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少康迁原”“帝柕居原”和济源历史地理发端，探讨“少康迁原”与“少康迁原”时期的夏王朝景象，通过梳理传世文献记载，结合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以来济源古代遗物遗存，对“少康迁原”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禹都阳城”的论见、迁都路线及成因、对夏朝中兴的历史演进，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以中国夏商周断代提供一些思考空间和一些参考。

一、夏朝“原”城的历史定位与研究意义

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坐标系中，夏朝作为文献记载的首个世袭制王朝，其历史脉络因年代久远、遗存零散而多显模糊，宛如蒙尘的文明拼图。而“原”城，这座曾为夏王少康、帝杼两代君主定都的都城，恰是解开夏朝中期历史谜题的关键问题——它既承载着“少康中兴”的辉煌功业，又见证了夏王朝从偏安晋南到经略中原的战略转向，却在数千年的时光里，隐于济水之源、王屋山下，静待考古与文献的双重印证。

从历史定位来看，原城绝非普通的夏代城邑，而是兼具“战略枢纽”“政治象征”与“宗教圣地”三重属性的核心都城。它控扼太行八陉之首的轵道，东接华北平原，西连晋南腹地，是夏朝掌控东方、巩固统治的“前线指挥所”；它与“禹都阳城”的传说相勾连，承续夏族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成为少康宣示政权正统性、凝聚诸侯民心的“旧都符号”；它紧邻济水源、背靠王屋山，为夏朝“以祀治国”提供了祭祀四渎、沟通天地的神圣空间，是王权与神权深度绑定的物质载体。此外，原城还是衔接夏代早期禹、启时期与中期帝杼及以后的关键节点，少康迁原、帝杼迁老丘的都城变迁，不仅勾勒出夏朝疆域拓展的轨迹，更折射出早期国家“择险而居”“因俗而治”的都城选址智慧。

对原城研究、探寻，堪称解码夏朝历史的“一把钥匙”。在文献层面，它串联起《竹书纪年》《左传》《路史》等古籍中关于少康迁原、帝杼居原的零散记载，使“少康中兴”从抽象的功业描述，转化为可考的都城变迁、政治决策与军事行动，填补了夏朝中期历史的叙事空白。在考古层面，济渎庙遗址下8000年“城下城”的发现、济源地区十多处二里头夏文化遗存的出土，以及原城作为“夏都”遗址的确认，为文献中的“原”，提供了实物佐证，推动夏朝从“传说时代”向“信史时代”进一步迈进。

更深层来看，研究原城还揭示了早期国家的治理逻辑。从少康迁原所考量的军事防御控轵道，到经济保障连接盐矿与农区，再到宗教权威的祀济水，可窥见夏朝已具备“地理到政治到神权”协同的治国思维；从原城与安邑到老丘的都城更替，能梳理出夏王朝“核心区迁移”与“统治范围扩张”的内在关联，为理解中国早期都城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范本。同时，原城作为济水文化的重要遗存，其研究也为探索“四渎”祭祀传统的起源、华夏民族“依水而兴”的文明基因，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样本。

因此，重拾原城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为了确认一座古城的位置与年代，更是为了还原夏朝中期的政权运作、文明形态与社会图景，让这座沉睡的夏都，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填补早期中国历史认知空白的重要桥梁。

二、古籍中的“少康迁原”记载

《竹书纪年》上说：“帝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诸侯来朝，宾虞公。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十八年，迁于原。二十一年，陟”。“帝杼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五年，自原迁于老丘”。

《左传》杜预注中说：“沁水西北有原城，盖少康自夏邑迁原也。”

《路史·国名纪【己】》记载：“原，【后】杼居原者。【杜】预云：‘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内轵。’夏时称原。疑商之劳即夏之原。在西周时也称原。春秋时称原邑。”

《路史·后纪》十三注引，有“帝予居原”，这里的“帝予”就是帝杼。

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卷三中说：“世子少康使汝艾伐过杀浇，伯子杼帅师灭戈，伯靡杀寒浞。少康自纶归于夏邑。明年，后缗生少康。于是夏众灭浞，奉少康归于夏邑。帝杼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纲鉴易知录》夏纪中说“少康自纶迁于原，是为夏之中都。”

从已知的这几段古籍记载，我们可以基本知道了夏朝少康与帝杼两代君王迁居“原”地的史事。我将它们融合、梳理，对两代君王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元年，也就是癸卯年那一年，这一年是公元前2118年，少康即位当上了新的君王，四方诸侯纷纷前来朝贺，觐见这位中兴之主。其中，少康特意以宾礼款待了虞公。在位第十一年，少康委派商侯冥去治理黄河水患。到了少康十八年，即公元前2101年，少康实施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将都城迁往了“原”地。少康统治21年后，溘然长逝。

少康的儿子帝杼继位，这一年是甲子年，改国号为杼元年，即公元前2097年。杼帝登基之初，仍然定都于“原”。五年后，也就是戊辰年，公元前2093年，帝杼再次迁徙，将都城从“原”迁去了“老丘”。

关于“原”的具体位置，后世学者多有探究。晋代大学者杜预在为《左传》作注时明确指出：“沁水西北方向有一座‘原城’，想来就是当年少康从夏邑，也就是旧都安邑，迁往的‘原’地。”

宋代史学家罗泌在《路史》的《国名纪》篇中进一步阐释：“所谓‘原’，正是帝杼最初定都的地方。杜预已经指出它在沁水西北，即当今河内郡轵县，也就是今河南济源一带。在夏朝时期，此地被称为‘原’。有观点认为，商代所称的‘劳’地，可能就是夏代的‘原’城。到了西周时期，这里仍称‘原’城。而到了春秋时期，它又被称作‘原邑’了。”

罗泌在《路史·后纪》的注释中还引用了“帝予居原”的记载，这里的“帝予”正是帝杼的别称。

清代史书《纲鉴易知录》在“夏纪”中对少康迁原一事给予评价说，少康迁都于原，遂成为夏王朝的“中兴之都，气象一新”。

三、“少康迁原”的考古发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包伟柯先生发表在2025年《大众考古》的一篇文章《河南济源庙街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把“少康迁原”的历史，在考古上做了基本定性。

学界对“少康迁原”的文化遗存，一般称“庙街遗址”，济源当地人都称“原城遗址”。

“庙街遗址”为“原都”的争论中一直不断延伸着它的历史。考古，也在断断续续中认识着它的本来面目。

1994年，济源火车站建设站前广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陈彦堂先生带领考古队来到济源，驻扎在济渎庙内，对站前广场遗址中部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圆形半地穴式房基、晚期水井和墓葬。作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笔者参与了部分遗址挖掘的拍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古人的水井和身材高大的人骨。陈彦堂先生确定其遗址为龙山时期居民生活区和埋葬区遗址，还有商周时期铜器作坊、墓葬和车马坑遗迹。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研究员杨贵金先生对怀庆地区考古工作有过重大贡献，对济源考古工作做得很细致，发表了大量关于济源历史遗迹研究的文章。他在《焦作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原城的新发现及研究》一文，推断济源西关汽车站发现的短颈宽肩大口尊、花边口沿罐、带鋬小罐、长腹罐、粗柄豆、敛口瓮、小口瓮和叶脉纹陶盆等具有二里头文化典型特征的器物，定性为夏代早期原邑，时间比“少康迁原”“帝杼居原”更早。

包伟柯先生在他的《河南济源庙街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认为：济源西关汽车站遗址与庙街遗址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从庙街遗址周边数字高程模型图上看，两者地势差别不大，南部略高，不宜割裂为两个聚落。二者均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物，前者破坏严重，残存较少，后者数量较多，一定程度上说明庙街遗址的范围可能向南拓展至西关汽车站附近，将西关汽车站至庙街附近整体纳入庙街遗址范围比较合理。

杨贵金先生如今年事已高，他看到这个消息也会非常认可。事实上，笔者在2023年见到杨老先生时，他曾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自己见过济源火车站原城遗址旧城垣遗址的照片。

2022年到202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济源市文物局对遗址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勘探，确认“庙街遗址”总面积超过66万平方米。“庙街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22°43′5″，北纬35°88′26″，西部原城遗址公园地势最高，东部济渎庙区域相对略低，海拔127.6~132.8米。认定“庙街遗址”文化内涵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历经龙山、二里头时期，延续至商周、战汉，迨至元明，早期文化序列演进历程较为完善，赓续不辍。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调查认为“庙街遗址”在年代和地理位置上，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少康迁原”“帝杼居原”高度吻合，包伟柯研究员在《河南济源庙街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中称： “在年代上属夏代中期，恰值帝杼在位时期；在地理位置上与古原城记载完全对应。”

从这些资料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少康与帝杼都于原城的存在。那么少康迁都原城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为什么要迁都于原城呢？这便又成了一个千古谜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