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八章 改革开放四十六年民生变化
（1978年~2024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农村改革开放政策的强力推行，各生产队先后实行了联产计酬、小段包工、包产到户等步步深入的农业生产管理责任制，党的农村改革措施逐步得到落实。1983年春，随着分田到户政策的落实和生产队集体财产的拍卖，标志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取消。
在农村管理体制急剧变革的同时，宋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迎来了比周边村庄明显且优越的发展机遇。从1981年开始，随着济源工业项目的连续上马，宋庄的耕地不断被企业征用，济源市玻璃厂、济源市氧化铝厂、济源市水泥厂等中小型企业，纷纷在宋庄的土地上落地开工；特别是规模急速扩张的玻璃厂，先后扩建了六机窑生产线和浮法生产线，继而又上马人造花厂和铝型材厂，十多年间共征用宋庄土地近500亩。到1996年，宋庄被县、乡两级企业先后征用的土地超过700亩；加上城市道路扩建和本村20世纪80年代住房统一规划以及村办企业、村建学校先后占用的土地，到20世纪末，宋庄原来的1000余亩土地，几乎被征占殆尽。
正是由于以上特别的机遇，从1981年到2020年40年间，宋庄的经济和民生走过了一段暴涨暴落的路程。
这段路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3年。这个阶段，虽然实行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土地经营管理责任制，但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经济公有制性质并没有完全改变。在此期间，大队（指村集体）先后购买了履带拖拉机、旋耕耙、播种机、收割机、打麦机等大型农机具，实现了全村土地统一犁耙、统一播种、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技术指导的农业生产管理机制，为粮食生产提供保障。
1983年，各生产队在上级的指导下，虽然进行了财产拍卖，取消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模式，但是国家的粮食征购政策还没有被取消，农业收入仍然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村党支部为了继续组织好全村的农业生产，就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安排全村的农业生产。一到冬耕时节，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宋锡禄天不亮就赶到田间地头，查看耕作质量，督促耕作进度，然后打开广播喇叭，通知各家各户施肥播种。
这个时期，虽然县办企业征用了一部分土地，有一部分劳动力以占地工的名义到企业当了工人，但粮食产量并没有减少。存档资料显示，1977年，全村粮食亩产839斤，总产762888斤；1983年，粮食亩产907斤，总产952300斤；亩产总产都比1977年有明显提高。
第二个阶段是1983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是宋庄经济最为活跃的时期。主要因素是随着市氧化铝厂、市水泥厂落地投产和玻璃厂六机窑的扩建，虽然土地和农业收入减少了，但是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数进厂当了工人，最多时超过300人；务工收入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同时，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厂当工人的中年甚至老年劳动力，也成为依附于企业的就业者，比如为企业服务的运输队、装卸队以及路边小商店小饭店等。宋庄很快成为当时城关公社的明星村、“暴富村”。
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前后的七八年间。这个阶段是宋庄经济民生的低谷期。主要原因是1997年以后，随着国家指导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在原来宋庄地域内建起的企业，大多数或破产或停产或搬迁。本来在这些企业上班的宋庄青年劳动力，大多数成了待岗人员。很多家庭夫妻双双失业，大多数家庭经济收入锐减。在这次企业改制浪潮中，宋庄经济遭受的最重大损失是2001年奔月集团（即玻璃厂）破产时，原来宋庄以借款方式寄存在玻璃厂账户的800万元征地款，全部被“破”掉了；因为按照《破产法》的相关条文，这笔借款属于集体资产性质，企业破产清账时就被列为第二序列，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补偿。
第四个阶段是2005年以后。这个阶段，村党支部面对宋庄已经成为“城中村”没有可耕种土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先后在中原国际商贸城建成3幢商业楼，沿太行路建成吉安阳光花园小区门面房，再加上一部分出租土地的租金，年收入逐步增加到500多万元。村集体利用这些资金，先后完成了全村供电线路改造，为全村380多个家庭架设了燃气管道，让全体村民从此告别了烧柴烧煤做饭的历史。2022年，又采取群众集资的办法，铺设了冬季供暖管网，全村居民从此告别了寒冬难耐的旧时光。
经过居委会两委、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2009年到2010年，宋庄连续三年被天坛街道办事处评为“明星居委会”。2018年，宋庄党支部被济源市委组织部命名为“五星级（示范）党组织”。2022年，党支部书记黄新红被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党风带民风。2022年，在宋庄居委会举办的第三届“好婆婆”“好媳妇”评选活动中，李双娥、董进兰、燕翠娥、许克花、李素琴、刘小景被评为“好婆婆”。高银风、孔兰如、苗书琴、郑迎平、杨晓、张新花六人被评为“好媳妇”。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部分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逐步走上了自我谋生自主创业之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纷纷崭露头角，成为新时代引领宋庄经济发展的旗手。
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宋庄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群众的生活面貌，本章以原来的6个生产队为基础，在每个生产队随意挑选出5到10户为调查对象，以1978年农村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为时代起点，以1983年生产队财产拍卖、集体经济解体以后的40年民生变化为重点，以家庭为基本调查单元，选取具有时代特征和标志性意义、能够反映时代进步步伐、并且具有一定生活场景的事例，对他们40多年来的家庭发展予以画龙点睛式的扫描，力求如实记录改革开放46年来宋庄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变化。表达形式均以第一人称（讲述人）回忆自述为主，选取诸如自谋职业、艰苦创业、上学就业、吃穿住用、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就医劳保以及结婚生育等各方面的生动事例， 如实记录一个个普通家庭生产生活变化的历程，为时代留下不灭的印记。
本章共辑录短文36篇，按居民组（即原来的生产队）顺序编排 ，每篇1页。编辑过程中，发现赵天中先生采写的《二十年风雨创业记》，内容充实，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民情跃动的场景，不忍过多删改，且置于篇首。
二十年风雨创业记
讲述人：黄习会，1953年出生，第三居民组。
在1983年大包干以后的20多年里，我先后贩过烟叶，开过小商店，贩运过木材，甚至还和别人合伙开过公司。回想这20多年的创业经历，许多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地方建起小卷烟厂，一时烟叶抢手。我和本队的郭秋商量以后，希望能去他老家孟津收购烟叶挣点钱。当时，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到农村走乡串户收购烟叶，收后再带到温县城去卖。前后半个月跑了两趟，挣了七八十元。后来见烟叶收购难，就回来了。
回来后，得知城关公社在宋庄村后的预制厂内建了一个小卷烟厂，正缺烟叶。我托人打听，说是山西侯马一带种烟多，于是和一队队长黄存斌合计后，找到卷烟厂负责人老卫商议后达成协议：烟叶收回来后按每斤1.45元卖给烟厂，数量不限。于是，我和存斌两个就带了四五千元，乘车到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的一个亲戚家住下，在当地走村串户收购烟叶。经过半个多月奔波，刚收了 3000 斤烟叶，又听说烟叶市场并没有完全放开，供销社可能要查扣烟叶。我们担心出意外，就赶忙收了 1000斤葵花籽饼，装车时装在上面，以遮人耳目。好在回来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
到家后，我们把烟叶卸在存斌家，第二天就去卷烟厂见老卫。老卫说上面有通知，小烟厂要停办，烟叶不收了。我俩一听大惊，不由他分说，就用平车把烟叶全部拉到烟厂，再与厂方理论。经过两天僵持，最后达成协议：烟叶厂方全收，但要降价两毛。这次买卖，算下来总共挣了600多元，与预计的收入相距甚远。但与当时上班族的月工资三四十元相比，已经是高效益了。
玻璃厂六机窑建成投产后，宋庄组建的小马车队的运输能力明显滞后，不少村民纷纷筹钱购置小拖拉机搞运输。小拖拉机一车能装4吨多，是小马车的3倍，跑得也快。我就不失时机地买了一台拖拉机，加入了宋庄运输队大军。开着拖拉机，虽然挣钱多了，但是装车卸车的活太重。每逢原料到站，人们都是挤破头抢着装，动作稍有迟缓，可能就拉不到货。为了抢生意，妇女也都跟着自己的丈夫装车卸车。我爱人体质不好，干不了这种力气活，只能在家做饭，我只好自己顶着干。
一天清晨，我在货场修拖拉机，发现一个穿着破烂的十六七岁男孩一直在我跟前看着不走，一问，才知道他是洛阳偃师人，名叫李保国，是坐火车流浪到济源的，想跟我干活混口饭吃。我看小伙子挺实在，就把他带回家，换洗了衣服后，让他随我出车干活。这孩子能吃能干，每天随我早出晚归，寒来暑往，一直跟着我干了4年。由于有了这个助手，我的拖拉机拉货最多，引得同行们羡慕不已。我粗略算过，当时每月能挣1000多元；前后4年，最少能挣5万元。李保国走了好多年，我至今还不时想起他。
1993年玻璃厂铁路专线建成后，宋庄小马车队运输队停业了，我就接着参加村里的装卸队。这一时期，玻璃产品骤然走俏，六机窑迎来了最红火的年代。每天厂大门前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热闹非凡。我看准这是个商机，就赶紧抓紧时机，在路边搭了个简易房，开了个小卖部。
小卖部主要经营烟酒饮料等小百货，平时主要由我妻子李小玲照看，我空闲时也去帮忙，基本上每天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风雨无阻。俗话说，家有万贯不如片店。看似不起眼的小商店，收入其实比我干装卸还多，每月收入不下4000 元。
小商店经营了4年，大概挣了十六七万元。后来，公路边不准私搭乱建，小卖部没地方安置，只好作罢。记得小卖部停业时，家里还有20 万元存款。
小卖部不干后，我专干装卸工。比起小卖部，装卸工出力大挣钱少，我总想再做点什么生意。一天，我无意中看到，给玻璃厂送包装箱木材的客户看起来个个都很阔气，心想贩运木材可能很挣钱。于是就有意接近他们，向他们了解木材生意情况，还拉他们吃饭。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张金典的客户愿意帮我做点木材生意。
2000年9月，我带着6万元现金，和张金典一起登上了去东北的火车。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下车后，我们和一个叫李文学的木材老板订购了一批木材。20来天后，他给我俩每人发了一车木材。回来一算账，一车挣了2.8万元。初次上手就获得如此高利，令我激动不已。于是，在家没住多久，我就又去了依安，当年11月又发回了一车木材。12月份，我又去了一次，心想春节前能再发一车，可是到依安后，发现木材资源紧张。一直待了半个月，李文学也没有买到木材。后来，他对我说：“你给我留下2.7万元买树钱，你先回去，我买到树后通知你来加工发货。”因前两次发货比较顺利，我把钱给他留下后就回来了。回来后，左等右等一直没有消息，我立马又坐车赶了过去。见到李文学，他说树没有买到，钱用到别处了。我还听别人讲，他实际买到了，因为有人出高价，就把木材卖到别处了。我不知真假，只能追着他要货款。直到腊月二十快过年了，他才给我凑了1.9万元。我也没办法，只好打道回府。
正月十八，我立马又坐车赶去依安。东北地区种植的杨树都是在地边渠旁，春天小麦拔节以后，再伐树就要毁坏麦苗，不能砍伐树木，也就没有木材可买，我只能催要剩余的8000元货款。一直到4月25日，他才把剩余的钱还给我。我去时家里还天寒地冻，坐火车回来时看到沿太行山边的小麦已经泛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到家后，又听说湖北能发木材，我和伙计便赶到湖北考察，看到当地木材确实不少。只是湖北高温潮湿，不像东北干燥寒冷，堆放木材很容易发霉变质，尤其是火车发运，密不透风，时间又长，后果难以预料。我俩一连去了两次，最后还是放弃了。
后来又听说甘肃张掖有木材资源，于是我俩又一块坐火车去了西北。火车是慢车，人很多，我们从洛阳一直站到兰州，后来在张掖一个叫平板堡的地方下了火车。下车时腿脚肿胀，路都走不成。那里木材不少，气候也干燥，只是木料加工没有东北的规范，包装松散，影响装车数量，但是一车也能挣2万元。我前后去了6次，共发了7车木材。
发完木材后，我发现玻璃厂效益越来越不好，要账特别困难。当时厂里还欠我12万元，又听说有些老客户竟有六七十万欠账，我不敢再发货了，赶紧找关系催要欠账。2003年玻璃厂破产时，我还有3.5万元货款没有要回来。后来，六机窑清算破产资产，我只好把3.5万元欠款折算成大炭，转手卖给了公路段柏油厂，算是赊三不如现二收了场。
2005 年，有一个叫张正军的人和另外几个人在村边建了一个微粉厂。微粉厂生产就是把钢铁厂的水渣经过研磨加工成细粉，供给水泥厂作原料，工艺简单，应该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我同张正军商量后，入股 10万元参与分红，同时进厂当工人，月薪600元。我在厂里干了两年后，发现生产设备由于先天性缺陷，电耗很高，生产效益一直欠佳，前景堪忧，于是就向厂里提出退股。但因为利润分配，厂方故意克扣我，双方争执不下，大闹一场。后来经过谈判，他们给我退了 10万元股金，分了2.15万元红利，了结了此事。据我后来了解，有些股民只分了一次红利，股金根本就没有收回，我听后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吃大亏。
微粉厂结算后，我感到年纪大了，家里也有了积蓄，不想再到外边奔波了，就去吉安阳光花园当了8年保安。如今，家里儿子儿媳大学毕业后，都在市里找了合适的工作，也都买了小汽车。我和老伴就在家照看两个孙子，一家六口，美满幸福。
汽车司机黄发忠
讲述人：黄发忠，1966年生，第三居民组
我于1984年参军，在部队是汽车司机。由于家中兄弟姊妹多，父母年纪大无力操持，便早早给我们兄弟三人分了家。兄弟们的盖房和结婚大事都是自己设法解决的。
1991年，我开始给别人开车跑运输。1993年亲戚连襟家想做汽车运输生意，和我商榷后，共同筹资10多万元买了一辆新车。当时，运费虽然不高，但是货源充足，车主不用找活，基本上是货主找上门。我有时也出车，但主要精力用在管理上。当时的汽车质量没有现在的好，零部件易损坏。一旦发现问题，我就立即抢修，尽量避免耽误出车。我们共同经营了六年多，中间换过一次新车。六年多的经营，基本平稳。虽然没有挣住大钱，但是基本收入还可以。
车卖后又去给别人开车，一心一意下力气干活。开车比普通上班族收入高，但是风险也比较大。俗话说手握方向盘，脚踏鬼门关，稍有不慎就会出事。在开车路上，时常看到侧翻在路旁面目全非的车辆，看着叫人胆战心惊。自己也曾下车去抢救过负伤的同行们。每当见到这一幕我都会告诫自己，为了妻儿，为了这个小家，一定要谨慎小心，绝不疲劳驾驶，不开赌气车。尽管自己如此小心，还是发生过一次不太严重的追尾事故，赔了人家4000元，让我长了不少的记性。
2006年，我外甥找到我说，他有个熟人在豫光金铅集团一个分公司当经理，那里货源充足，如果自己有车的话，生意一定不错。我听后便动了心，俩人合伙花15万元买了一辆北京产的欧漫货车，再次做起了货运生意。豫光是大型国有企业，生产稳定，货源充足，运费结算很及时，也不拖欠。我俩铆足劲干了整整二年。后来，原先购买汽车的北京厂家找上门说，愿出13万元把汽车回购回去，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新车开了两年，只出2万元折旧费，这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我俩果断把车卖了。两年时间每人挣了20多万元，算是走了一段好运。车卖后，我又重操旧业，重新给别人开车。
2021年，我把家中房屋重新进行了装修，准备给儿子办婚事。儿子当年结婚，彩礼、购买“三金”连同置办家具等共花了30多万元。如今，儿子在济源钢铁公司上班，儿媳在中医院当护士，一家四口，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一勤二俭家业兴
讲述人：黄同立，1951年生，第六居民组
1983年实行大包干后，我和妻子素花整天辛苦忙碌，唯恐养活不好两个儿子。素花在家除做饭带孩子外，还要养猪和养鸡。一头猪养到出栏得一年多，卖上一百来元，也不舍得给孩子买件新衣服，全部存进银行。养鸡下的鸡蛋，家里舍不得吃，差不多都是一元10个卖掉。五队改样妈当时有病，需要吃鸡蛋增加营养，有段时间鸡蛋都卖给了改样家。因为是本村人，给改样家鸡蛋时往往多给一个。后来改样妈病好不再要鸡蛋，家里鸡蛋攒到四五十个，就由素花拿到西关集市上卖掉，一次大概能卖四五元钱。我当时在大队当现金保管员，大队每月补助60元，单靠这点钱是顾不了家，我就寻思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村里规划盖房前，大家住的都是一层的瓦房。有的人家便在屋子里用小水泥板铺成楼，好存放粮食。我见这是个商机，就买了钢筋、水泥，在南洼地就地取材挖了些沙子，做成小楼板卖。没想到买家还不少。楼板做好以后，我还负责给人家铺装。就这样，断断续续干了两年多，收入还不错。1986年，村里开始大规模规划盖新房，老房子都要扒掉，这生意自然也就停止了。
大包干开始后的那几年，家里存粮一年比一年多，我都没舍得卖掉。1986年5月份，各家面粉厂小麦库存骤然告急，面粉价格从每斤0.25元很快涨到每斤0.6元。我见机会难得，就把家中存放的4000多斤小麦全部换成面粉卖掉，卖了2000多元，家里算是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没有多久，面粉价格就又降了下来。
2008年，生产队调整土地，我家分的地是队里原来的菜园地，土质肥沃，浇水很方便。当年，我在自家地里种了二亩大白菜，长势很好。11 月份，大白菜快收获时，突然气温骤降，下起了漫天大雪。我怕白菜被冻坏，就和素花冒着风雪严寒，把大白菜全部砍掉，堆成几个大垛，盖得严严实实。这场大雪，让地里长着的大白菜冻坏很多，受损严重，市场上大白菜售价由每斤5分钱涨到1角6分钱，我因为动手早，大白菜没受啥损失，往煤矿和耐火厂卖了1万多斤，收获了2000多元，算是摊上了一次好价钱。
1989 年，我家盖房时，为了省钱，在村南洼地挖了好几车大沙，盖这座房大约花了1.1万元；1990年，又花了1.4万元盖了第二座房，两个儿子每人有了一座楼房。
诚信作舟闯商海
讲述人：李新忠， 1973年生，第六居民组。
1992年，我在玻璃厂技术分厂参加了工作。在工作中，凭借着认真负责和踏实苦干，深得公司领导的认可，走上了车间主任的岗位。
后来，市场形势变化，玻璃厂停止生产，我下岗后在一家私企负责生产管理。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多次跟随领导出差，见识了外边五彩斑斓的世界，一次次受到触动，我下决心要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
2012年，随着房地产业的蓬勃兴起，与之相伴而生的厨卫行业市场空间很大。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辞职下海。考察市场后，我在村口办起了个实体店，开始经销厨卫家具和电器。
随着晶钢门行业的兴起，加上以前自己从事过玻璃深加工行业的经历，于是我决定改做橱柜门的生产和销售。为了掌握技术，我远赴广州参观学习、考察设备，回来后立即组织生产。我和妻子既当老板又当工人，生产地点就设在自家楼上。楼上屋子既是仓库又是车间，规模虽小，但生产流程却很规范。压膜、合框到包装都很完善，一步步摸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寻找最高效的生产营销方式。当别人为降低成本而选用劣质的材质时，我坚持使用优质的材质不动摇。为了扩大销售，我带着名片和样品，到家电市场一家家去走访，凭借着自己优质的产品和业务能力，逐渐得到了顾客们的认可，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干了两年多，客户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家里的生产条件已无法满足生产需求，于是在2014年将生产厂房搬到泥河头建材市场一家厂房里。为了扩大生产，我又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同时也招了3名工人，除了生产橱柜门外，又增加了生产洗衣机柜和酒柜的业务。我们在厂里也起了小灶，吃喝都在厂里。日子虽然辛苦忙碌，但是生意风生水起，心里感觉很充实满足。随着业务的进一步拓展，泥河头的场地也适应不了生产需求。2017年，经与居委会协调沟通，我又把生产场地搬到公路边宋庄的仓库房内，工人也由原来的3人增加到6人。我的业务除占领济源市场外，另在吉利、柏香等周边地区也发展得很好。同时，我们的设备也在不断更新改造，生产也更加高效便捷。
我们的女儿乖巧懂事，很爱学习，我们也尽力为她创造好的学习条件。2017年女儿从济源一中毕业后，到广州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入济源“市民之家”工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