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英国哲学大师罗素应邀来到中国。这是五四时期，影响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语言大师赵元任担任翻译，并把罗素在京的点滴都拍了下来。这些生动的视觉记录，展现了大师的风采。

罗素是应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的，讲学社的主导者梁启超，早在1920年9月就精挑细选，由赵元任作为罗素的主要译者。

为什么非赵元任不可呢？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曾谦虚地说：“因为元任的博士论文是数学的哲学，正对他的题目。”由于罗素的学说十分深奥，因此译者既要有充分的哲学素养，又要兼通数学、现代物理。选来选去，只有哈佛哲学博士赵元任能当此重任。

赵元任当时只有28岁，在清华教心理、物理两门课，尚未成为语言大师。被梁启超“借走”后，他陪着罗素先在上海、杭州及南京待了一周多，然后从南京乘船溯长江而上，抵达汉口，又从汉口出发，通过京汉铁路，于10月31日抵达北京。

此后，除了赴保定讲演一次，罗素及其女友朵拉·勃拉克一直住在北京，直至1921年7月11日离京经天津赴日。换句话说，罗素在中国停留的9个月中，有8个多月的时间都生活在北京。

到北京后，罗素先住在大陆饭店，随即搬到东单的遂安伯胡同2号。讲学社给他的待遇，比原先约定的还要优厚许多，除负责所有差旅费外，支付的酬金足够他在这所宽敞的四合院里安家。

起初，罗素与女友朵拉住北上房，翻译赵元任住东厢房，他们用中式的古董家具布置房子，还雇用了专门的厨师、家童、人力车夫和裁缝女佣，生活相当舒适。

在为罗素当翻译期间，赵元任走进了婚姻殿堂。1921年6月1日，他与杨步伟结婚。当月，两个人在租住地小雅宝胡同49号请罗素、朵拉女士及英国公使馆的班奈特先生在屋顶花园小聚。

罗素感叹“北京本身有难以相信地那样美”，并时常到天坛去一日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我们会无言默坐，沐浴着冬日的阳光，沉湎在和平静谧之中。”

在罗素看来，北京令人感到“镇定”和“平静”，与欧洲的“疯狂”和“苦痛”恰成鲜明对比。与这样的北京相得益彰的是中国人，“他们常常使我想起中国古书里的人物”。

由于另一位哲学大师杜威与罗素的访华时间、地点重叠，当时的京城学生可以一天之内，听了杜威，再去听罗素。为他们做翻译的胡适、赵元任，昔日是康奈尔大学同学，也不免有点打擂台的味道。

在北大，罗素每周讲学两次，北大师生还发起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每周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自然想把自己的“绝活儿”数理逻辑，传授给这些资深的中国弟子。但他只讲过一次，学生都说听不懂，还抱怨这不是哲学。

第二年春，罗素肺部感染，日本和英国媒体纷纷误传他在中国去世。幸运的是，洛克菲勒集团提供了血浆，帮罗素闯过了肺炎这一关。

7月，刚能拄着拐杖行走，罗素就迫不及待地买好了船票，准备离京。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他在欢送会上，作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演讲。这次，他再无保留，一口气为中国提出了十几条建议。

最让主办者吃惊的，是他开出一剂药方：“走俄国人的路。”他说：“在目前产业幼稚、教育不普及的中国，不能模仿西方的模式采用民主的体制，而必须经过一个专制的过渡期。若避免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需仿效俄国的方法，第一步唯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为最切当。”

对此，保守派和改良派自然是强烈不满。就连胡适都发现了：罗素虽是梁启超请来的助战者，但也是一位与他们的主张不那么合拍的“助战者”。

作为这场演讲的翻译，赵元任在英文日记中说，连续翻译了三个小时，累得几乎瘫倒。7月11日，赵元任上午送别杜威夫妇，下午送别了罗素和朵拉。临别，他送给罗素一幅亲笔题写的“喜风亭”作为纪念。（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