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华夏民族本质上是一个富有诗性基因的伟大民族。近三千年前的先秦时代，先民对自然界万物生灵和日常生活的低吟浅唱，被春秋战国时期的圣贤孔子汇结成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至今仍然闪烁着华夏民族生命智慧和文化自信的光芒。随后，第一部诗歌理论经典《毛诗》出现，为诗歌功能定调：“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的功能包罗万象，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论语》又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为何不好好学习《诗经》呢？诗可以抒发情感，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也可以发牢骚讽谏社会不公。当然，这四大好处属于精神领域，可以接近或抵达人类的本性和灵魂，与物欲无关。无论是东方华夏民族，还是西方欧美拉丁民族，任何民族的祖先，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诗歌作为其最初的母语文学形式，用于吟唱、抒发情感、记录生活、教育幼儿，逐渐形成人类多姿多彩的文化传统。我们童年时，祖母或外祖母吟唱的摇篮曲何尝不是诗歌呢？先秦时代，先民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阶段，尚未受到物欲或功名利禄等世俗风气的影响，不懂得矫情和虚伪，天性最为淳朴率真。他们站在旷野和山川河流之间，敞开心怀随口吟唱成诗，纯真至美，直击心灵。“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的这一高度概括真是高妙极了！

按照诗学理论所言，赋、比、兴为中国诗歌的三义：“兴”是由物触发心灵和精神世界的共鸣；“比”是把内心的情感赋予物象并与之共情；“赋”是铺排表达出对物象和内心的真实情感。叶嘉莹先生曾说过，中国诗歌最大的特色是重视“兴”的作用。“兴”在人的内心中有一种感动。中国古典诗歌可贵的传统是能让人的心不死。“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人生的坎坷、不幸、苦难、挣扎等通过诗歌获得抚慰后，转化为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从而找到人生的希望和意义所在，进一步让精神和灵魂复活。故此，诗人们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本经过时光的积淀，构成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审美传统和心灵史，这让我沉迷和陶醉。

此外，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著名的诗句“人类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经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成为所有人内心的向往。其实，荷尔德林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于贫病交加、居无定所的阶段。他呼吁人类用诗意的生活对抗工业文明使人日渐异化的趋势，找到回归精神故乡之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后工业化和消费主义时代，更需要用诗意引导我们找到灵魂安顿之处。说到底，我们每个个体生命都会与诗歌主动或被动地产生关联。这需要结合自身的人生经验和社会观察来感悟体会。常年坚持阅读和写作，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对我来说，回归对传统文学经典的深入阅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不再满足于青少年时期的背诵和注解，尽量回溯到历史现场和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源头，走进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去，找到他们赋予那个时代的气质和富有私人性情特质的心灵曲线，反过来观照内心，继承和发扬民族的文脉传统。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学术研究，被我写作时借鉴为“以史读诗”“以诗证人”。故此，阅读唐诗宋词之前，我首先捧起历史书籍通读，尤其是关注历史细节，与同时代诗人所写的诗词相互对照，并做大量读书札记。这样的阅读，使我受益良多。

连续坚持十多年，向着历史文化源头回溯式地深入阅读，使我对中国诗歌的流变有一些粗浅认识，对富有诗意的华夏民族更加顶礼膜拜。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经典频出，《诗经》《离骚》成为中国诗歌的滥觞。秦始皇统一文字，加速了诗歌传播。汉代乐府民歌悦耳动听，《古诗十九首》意味绵长。汉高祖刘邦晚年的那首《大风歌》慷慨激昂，成为一代帝王的人生挽歌。司马相如以媚上讨好的“赋”文采飞扬，妻子卓文君的《白头吟》情深忧伤。东汉末年，蔡文姬被匈奴掳去，在北方大漠中吟出《悲愤诗》《胡笳十八拍》，至今仍令人断肠。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儒学衰退，人性苏醒，价值多元，中国诗歌第一次抵达小高峰，奠定后来唐诗宋词的基础。以曹操父子三人诗文为代表的魏晋风骨，使文学完成由汉代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诗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唐代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与之一脉相承。“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生感慨，直接启发李白发出“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仰天长叹。曹操的政治军事才能和硬朗诗风，影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诗歌写作。

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悲秋情绪，延续着前辈屈原、宋玉悲秋怀人的传统基调。曹植少年时“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激情飞扬，成为唐代王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少年偶像。曹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形象惊艳了一千多年的时光。曹操父子三人担纲，和陈琳、王粲等“建安七子”一起，“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刘勰），用刚健有力的诗句表达奋发进取的理想，感情饱满，苍凉悲壮，气势雄浑，造就出独特的“建安风骨”。这令我想起北宋时期的苏轼父子三人，但其英雄气魄和政治手腕与曹氏父子不可同日而语。

司马氏集团取代曹魏政权，是为西晋。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竹林七贤”本色登场，逃避现实，醉酒狂歌，装疯卖傻，炼丹养生。但是，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开始分化，有的投靠出仕，如山涛、向秀；有的继续沉醉酣饮，如阮籍、刘伶；有的继续保持人格独立被杀头，如嵇康。世道险恶，儒家思想衰退，很多士人的思想由孔子、老子转向庄子，表现出遗世独立的个性自由。“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看似洒脱飘逸、高流峻切的“竹林七贤”嗜酒如命、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言行很“另类”，其实内心隐藏着悲苦、担忧、不甘和活命的希望，这些成为他们诗歌表达的感情基调，深深影响到初唐时期的诗人王绩。“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王绩让后人记住的原因，不仅是他的诗“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很有名，还有他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二爷爷。

西晋享国五十多年，在高压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士人追求享乐、苟且偷生者众多，却形成了太康十年文学创作繁荣现象，但诗风转向繁缛绮靡，溺于玄风。“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陆机）“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潘岳）“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可惜，随着西晋“八王之乱”，张华、潘岳、陆机、陆云、刘琨等一大批诗坛天才，皆死于战乱之中。

晋室南迁，大批豪族和士人来到江南，为后世形成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奠定初步基础。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社会精英群体并没有痛定思痛，缺乏恢复中原之志，今朝有酒今朝醉，以追求个性独立张扬为名，过把瘾就死。玄风兴起，清谈思辨，炼丹吃药，游戏人生。玄言诗和游仙诗从此流行。豪门名将谢玄的“浪荡孙子”谢灵运不务正业，游山玩水，在文学上首次把山水自然作为审美主体和表达对象，游仙诗逐渐转化为山水诗，开山水诗之先河，顺便还发明登山专用鞋“谢公屐”。另一豪门贵族王羲之在曲水流觞中，写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感悟人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生死皆为虚诞。陶渊明孑然独立于当时的政坛和诗坛，归隐田园，种豆豆苗稀，荷锄伴月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田园诗的开山鼻祖，后经北宋苏轼等人的大力推崇而爆得大名。

“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清新活泼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乡野之风，深深影响到后来的隋朝及唐宋诸多诗人。谢灵运的侄子谢朓曾写出“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千古好句。唐代“诗仙”李白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说：“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南朝时，梁代存在时间虽不长，但以梁武帝萧衍家族为中心组成的文学俱乐部，用帝王的特权和爱好推动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许多不朽的文学经典。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及其儿子们萧综、萧伦、萧纪等，个个都是写诗作文的圣手，成就斐然，上可比曹操家族，下可和南唐后主李煜及北宋徽宗的艺术才情有一拼。梁代的一批大臣文学修养极高，“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柳恽）“林窗户稍阴，草滋阶欲暗。风光蕊上轻，日色花中乱。”（何逊）南北朝时流传很多这样的诗句，清新活泼，惹人喜爱，一大批诗坛精英活跃在短命的王朝政坛和文坛上。“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采莲姑娘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画面感极强极美，我们在中学《语文》课堂上为此心旌摇曳过。

陈霸先的陈朝前后只有三十三年，但留下陈后主这个活宝。他和张丽华的荒淫故事至今成为亡国的代名词，南唐后主李煜步其后尘。但陈后主写的《玉树后庭花》和李煜的诗词水平相比，差得实在太远！陈后主的二爷陈霸先出生在吴国籍籍无名之家，没有多少文化基因遗传。即使当上皇帝，也土气得掉渣，整天吃糠咽菜穿粗布衣，如此艰苦朴素的皇帝却培养出一个荒淫无耻的侄孙陈后主，灭亡的命运注定。但是，陈朝却出了一位著名的诗人阴铿。“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阴铿为当时流行宫体诗的文坛带来一股新风，后来唐人五律的规范已初见端倪。杜甫也佩服道：“颇学阴何苦用心”。

南北六朝的历史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除北魏和东晋享国超过百年外，南朝的宋朝最长也就五十九年，齐朝只有二十多年。王朝更迭过快，战乱频繁，国家意识形态失去控制和规范，思想禁忌不多，原来尊崇的儒家思想观念受到怀疑，士人从过去追求社会伦理价值转向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人性的觉醒改变了士人的生活态度。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为主流的“魏晋风流”成为时尚。反映在文学上，成就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诞生了山水诗和田园诗的鼻祖。“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日本文人大沼枕山的评价反映出对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

南北朝被隋代统一，隋炀帝继承文帝杨坚的皇位，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隋炀帝荒淫无道，但他是一位艺术水平很高的文学青年，曾写有两篇《春江花月夜》，比后来张若虚所谓“孤篇压全唐”的那篇要早很多。他经常到郊外打猎游玩，诗兴斑斓，“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野望》）唐宋诗人中，写《野望》诗的很多，皆受隋炀帝这首诗的启发。北宋时，为秦观赢得“山抹微云秦学士”雅号的《满庭芳》词中有句“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直接抄袭隋炀帝的《野望》。

唐宋朝代的诗词创作使中国古典文学达到高峰。元明清时代诗词创作日渐式微，清代的纳兰性德仅是昙花一现。

单罗列以上古典文学中诗歌发展的大致脉络，尤其是诗风的流变，我试图说明任何诗人都逃脱不了所处时代的限制。作者的人生故事和心灵曲线，必然反映出彼时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轨迹。如果撇开这些解读诗词，很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文字游戏。通过集中阅读唐宋时代的文学经典和历史，考证和感悟历史的细节及吊诡之处及诗人的人生轨迹之间的关联，探寻其作品背后的故事和心境变化，追随他们的脚步，徜徉在长安的曲江边，感受大唐万国来朝的阔大气象和文化自信；或荡舟于北宋汴京清明上河园和南宋杭州西湖中，惊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繁华一梦，在还原历史真实细节的基础上，把这些感悟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我创作这部历史散文集的初衷。

《长河故人来》中的“长河”，既指地理概念上的黄河流域一带，也指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时光流逝、朝代更替和文化积淀过程。“故人”是指历史上的文化先贤们，本书重点关注唐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们。“来”既指我通过阅读他们，换位思考，力图在心灵深处主动接近他们、致敬他们，探寻他们在彼时历史场景之下的人生选择和心灵轨迹，从而找出他们个体生命中以才情、品德、言行、文字等方式赋予所处时代的气质和光影，然后用饱含激情的文字表达出来，从而为自己和读者带来一些人生启迪。另一方面，也指他们“纸上来见我”，和我对话交流，对我谆谆教诲。本书“以诗证人证文”的写作角度独特新颖，由此形成的历史文化散文独具魅力和阅读快感，能让读者重返历史场景之中，获得全新的感悟。

诗性即人性。华夏民族自古就是充满诗意的国度，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致敬古代先贤用生命温度孵化出的作品，欣赏和沉迷在他们为所处时代呈现和积淀出来的独特精神气质之中，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光大。“以我之诗心，鉴照古人之诗心。又以你之诗心，鉴照我之诗心。三心映鉴，真情斯见，虽隔千秋，欣如晤面。”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这句话，同样表达出我创作的初心。真正的写作者甘愿享受孤独和寂寞，一支笔或一台电脑，便是他纵横捭阖的辽阔天地和充满想象力的精神世界。文学即人学。每一位作家写作的起因可能不同，但目的都是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滋养悲悯之心，与自己和解，在匆匆流逝的时光里，留下寻找生命意义存在的雪泥鸿爪。

诗意并不玄虚，就在我们当下日复一日的平凡庸常生活中。一个人只要有诗心在，诗意就无处不在。季节更迭，时光流水，一片树叶、一棵小草、一朵野花、一头动物、一次远行、一场偶遇等，皆蕴含着浓浓的诗情画意，发现它们，吟咏赞美它们，便是诗意地栖居。“屈原、庄子、左氏的成就一般人难以达到，但不能不会欣赏。人可以不作诗，但不可无诗心。此不仅与文学修养有关，与人格修养也有关系。读这些作品，使人高尚，是真雅。”（顾随《中国古典诗词感发》）

一个人欲“真雅”，内心富有诗意才是根本。

我愿为追求“真雅”的生命状态而枕诗入梦，并期待梦中与您相逢。

是为自序。

（杨满沧，故乡河南，现居北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协理事、专栏作家、管理学博士。近3年来，先后在《读者》《黄河》《海外文摘》《散文选刊》《青岛文学》《牡丹》《胶东文学》《金融时报》《金融文坛》等二十多家报刊发表历史文化散文随笔60多万字。公开出版历史文化散文集《长河故人来》（作家出版社），曾连续获得“2023年/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一等奖”等多项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