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春天，太行山余脉的褶皱里还蜷缩着料峭的寒意，古轵国城墙外的油菜花却已泼辣辣地铺满沟壑。我攥着盖有鲜红公章的推荐书，站在济源四中门前，校门口门楣上“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标语被阳光晒得熠熠发光。

校园里那棵娑罗树正抽出新芽，树荫下挤满了报到的新生。六个班级四百二十人，像被时代飓风偶然聚拢的种子。班主任李保川用钢笔在花名册上勾画时，我瞥见墨迹晕开了“家庭成分”那一栏。他的镜片后闪过一道光——对着一个“可教子女”说道：“成分不能选择，路在自己脚下。”这话让那位“可教子女”潸然泪下。那位“可教子女”成了我的学弟。后来，他还成了济煤能源集团的文化顾问，我们之间的同窗之情一直延续到50多年后的今天。

教室的窗棂框住一方灰蓝的天。李重谦老师讲《岳阳楼记》时，总爱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顿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句来读，让我们第一次懂得了古人说的“卒章显志”的含义。物理课上，卫宗明老师演示滑轮组，生锈的铁链突然崩断，他竟徒手接住坠落的砝码，掌心血痕混着机油，成了最生动的力学教案。最奢侈的是音乐课，郑秀英老师脚踏风琴教《唱支山歌给党听》，走调的合唱惊飞檐下的麻雀，却让一群吃玉米糊糊就咸菜的懵懂少年，第一次触到了音符里春天的颜色。

三好学生的奖状要用88分的成绩当基石。我总是在午休时悄悄溜到娑罗树下的台阶上背书，那天中午，撞见数学老师李凤兰在她家的灶房门口忙活着。她无意间瞥见了我手里的那半个长白色绒毛的窝头，走过来拉着我说：“来，把窝头在煤火上烤一烤，也许能起到点杀菌的作用。”那一刻，我真的感到老师就像家长一样在呵护着我们。

印着“济源四中”的球衣是我的战袍。在531兵工厂的球场上，我们这群穿补丁裤的学生军，竟把工人联队打得连连叫暂停。赛后捧着油花荡漾的肉菜汤，故意喝得呼噜作响——那是要带回宿舍炫耀的珍贵战利品。

饥饿却是更顽固的对手。夏天饭桶里浮动的米虫像微型潜艇，男生们发明了“闭气吞咽法”；冬天霉变的干粮掰开时扬起绿色粉尘，就着冰冷的井水吞下，喉咙里泛起陈年谷仓的潮湿。有次上体育课晕倒，醒来发现兜里塞着半块烤红薯，至今不知是哪位同窗从牙缝里省下的。

歌咏比赛那天，许定远老师用红墨水在皱纹纸上画出了鲜艳的奖旗。我们班唱的《团结就是力量》跑了音调，却因“精神面貌好”拿了第一。散场时，看见冯维华老师把地理教案垫在膝头，给饿哭的低年级学生掰馍馍，他中山装口袋里还露着半截粉笔头。

1973年冬的毕业照上，霜雪凝在男生们的板寸头和女生们的麻花辫梢上。本该散场的青春，却因“学制不满两年”被强行续演。我们在桥凹村开荒时，铁锹劈开冻土，震得虎口开裂。拉粪车穿过东轵城村，老乡家灶台上飘来的小鳌馍的香味，让一群少年围着粪桶咽了几口口水。

离校那日，娑罗树的枯枝划破铅灰色天空。我背着打补丁的蓝白相间的铺盖卷走向河北峰峰矿务局的煤矿，怀里揣着母校特批的毕业证——纸张薄得透光，却压着命运的钢印。

峰峰矿务局的巷道像巨兽的咽喉，矿灯照出煤壁上遗留的煤层的纹路。井下八年，每次险情中浮现的竟是物理老师卫宗明演示的杠杆原理，或是数学老师李继成画的抛物线——那些公式在千钧一发之时，竟成了我保命的咒语。

1992年回乡时，大明寺的钟声依旧，母校围墙外新栽的梧桐已亭亭如盖。物理老师退休前递给我一沓发黄的教案本。他说：“当年给你们多讲一道题，也许，你们在井下就会少流一滴血。”

执掌济源煤矿那年，我在办公室挂上当年的毕业照。照片里穿4号球衣的少年不会想到，他将在未来的将近三十年里，用老师教过的勾股定理计算出巷道的坡度，用农民子弟的韧性和倔强推动着煤矿的改制与转型。2014年毕业40周年同学聚会时，我特意要求我们集团的档案室保留好1972年版的《煤矿安全规程》——那泛黄的纸页里，藏着某个少年在娑罗树下背诵的笔记。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将我的几十本“工作日志”捐给母校的图书馆，作为对母校永远的留念和记忆。

母校八十华诞庆典上，当年的篮球队员如今已是两鬓斑斑。我们齐声朗诵当年的打油诗，咸糊涂的滋味突然涌上舌尖。老娑罗树如今被圈进文物保护碑，树荫里仍回荡着李重谦老师充满激情的吟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