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社区健身广场上，崭新的扭腰器因零件缺失沦为摆设，规划整齐的篮球场空无一人——这曾是许多城市社区的常态。居民参与度低、治理效能弱，传统行政命令式动员陷入“政府热、居民冷”的困局。然而，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K社区的“合伙人”项目却呈现截然不同的图景：体育社会组织、居民自组织、爱心商家等多元力量被纳入治理网络，构建了“全龄化、全时段、集约化”的社区体育生活圈。其核心密码在于系统赋权式动员——通过制度赋权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团体赋权激活居民自治基因、技术赋权打通协同经脉，让社区这一“神经末梢”真正活络起来。

一、症结溯源——传统动员模式的结构瓶颈​​​​

社区体育治理的症结在于居民长期处于“被动员”状态，内生动力未被激活。这一困境源于三重传统动员模式的失效：行政强制式动员因过度依赖政府指令，导致居民产生疏离感与“权力悬浮”；情感纽带式动员在现代原子化社会中，面临人情辐射半径有限、难以规模化的现实壁垒；精英带动式动员则因代表性质疑与激励匮乏，普遍陷入可持续困境。究其本质，三种模式均未解决居民主体性缺位问题，治理逻辑亟须从“替民做主”转向“让民做主”。

二、破题之道——三重赋权构建协同网络​​​

潞州区K社区的“合伙人”项目，通过构建制度、组织、技术三重赋权相互支撑的系统性动员框架，成功激活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活力。

制度赋权重塑治理筋骨。长治市推动政府角色从“包办者”向“制度供给者”转型。潞州区政府向社区下放决策权、反向评价权，建立“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并制定《社区体育权责清单》，厘清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居民五方责任边界。例如，社区对职能部门响应效率拥有量化打分权，倒逼住建、市政等部门“接诉即办”，近年来多项民生诉求得到及时解决。这一变革赋予社区实质话语权，使其从执行末端跃升为治理枢纽。

组织赋权培育自治细胞。针对居民原子化难题，K社区推动居民基于兴趣组建多个备案体育自治组织（广场舞队、篮球队等），赋予场地管理、活动策划实权。其成功关键在于“熟人型能人”牵头。退休教师、体育骨干等“自己人”降低居民戒备，增强信任黏性；价值激励驱动。建立“星级合伙人”荣誉体系，将参与治理转化为社会尊重获取路径。当广场舞队自主制定《场地轮换公约》、青少年篮球社团自办联赛时，居民从“旁观者”变为“股东”，自治提案采纳率显著提高。

三、双重跃升——参与与持续性的实证成效

系统赋权式动员的核心优势，在于实现了社区动员效果的两个关键维度——“参与性”（广度与深度）与“持久性”（稳定性）的双重跃升。K社区的实践数据提供了有力佐证：社区体育设施利用率大幅提升，居民自发组织、自我管理的常态化体育活动数量明显增多，因场地、噪声等引发的矛盾纠纷投诉率显著下降。这种显著成效源于系统赋权跳出了传统的“权力零和博弈”思维定式。在赋权框架下：政府通过下放事务性权力，聚焦制度供给与资源协调，宏观治理效能与权威性不降反升。社区“两委”获得统筹枢纽地位，连接纽带作用更为坚实。居民（通过自治组织）成为治理“主人翁”，自治能力与获得感显著增强。外部力量（社会组织、企业）在清晰规则下有效参与，实现社会价值。多方主体在赋权中各得其所，形成共生共荣的整合治理生态。丰富的社区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持续积累，成为维系高参与度与持久性的核心粘合剂。

四、路径启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方向

K社区的“合伙人”项目为提升城市社区体育治理效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刻启示。应实现动员范式的根本转型，从“授鱼”转向“授渔”，由“对社区动员”转为“由社区动员”，以激发居民内生动力与主体性。机制上，通过“三权融合”培育治理生态：制度赋权构建规则骨架，政府着力厘清权责、提供资源、搭建平台，推动治理重心下沉；组织赋权培育治理细胞，社区“两委”提升整合与协调能力，成为多元共治核心，居民通过自治组织获得实质性参与空间；技术赋能贯通协作血脉，借助信息技术、协商规则与柔性沟通，提升协同效率。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通过系统赋权式动员，让居民从“被动员者”蜕变为“治理合伙人”，政府也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施策”。当健身器材因居民使用而重焕活力、球场因邻里互动而充满生机，社区体育治理便真正活络起来——这不仅是全民健身战略的基石，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王雁系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关妮系山西财经大学2023级硕士在读；吴炳霖系山西财经大学2024级硕士在读。本文系山西省妇女儿童研究专项重点课题“山西女性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FEYJZXKT2025014）；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体育产业管理研究生学术能力提升实践路径研究”（2025JG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