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冬，笔者参与了续修河合《刘氏家谱》之族事，研读了河合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旧家谱，发现御驾庄、西轵城、绮里、贾庄（克井）、碑子和北街等地的刘姓，是从当年的河合村迁出去的。这些刘姓不仅与河合刘姓同宗同祖，而且世序辈分用字也基本相同。
那么，这些刘姓迁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水灾！准确地说是水淹河合！
1982年秋，笔者抽调在《济源县民政志》编写组，因家居河合，就重点采写了河合历史上的水灾情况，故民政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河合村有一块碑文载：“常思六灾之中，水患居首。余村北逼近于河，乾隆年间两次涨水，村中所被之害，已不堪言……自光绪三十三年与‘中华民国’四年，八年之内两次涨水皆为农历六月二十四，冲塌村中神庙民房者，男女老少无不观之而伤惨。”
1915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暴雨倾盆，济河、蟒河、湨河上游山洪暴发，洪水像三头猛兽直扑平原。正如旧县志载：“……山洪骤发，万谷併流，直撼垒堞”“登城瞰眺，厥势若吞”。三条河水汇聚到河合村东北三岔口处，河道窄小，三水顶托，水位骤增。洪水溢出深达20米的河槽，越过大堤，向河合村汹涌扑来。
是日凌晨，村里水位迅速高涨，屋里灌满了水，桌椅家具，水缸面瓮，锅盆之类到处漂流，麦秸垛也漂在水上，天地一片苍茫，霎时间墙倒屋塌。风声雨声雷声，孩子哭叫声，大人呼救声乱作一团。房脊上、树上、麦秸垛上都爬满了人。浑浊的水面上不时飘过牲畜的尸体和散落的房梁、门窗、箱柜等物，惨不忍睹。
待到辰时，大水淹没河合的消息传到县城，县衙门筛锣撞鼓，衙役们于城镇三关四街呐喊，报灾于镇民，动员各生意家饭铺烙烧饼。城镇居民奔走相告，筹集救灾物资，并挑选水手过河救灾。水手们于河合上游御驾庄过口凌空扯拉绳索，将烧饼等救灾物资放于筏上，顺拦河绳索撑筏过河。救灾人员进村后，蹚着齐腰深的水，头顶食物，见人即发烧饼。
连续几日，邻村赵礼庄、王礼庄、御驾庄等村的仁人志士，发动乡民筹款筹粮放赈，并在河合村支锅赈饭。
水灾过后，村民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时有前清举人刘孟举等人发动村民撰碑文，备酒宴，八人大抬沿村敬酒，并请大戏以致谢意。同时，上书知县请求免粮，又四处筹款捐钱。时四川成都等地的商家也纷纷捐款。商民刘济东劝四川善人捐银救灾筑堤。村民们无不踊跃筑堤围堰，以后逐年将大堤培土增高并植树护堤。虽1938年又遭一次水灾，大堤决口数处，但危害不大。
历史上的济水、湨水对河合村的危害远不止这些。村里有一口明代万历年间的大钟上载，河合村当时有刘、韩、杨、商、郭等十几个大姓，几千口人。
由于水灾及其他灾害，村民纷纷逃难或迁居他处。新中国成立初，村里只剩下刘、韩、杨姓等250余口人了。当我采访口碑资料时，高龄老人仍可指出商家胡同的方位。河合村南洼地即邱礼庄方向就是水灾后的泽国。村民犁地，不时可以翻出砖头瓦片，那是历史上大水冲垮河合村的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人民在湨水上游兴建水库及其他水利设施，河合村又加固大堤，30余年平安无事。
1982年夏，暴雨连降五天，山洪暴发，河合大堤又被冲开一缺口，霎时，村西水深没膝。村党支部迅速组织民兵以麦秸、树枝、麻袋抢险堵口，县委副书记张性勇亲临现场指挥，很快就排除了险情，使河合村免受水害。（见1985年《济源县民政志》第117—120页）
河合1952年《刘氏家谱》谱序载：“河合村位居湨南，水常泛滥，遂有避患，长次先后移居四方者，则有西轵城、绮里村、城北街、御家庄等村。”其实，该谱序记载的并不全面，比如移居克井的贾庄村、北海的碑子村的刘姓就没有提到。
那么上述村庄的刘姓是什么时间、哪个世辈移居出去的呢？
这里先捋一下刘姓脉络。河合刘姓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从山西洪洞移民到河南济源的，始祖名叫“二户”。二户在河合村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到第四代，谱序载“祖传四世，分支三门”。因河合常发大水，三门中的长门九世孙刘志昌率先带领全家移居到西轵城。什么时间移居出去的呢？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刘氏家谱》载，是“康熙六年”（1667年），距今已有358年的历史了。
如果说“二户”是河合刘姓始祖的话，那么九世孙刘志昌则是西轵城刘姓的“迁居祖”了。刘志昌是位饱学之士，时为康熙年间济源县的“地师官”，看风水、占卜、相宅、选日子是他的长项，故同治谱有“康熙六年卜居”轵城的记载。“卜居”二字，足以说明移居是件大事，必须占卜才能定下来移居的时间和地点。
笔者将河合刘姓迁居西轵城的世辈进行了排序，(以数字为世序)：
①始祖二户→②举→③举长子顺→④顺长子干→⑤干长子恺→⑥恺长子东→⑦东长子爱→⑧爱长子本英→⑨本英三子志昌。
从世序中可以看出，西轵城的刘姓“迁居祖”是河合刘氏的九世孙刘志昌。刘志昌的四个儿子思雷、思恭、思修、思齐及其下辈后人在此不作详述。也就是说，刘志昌是河合刘姓“祖传四世，分支三门”中的长门“干”的后人。
再谈移居御驾庄的二门“敖”的后人刘自新。刘自新（同治十一年谱中载为志新）为河合刘姓的九世孙。御驾2005年《刘氏族谱》中刊载“九世祖刘讳自新之神位”的彩色照片，似有以刘自新为御驾庄刘姓的“迁居祖”之意，其实刘自新的父亲（八世）刘本渊才是御驾刘姓的“迁居祖”。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刘氏家谱》明确记载：“本渊配杨氏三子长志德次新三志显移居御驾庄。”那么，御驾庄为什么供着九世祖自新的牌位呢？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一是后世修谱人没有见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刘氏家谱》的原始手抄本；二是刘自新的名气较大并首次续编《刘氏家谱》，其孙之祯也不同凡响；三是移居御驾庄时或许以刘自新为主，带着父母及大哥志德、弟弟志显一起移居去的。但这种解释有违“有父不显子”的常理，故笔者对移居御驾庄刘姓的“迁居祖”存疑。
刘自新是个有本事的人。他的职务是“本县医学训科升授河南福府医院吏目”，是主管县级医疗卫生的政府官员。
笔者认为，刘姓二门后人移居御驾庄的时间也是康熙年间，和移居西轵城的长门刘姓后人为同一个时期。
笔者将河合刘姓迁居御驾庄的世辈排序进行了梳理（数字为世序）：
①始祖二户→②举→③举长子顺→④顺次子敖→⑤敖长子章→⑥章次子天禄→⑦天禄三子守祖→⑧守祖次子本渊→⑨本渊次子自新(志新)；其后是自新长子思忠→思忠长子之祯。
这十一世孙之祯也学问了得，为济源县的“阴阳学训术”（地师官）。据传，之祯曾参与过山西“皇城相府″的堪舆工作，深得相府的赏识。
为什么刘姓长门后人、二门后人在康熙年间先后移居到西轵城、御驾庄呢？笔者推测康熙年间河合曾发了一次大水，冲塌房屋无数，有能耐的刘姓族人为长远计，便移出了河合。
那么绮里的刘姓族人是在什么时间移居去的呢？是上述水灾背景下移居的，还是其他原因移居的，不详。清代谱中也找不到记载，只在1929年修的《刘氏家谱》中出现了“河合村、御驾庄、西轵城、绮里村各存总谱一本”的字样，这才有绮里刘姓的信息，但没有相关资料印证，故不知刘姓迁居绮里村的时间和世序辈分以及名字。
与绮里不同，克井贾庄和北街以及碑子刘姓移居的信息，谱中有载。
同治十一年（1872年）《刘氏家谱》首次记载移居克井贾庄的是十二世“印才、印旺、印富”；“印信”是先移碑子后又移居到了克井贾庄；移居碑子村的是十二世“印福、珍敬、珍玥”；移居城内北街的是十一世“之英”“之保”。
由此，笔者推断，刘姓十二世孙应该生活在清乾隆年间，因乾隆年间河合又发了一次大水，致使悲剧重演，河合刘姓族人便各显神通投亲靠友，迁居到贾庄、碑子、北街等地。这也和河合石碑上记载的“乾隆年间两次涨水，村中所被之害，已不堪言”叙述相合。
留在河合坚守祖根的则是刘氏三门“琰”的后人了。三门的世辈排序为:
①始祖二户→②举→③举长子顺→④顺三子琰→直至传承到如今。晚门出长辈，这就是河合刘姓三门人辈分高的原因。
是不是留在河合的刘姓都是三门的后人呢？也不是。移居四方的河合刘姓都是在八、九世孙以后出去的。他们只是长门二门的分支后人，而不是全部后人。所以长门、二门仍有后人在河合居住。由此笔者推测，河合刘姓中有部分辈分较低的人应该是长门、二门的分支后人。
为调查研究刘氏移居四方之详情，笔者曾拿着清代和“中华民国”的《刘氏家谱》，先后与克喜、克兴、宪宏一一寻找从河合迁居到御驾庄、西轵城、绮里、贾庄（克井）、碑子、北街等村的刘姓后人，了解到他们的世序辈分与河合刘姓基本相同，但大部分人不知道为什么从河合迁出来。
综上所述，尽管历史上有过岁荒年乱、兵灾匪祸、外地经商等原因短暂离乡背井，但他们穷家难舍，故土仍存，还是要回来的。唯有频发的滔滔洪水如猛兽般吞噬河合，才使他们一无所有，被迫无奈才离开家乡另谋生存。
追今抚昔，感慨万千。欣逢当今盛世，生活幸福，国泰民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湨河几经改造，清淤除泥，捋直拓宽，旧貌变了新颜。而今岸坚堤固，玉石栏杆，野鸭戏绿水，平湖映白云，高有三春柳，低有四季花，女士岸边跳操舞，男子依栏垂钓钩。湨河已变成风景河、时尚河、灯光河了。河合也变成商铺林立、楼高路宽、车水马龙的富裕而幸福的居委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