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我们小弟兄三人都快长大了，姐也快成年人了，不能再蹿房檐住了，1963年，父亲决定勒紧腰带也要盖上三间瓦房。很快，房是建起来了，是那种简陋型的，屋顶的瓦是干摆上的，粉墙是黑泥巴伴麦秸，裱墙是土坯砌起来的。没有棚楼，是那种一眼可望见屋顶梁檩椽的。即便是这样，因为是自己的，父母有了些许安慰，脸上也常挂几分笑意。房是在老宅基地上重建的，常勾起父亲的回忆。他说老宅可漂亮了，青砖铺地，胡梯合缝木板楼，屋顶有脊兽，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只可惜一夜间被日本鬼子一把火给烧成了残垣断壁。新房没有棚楼，可利用空间缩小了一半，家什杂物摆放凌乱不堪，我们做梦都想上棚楼，哪怕是一间的。可是抖尽家底，也只有几块歪扭不整的木板。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已近老年，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家庭收入没长多少，我们的力气却长了不少。力气也是做事的本钱。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山林场的洋槐林已进入成长鼎盛期，每到春末夏初，大批林业工人翻山越岭修剪槐林。大量的旁枝斜叉被剪除，这对于缺煤少柴的农家来说，无疑带来了利好。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夜间，大量的村民涌向坡坡岭岭拾柴。他们攀爬于乱石荆棘丛中，常被槐刺挂破手指也在所不惜。后来不知是谁发现了洋槐嫩枝的附加值，选一些条形周正、粗细适中的枝条能用于土屋编楼。有了更高的利用价值，洋槐条一下子成了拾柴人的香饽饽，就连普通的修剪工人也有了自己的身价，从中搞起隐形特权，将自己修剪下来的好枝优先给予那些熟识的关系户。有时，一枝还没剪下来，却早在众目睽睽之中了，只待枝条落地那一刻，粥少僧多，不是捡而是抢了。为一己小利，我的原本友善的乡亲，常因拾柴闹出不和谐的尴尬。尽管如此，凭借我们几个强壮劳力的优势，门前的柴堆还是与日俱增，好条形修整得也愈来愈多。记得有一次，我和哥的运气特好，我们说那是发“洋财”了，其实就是每人拾了两大捆好槐条。因路途远、柴担重，加上林间无路，时有荆棘磕绊，只待星月出齐才下得山来。日子的艰辛，生活的磨难，让在家门口守望的母亲落下了牵挂的眼泪。材料有了，父亲正式向我们宣布要编一间洋槐楼。

编楼是个技术活，本家九爷聂乃祥有此手艺，受邀后欣然应允。我作为打杂帮手，为九爷捋条递条。帮手不仅是个力气活，也是个眼色活，需要配合上的默契，粗细长短搭配是有讲究的，这时递条人对编条人的察言观色很重要。递条人往往要在编条人发出指令前把所需条形选择好，这样可使编条人操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我一根一根地递条，九爷一根一根地编条，随着编条人发力强度的不同，我看见九爷每编一根条都本能地呲一次牙，仿佛他的牙齿也在发力，嘴角的皱纹也在发力。只消一会儿的工夫，就有了立锥之地。随着条编面积的不断扩大，楼的雏形开始显现，我也由楼檩上蹲坐转移到楼棚上，行为上不再那样如悬当空小心翼翼，脚下有了踏实感。后来，屋内的光线暗淡了，太阳压着西山顶了，我和九爷的杰作也完成了。九爷让我找了把直尺量了一下，长4米，宽3.5米，整体结构还算周正，像一张偌大的黑色芦席。油灯初上时分，全家人都登上梯子到条编楼上走了一遍，这里踩踩，那里跺跺，别样的心情，别样的喜悦。那一夜，我一张芦苇席一条粗布单在粗糙的条编楼上睡了一宿，一种爽爽的小幸福油然而生。

条编楼是不平整的，需要漫上一层拌了麦秸的黑泥巴做表面处理。很快，家里的粮食搬上去了，杂七杂八的东西也放上去了，屋宽了，一家人的心也宽了。

闲暇，我总爱爬上条编洋槐楼，临窗看小街，有低下头拉平车的，有挑担的，有肩扛镢锄手执镰刀的，熟悉或陌生的身影总是匆匆一闪而过，一波一波涌动着我的遐思。

如今，村子早已旧貌换了新颜，家家独居小楼窗明几净，庭院花草芬芳，赏心悦目。村外曾经荒芜的坡坡岭岭，点缀着桃园竹林梅园等绿色植被，网红路如彩带般蜿蜒其间，时有游人徘徊留恋。2020年，村子还多了一个好听的称号：全国生态文化村。在村庄，没有什么比幸福指数的提升更感人更实在了。偶遇亲友相聚，我总爱把手编洋槐楼的故事讲给那些晚辈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