济宜从“协同—融合—创新”三方面深化发展。协同上，应强化顶层设计与区域协调机制，促进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与政策体系互联互通；融合上，应加快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的双向渗透；创新上，应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构建算法、应用与制度协同创新体系，提升整体竞争力。

从宏观视角看，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产业转型，也重塑城市形态与治理方式。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网络空间建设和智能化应用的普及，正改变城市运行逻辑。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应在“适度超前”与“科学稳健”之间把握节奏：既要前瞻布局，抢占发展高地，又要防止盲目投入与资源浪费。真正的超前不在速度，而在于持续创新与战略远见。

在统筹规划、制度保障与技术创新的支撑下，长三角地区有望在全国数字经济版图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实现从“数字先行区”向“数字示范区”的跃升。

作者单位：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