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家长遍寻“育儿宝典”，其实，先贤早已给出良方。但先贤们并不提倡“鸡娃”，他们在家书、家规、家训里的方法论，可以说是一部“古代反鸡娃宝典”。

说起“鸡娃”，江南古城苏州似乎是成功的“鸡娃之乡”——这里盛产状元，自唐至清一千三百年间的596名文状元，其中的苏州人多达45个，占了8%。

学者黄晓丹认为，盛产状元与苏州民间学风有很大关系。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去看望外婆时，路上遇到的一个场景：外婆生活在苏州一个叫做浒浦的小镇，1980年的一个夏天傍晚，河边坐着一个农民，干完一天农活，洗过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就坐在河边看一本小说。路人走过时，脚步都会轻一点，生怕打扰到他。

“这就是一种重学的风气，而且它有一个传承。”黄晓丹说。她提到，在明朝，苏州有个有名的“补履先生”，也就是专门给人补鞋的鞋匠。他小时候因为家中贫困没有机会上学，目不识丁。长大后，他靠补鞋挣钱识字——用一文钱换人家教他一个字。认字之后，他爱上了看书，一边修鞋，一边看书。他看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只是单纯的热爱。等到他75岁去世的时候，几乎家徒四壁，架子上只有书。

很多苏州百姓让他们的孩子向“补履先生”学习，苏州很多文人也为他写传记。“这样一种风气的沿袭，我觉得才是一个地方文脉真正的基础，也是它能够产生那么多状元的真正原因。”黄晓丹说。

虽然盛产状元，但是这些苏州名士并不“鸡娃”，也就是说他们不以应试为目的，比起考试，学问更重要。

苏州才子顾炎武，他到27岁之后不再参加科举，黄晓丹分析：“不是说他考不上灰心丧气，而是他认识到，真正对于社会、国家有利的学问，绝不仅仅在八股文之中。”顾炎武后半生走的是实用主义路线，他读地理、经济、军事、农田、水利、交通之书。

另一位大家范仲淹，在庆历新政的时候就提出一条建议，叫“精贡举”，说的是科举考试不要只考应试作文，还要考策论，也就是考具体的治国能力。

世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少有人知道，范仲淹为苏州的全民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他生前创立了两所学府，一个府学，一个义学。

府学是范仲淹45岁任苏州知州时造的。他上任不久，就在苏州当时一个叫南园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准备把家安在那里。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这块地方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就想，世代出公卿，可要是公卿不读书怎么办？所以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当公卿而已，要让全苏州的人都来读书，让公卿出在读书人中间。后来他就把这块地捐出来，造苏州府学。

学者于丹尤其激赏范仲淹办的范氏义学。她介绍，范仲淹61岁那年，也就是他去世两年前，开创了一个理想之地叫“义庄”。义庄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义田”，也就是他买下一千亩地，将这些地租给人家种，从中收取租金；另一部分是“义学”，“义田”挣来的钱，就用来支持范氏家族的穷困子弟免费上学。“一个‘义’字是它的魂魄。这是一种义务教育，它能够让大家获得一种公平。范仲淹把他这一生，前一甲子在仕途上磕磕碰碰没有实现的理想，都带到他最后这个超乎功利的作品上了。”于丹说。

苏州府学和范氏义学历经千年，延续至今。苏州府学就是现在的苏州中学，范氏义学就是现在的苏州景范中学。苏州府学出了一大批状元和杰出人才，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钱伟长等63位中外院士，王国维、钱穆等大师名家，教育家叶圣陶等等。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