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迎回志愿军烈士遗骸或发现零散烈士墓冢，忠骨归乡总能凝聚起深沉的国家情感与民族追思。如何让无名英雄重获姓名，使后世缅怀有所依托？这不仅关乎《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初衷的实现，也检验着社会尊崇英烈的价值根基。当传统史志考证与口述历史因年代久远而力不从心时，以DNA鉴定为代表的现代法医学，为英烈保护体系的完善注入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英雄烈士保护法》中维护英烈尊严的条款，在无名烈士身份确认这一具体实践中，常因历史证据链断裂而面临困境。战时环境特殊，安葬仓促、记录缺失，加之知情者日渐减少，致使许多烈士仅存姓名于纪念碑，遗骸或难以寻觅，或无法与姓名准确对应。传统依赖文献与口述的考证方式耗时漫长、结论常具或然性，难以形成稳固可靠、足以支撑法律认定的证据闭环。身份无法确认，直接导致法律赋予的权利难以落实。烈士不能以其明确身份享有法定荣誉，亲属亦无法依法获得相应抚恤与精神慰藉，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疏漏，也易引发社会情感上的遗憾与争议。更为紧迫的是，随着城乡发展与考古勘探推进，零散烈士遗骸时有发现。若缺乏高效、权威的身份甄别机制，这些遗骸不仅难以得到应有的妥善安置，甚至可能面临无意损毁的风险，显然与国家保护英烈的宗旨相悖。

面对史料考证的局限，法医学提供了穿透时间壁垒的解决途径。DNA作为个体特有的遗传信息载体，在遗骸鉴定中具备明确的指向性。STR分型、线粒体DNA测序、Y染色体谱系分析等技术，能够从微量生物检材中提取信息，通过比对亲缘样本，实现身份的高度确认乃至唯一认定。它不依赖主观叙述，只呈现客观的生物学证据。例如，在迎回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工作中，正是通过系统化的遗骸DNA提取、建库，并与亲属数据库进行大规模比对，成功令多位无名英雄重获姓名。这一实践证明，法医学技术能够有效弥合因岁月流逝而模糊的历史断裂，将法律条文对英烈尊严的保护，转化为可触摸、可确认的庄严结果。它不仅解决了技术难题，更回应了法律落地与情感抚慰的深层需要。

当前，零星的技术突破尚不足以支撑系统性的国家保护体系。关键任务在于推动法医学技术从偶发、项目化应用，全面融入英烈保护工作的制度框架，实现常态化、规范化运行。首先，需确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与伦理准则。建议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依托专业法医科研力量，尽快制定出台烈士遗骸DNA鉴定的技术规范及伦理准则。规范应涵盖遗骸勘查、样本提取、检测分析到数据管理的全流程，确保科学严谨；伦理准则需明确对遗骸的尊重、亲属知情同意、隐私与数据安全等要求，实现科技与人文的平衡。其次，应建设国家层面的核心数据平台。在严格保障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建立国家英烈遗骸DNA数据库和烈士亲属遗传信息数据库，并与现有烈士纪念设施管理系统、烈士英名录等实现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壁垒。同时，鼓励烈士亲属留存血样，为后续比对保存关键生物学线索。再者，应健全跨部门协同与长效保障机制。英烈遗骸保护涉及涉及退役军人事务、文物、公安、司法、科研等多个系统，需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明确各环节职责，实现工作无缝衔接。相关鉴定、建库、维护及比对经费应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障工作可持续推进。最后，应加强法律衔接与司法保障。在修订《英雄烈士保护法》配套规定或相关司法解释时，可明确经严谨程序得出的DNA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确认身份、落实权益的重要依据。对故意损毁英烈遗骸、干扰鉴定工作等违法行为，应依法从严追究责任，以司法手段坚决捍卫英烈尊严。

守护英烈，就是守护共同的历史根脉与价值灯塔。从忠骨中提取的DNA，不仅是生物学数据，更是穿越时空的红色基因密码。科学以其确凿，驱散历史迷雾；以其精准，抚平岁月创痕。通过融合法医学创新与法律保障体系，我们不仅在实现让英雄回家的朴素愿望，更在构筑一项庄严的国家记忆工程。每一次身份确认，都是对历史的郑重回答；每一组遗传数据，都将成为民族记忆中不朽的数字化丰碑。这既是对先烈的至高告慰，也是对未来的深沉馈赠，更是以跨学科智慧筑牢尊崇英烈、铭记历史的制度长城。让我们以科学致敬忠魂，以制度守护传承。

作者单位：赣南医科大学；本文系202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医疗新科技经典案例判决书的伦理论证研究”（项目编号：24ZX02）；赣南医科大学2025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医法融合导向的文科实验室功能重构与路径创新——以法庭科学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改革”（编号：Jgkt-202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