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通过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不仅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而且强调体制机制建设是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动力。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释放城镇化的巨大内需潜力，提高城镇化水平与质量，需要切实落实以下四个措施。
发挥“市场－政府”的协同作用机制
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涉及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协同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关系，有效地调节着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用效率。市场力量推动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同时，市场也通过创新和竞争，推动了新型城镇化中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提高了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当然，需要重视生产和消费过度集中所带来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而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解决的。
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扮演着规划者、监管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不同于欧美国家以市场机制为主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在国家宏观层面制定城镇化的总体道路和发展方向，如将国土开发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功能区，分类引导城镇化发展；而地方政府是推进城镇化的具体执行者，不过，由于在行政级别、行政区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能力差别较大。一些省会城市“集全省之力”快速发展，而许多中小城市获取的资源有限，处于发展的劣势。因此，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
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至关重要。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助于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吸引相应的生产要素以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以劳动力要素为例。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区，可以提高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尽管中小城市放松了户籍限制，但一些特大城市还有较强的约束。这种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劳动要素在城市间的错配，既降低了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不利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率提升，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与收入水平。为此，《决定》中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以技术要素为例。在城镇化过程中，技术要素的合理流动可以加强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提高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生产率。然而，当前我国技术分工趋于固化，技术要素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形成了技术输出和流入的“闭循环”，导致欠发达地区多处于技术链的中低端，难以获得新一代技术要素，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缓慢。因此，有必要促进技术要素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打通地区间、上下游间的技术壁垒，促进欠发达地区、技术链中低端地区的产业升级。比如：通过培育引进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链主”和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专精特新企业集聚，打造协作配套紧密的产业集群。
明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与方向
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通过集中资源和政策支持，可以在这些地区实现城镇化的快速提升，进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形成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以冀中南、皖北、鲁西南、豫东南、湘西南等城镇化潜力较大的集中片区为重点，兼顾其他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县（市、区），在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方面加快突破。这一行动计划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与方向。加强以下几方面建设，有助于提升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一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特色产业，同时培育新兴产业，以产业集聚带动城镇化发展。二是促进产业园区提级扩能。整合提升现有产业园区，建设高水平专业化园区，提高园区的承载力和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三是强化产业发展人才支撑。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满足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四是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县城和中心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
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经济已成为我国空间经济集聚的重要形式，但目前都市圈尚缺乏统一的协调与管理机制，导致都市圈的同城化水平与分工协作能力还有待加强，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市的拥挤效应较强，城际通勤效率较低；中心特大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还存在职能上的同质化竞争，产业分工不强，且同级城市间存在产业恶性竞争所导致的市场分割；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重大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难以形成合力发展。为此，《行动计划》指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活便利共享，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这无疑为新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也为现代都市圈的培育提供了行动指南：推进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建设，降低核心大城市的通勤成本；促进核心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优化空间结构关系；超大特大城市要有序疏解过度集中的教育、医疗资源，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
完善新型城镇化的保障体系
交通信息基础设施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特别是推进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的发展条件。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是连接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纽带，能促进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资源配置，加速经济发展。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人员流动，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可以使偏远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城市化的便利，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缩小城乡差距。但鉴于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不高等特点，需要政府为主，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统一大市场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面临着市场监管体系不统一、市场运行效率低下、市场分割等问题与挑战，这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不利的，需尽快建立起统一的大市场。统一的大市场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城镇化提供持续动力的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还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因此，只有形成完善的、统一的大市场才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真正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根本保障。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对这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为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这需要大力推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即：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提高生活质量。同样地，提升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也均需要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做支撑。这样能吸引人才和资源向中小城市和潜力地区流动，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来源：《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