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五节 从收音机到电视机的变迁
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矿石收音机可以算是“高科技”了。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可以只有一个线圈、一个可变电容、一块用于检波的矿石和一个耳机组成核心部件，把它们与室外架起的天线连接起来，就可以收听电台广播。由于起检波作用的天然矿石起关键作用，所以就叫矿石收音机。在那只能在街头看唱戏听说书的年代，这个小玩意儿居然能够听到千里之外的说话、唱戏或唱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的宋庄小学教师李安邦，就制作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让学生们轮流戴上耳机听上几分钟电台广播，学生们便高兴得欢呼雀跃。
矿石收音机最大的好处是不用电，最大的缺点是声音太低。要增加音量，唯一的办法是在天线上下功夫，把天线做成网状，并尽可能把天线竖得高一些，把地线埋得深一些，可以稍微增大一点音量。但是，把天线竖得太高，同时也增加了被雷电击中的危险。1962年的一个夏夜，大雨滂沱，电闪雷鸣。早晨，在潘村上高小的宋庄十多名学生，一到学校就听说赵老师被雷电打死了。据说，他死时就坐在办公桌前，头上还戴着耳机，那雷电就是顺着天线把他击死的。人们都说，他门前竖立的天线杆子是那一带最高的，那雷电无疑就是顺着天线传到他屋里的。
矿石收音机使用的时间有十年上下，也说不上普及，但那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是民众使用无线电时代的开始。当年刚刚成年的那一代人，大多数曾经自己摸索着做矿石收音机，其中至少有李鸿会、黄新法、李士诚等几个人。
对多数平民百姓来说，收听有线广播，是他们聆听远方“天使”召唤的真正开始。县广播站成立于1958年。农村刚通广播时，全村只安装了一只喇叭匣子——就是在一个大约30厘米见方的木盒子里安装一只舌簧喇叭；盒子正面挖有一个圆洞，蒙着一层花布。广播音频信号是通过铁丝导线传输的，并且是和电话用的是同一根导线，如果广播时有人打电话，就会互相串音，所以有时听广播还能同时听到打电话的声音。由于传输广播信号用的是一根导线，需要有地线才能构成回路，因此地线埋得深浅，甚至土地的干湿状况都对喇叭的声音有影响。有时喇叭声音低了，就让小孩子往地线上尿点尿。
有线广播每天分早上、中午、下午三次播音，每次大约一个半小时。常常是快到广播时，就有不少人站在广播匣子底下等着；十多秒钟的序曲一完，先是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的重复呼号：“济源县广播站” ——“济源县广播站”，紧接着是济源新闻和音乐、戏剧等节目；大多数人一直听到播音结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第一代播音员中的女播音员刘玉珍，当时是宋庄村西边的小刘庄人，十年后嫁给了清华大学毕业的李鸿祥，成了宋庄的媳妇。
有线广播伴随人们生活很多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获取新闻信息、享受文化娱乐的重要工具。1969年全县大办广播，各公社建立广播放大站，要求家家户户都安广播匣子，创建“喇叭村”。
20世纪60年代初期，虽然又有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但价格昂贵，不通电的地方还没办法用，并没有真正进入老百姓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以其携带方便为最大优点，开始进入家庭。但刚面世的半导体收音机价格不菲，一台二波段袖珍收音机售价几十元到百十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所以有些懂点无线电知识的人就开始琢磨买零件自己组装收音机。
1968年，文革风暴依然强劲，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一起毕业。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李鸿祥买零件自己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他三弟李鸿钊玩，自然就成为他弟弟炫耀之物，经常拿着收音机到邻居家玩，和同龄人一起爬到平房顶上，一起摆弄那台收听效果并不算太好的收音机，一边乘凉一边收听电台广播，都觉得自己就是天底下最风光的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半导体收音机开始普及，但价格依然不能被大多数家庭所接受。当时，笔者在生产队当会计。1971年7月1日焦枝铁路通车典礼，朋友给了笔者3张去洛阳的免费车票。笔者邀两个同学去洛阳玩。去前，笔者在生产队借支了50元钱。一到洛阳，就首先来到一家名叫广州市场的大商场，花37元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村里，一时就成为全村少有的一件奢侈品。因害怕时间长了弄脏收音机，就把收音机一直装在外包装的纸盒里，只是在收音机正面调台指示窗的位置和侧面有旋钮的位置切个两个小口子，以便操作。每天下地干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摆弄这台宝贝收音机。
电视机进入百姓视野的过程同样漫长而有趣。
在宋庄大多数人的记忆中，最早看到电视应该是在大队部（现在的居委会办公楼北边）。当时，大队有专人看管电视，白天少有电视节目，大多是每天晚上有专管人员把锁着的电视柜打开，然后再开电视机；而这个时候，屋里早就聚集满村民。来得早的，自带小板凳坐在靠前的位置，来得晚的，很自觉地往后排，还有很多人是站着看。后来，看电视的人实在太多，屋里容不下，电视机就被搬到大队的院子里了。吃过晚饭，看电视的人们陆陆续续往大队部来，整个院子里甚是热闹。一直到荧屏上出现“再见”二字，人们才肯慢慢散去。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黑白电视机对于普通农家来说，还是一件奢侈而时髦的现代化家电。在村东头的几户人家中，赵小根家曾经最先购买黑白电视机。赵小根人敢想敢干，改革开放后，购买摩托车跑副业，还做过生产队长，是一个很有经营头脑的人，也因此成为当时先富起来的一员。
那时的黑白电视机有9寸和12寸的，比后来小孩子们玩的平板电脑大不了多少，但在当时，却是件了不起的家电。电视进入家庭的头几年，没有有线电视，能收看的电视节目只有中央台和省台的两三个频道，单凭电视机自带的室内天线，信号很弱，看不清楚，必须接室外天线。室外天线接收器就绑在一根长长的木头杆子上面，在自家的平房顶上找个地方把木头杆子固定好，尽可能把天线安得高高的，以保证信号接收效果；有时为了让信号好一点，就用两根木头杆子接起来，竖立在房顶上，以增加天线高度。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时候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常常有雪花点，有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噪音。所以，隔一会儿，就得爬上房顶去转动天线，调整方向，一边转动一边向下边屋里吆喝“怎么样了，清楚不清楚”，直到下边有人回答“好了好了”，这才能下来接着看；看一晚上电视，这样的过程往往要重复好几次，但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丝毫没有因为这个过程而减少看电视的热情。
彩色电视机进入家庭，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赵全中家是宋庄最早买彩色电视机的家户之一。那时，赵全中因为跑运输，后来又搞特色养殖，发了点财，买了一台在当时看来已经很值得炫耀一下的14寸大彩电，他家里也因此成为周围邻居每天晚上聚会娱乐的主要场所。那时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每周只有两个晚上播出。每到这个时候，他家的院子里就热闹非凡。当时，电影《少林寺》正在全国播映，再加上电视剧《霍元甲》的热播，国内迅速掀起了经久不衰的武术文化热潮。
人们的记忆，大概与所经历事件的特殊性有关。黄国红对他家购买电视机的事，一直记忆犹新。1990年，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买电视机依然不容易：首先是电视机没有敞开供应，不好买，需要托人找关系；二是就家里的经济条件来说，买电视机是大项开支，需要慎重考虑。当时为了购买电视机，家里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后来，还是托广播局的一名领导，才买到了一台北京牌 14英寸彩色电视机。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全家的一件大事。黄国红说，听他父亲讲，买这台电视机，花了1400多元，而当时家里的房子刚刚盖好一年多，盖房子东挪西借总计花费了8000多元。可以想见，一台电视机在家庭开支中有多大份量。到他结婚的时候，妻子陪嫁的嫁妆里有一台20英寸彩色电视机，那是当时的三大件之一（自行车、洗衣机、电视机被称为结婚妆奁三大件）。后来，电视机陆续普及，屏幕也越来越大，只是人们看电视的兴趣越来越小，再也找不回当年看电视的激情了。
第六节 从自建房到统一规划盖房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宋庄大多数家庭经历了补旧房、盖新房、建楼房三次住房“巨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宋庄基本没有人家盖房子，多数人家是几家合住在老辈人留下的同一个院落的几间旧房子里。不盖房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能力；二是还没有到迫在眉睫的程度。
进入20世纪60年代，新生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需要单独居住，有些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尤其是男孩子多的家庭，找对象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房子。给孩子提亲，女方家首先要问的就是有没有房子，如果没有房子，婚事就很可能告吹。所以，盖房子就成为多数家庭火烧眉毛的大事。
老房子最怕连阴雨
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一个噩耗迅速被街坊邻居们互相传递。住在村西头的李家老两口，夜里被倒塌的房墙砸死了。倒塌的原因很明确，就是因为房子漏水，漏在后墙上，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经过一连几天雨水的浸泡，后墙就塌了；又是在夜里塌的，就一下子要了老两口的命。
至于阴雨天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更是难以言喻。
“说起我家的房子，那破旧的样子我至今难忘。从我记事起，站在屋里就能看见天。我说这话，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相信，那是因为他们对那时的房子不太了解。那时的房顶，用的是小青瓦，瓦下是泥土和苇箔，苇箔下才是木椽；年深日久，泥土苇箔脱落以后，站在屋里是可以看见天的，只是由于小青瓦一个压一个互相重叠着，能看见天却不一定就漏雨，只有瓦破了才会漏雨。我家的房子漏雨的地方很多，需要在屋子里接雨水的“布阵”与雨下得大小和时间长短有关，下雨时间越长，漏得越厉害；如果雨水再滴到床上，晚上连睡觉都成了问题，常常要把能接雨水的坛坛罐罐甚至锅碗瓢盆都用上。雨水滴到地面上也不行，土地面很快就会变成稀泥。
“与我家的三间厢房紧挨着的是伯父家的三间房，伯父就以40元的价格，将紧挨我家房子的一间卖给了我家。按伯父的说法，加上临街两间房共六间，将来我们家弟兄三个，一个人就可以分到两间房。
“一天晚上，雨下得很大，父亲不放心，起来一看，发现雨水在房梁头上顺着土墙往下流，梁下的土墙已经洇湿，房梁正在往下坠。好在当时有个叫陈玉贵的木匠就住在本院伯父家的房子里。父亲和住在对面厢房的本家叔叔，赶忙把陈木匠叫起来，找来两根旧檩条，从两边把大梁顶住，才避免了一场灾难。此后，因为连阴雨，无法修缮房子，两根顶梁的木头就一里一外顶在套间房的门口，一直顶了几个月。很多年后，大哥还常提起说，他当年在部队，每逢下雨，就会想到千里之外的老房子会不会塌下来，以致难以入睡。”（摘自《回望乡愁》）
七十年代拉土建房
进入20世纪70年代，农村经济条件虽然有所好转，但要盖一座土墙的瓦房，不仅要节衣缩食准备多年，还要历尽艰辛亲自动手干很多苦活累活。因此，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那代人而言，省吃俭用攒钱，吃苦耐劳盖房，就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盖房的前提条件是宅基地，盖房的最大困难是筹备物料。首先是要准备垒墙根基（墙根脚）的石料、砖和白灰。石料分毛石、毛方石和条石三种：把初采石料中比较规整的加工成宽窄一致、长度不同的长方体，称条石；其余的再分两类，有一个平面的称毛方石，其余的称毛石。三种石料价格也不一样，毛石最便宜，毛方石价格稍高一些，条石价格最高，能买得起条石的人家不多。
买石料要花钱，运石料更是一项体力活。当时，盖房用的石料多产自柿槟村后的孔山。多数家庭邀请街坊邻居帮忙运石头，自带平车，只管吃饭，不出工钱，是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帮工形式。但是，如果家里没有壮劳力，邀请人就要难一些；因为日后不能给人家帮忙。也有人家为了省钱，自己上山捡拾裸露的石头，自己运回来。这种石头被称为晒石，据说这种石头不太结实，容易风化。
人们口头上说的土房子，“土”主要指的是土墙，花钱多的地方其实主要是砖瓦木料。垒墙根基的砖大约需要1500块，瓦要1万块。克井一带土质好，烧出来的砖瓦颜色青蓝纯正，其中又以佃头村的砖为最好，青多的瓦为最好，故又有“佃头砖青多瓦”说法。据说，青多瓦的好处在于不渗水，下同样大小的雨，用青多产的瓦盖的房子，房檐已经开始往下滴水了，其他地方产的瓦还不会滴水——由此可见青多瓦渗水少，房子寿命就会更长些。
买砖买石灰，运输都是大活儿，大多也要找人帮忙，还要他们自带平车运回来，也属于帮工性质。石料、砖、石灰等墙根基材料，花费在350元上下。
物料备齐，就可以挖地基了。挖地基也称“动土”——这话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都点仪式感。动土前，除了请风水先生选看日子，还要看方位。如此，不过是为了给盖房人家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选定了黄道吉日，就可挖土动工了。动工前要烧香磕头，点鞭放炮，以示喜庆。地基坑槽要根据所盖房子的长短宽窄，挖出宽约3尺、深约2尺地基坑槽。坑槽挖好后，要请十来个街坊邻居或亲戚朋友来打夯，目的是砸实地基。打夯用的是木夯，实际就是一段长约五尺、粗约一尺的木桩，两侧对应安装有扶手，还有几根用来拉拽的绳子。打夯虽是笨活，但也有讲究，也有诀窍。首先得有人喊号子，没人喊号子，几个人就很难一起发力。所以，选一个好的喊号人就显得很重要。尤其到了拐角的地方，往哪里打，全靠喊号人来指挥。其次是扶夯人，不仅要耳听，更要眼看，以保证横平竖直，进退有序。
地基回填，要用掺土的白灰，夯土一般要填两到三层，一层要打两三遍。夯打好后，开始垒石头，先垒地面以下一层或两层，多用毛石，主要作用，是为了防止阴雨天或地下水洇湿土墙。也有人家为了省钱，到河道里捡些涨水冲下来的河卵石用。当地人把地面以下的石头称为“阴石”，阴石上面垒毛石或条石，条石上面垒砖。砖的层数必须是单数，一般为五层或七层。单数为阳，双数为阴，所以房顶上用的椽子必须是双数，盖成的房子上下阴阳平衡，才能保家庭平安；这种理念，大概是可以归为传统文化的。
地基垒好后开始垛墙，就是用掺有麦秸的泥分层砌墙。垛墙要先拉土，这也是一项大工程。盖一座房子，需要400—500平车土。从地里把几百车土拉到家，大多也是请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来帮忙，只管饭，不用出钱。
垛墙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一般多由垛墙匠人来完成，但自家要在前一天把土洇好。20世纪70年代垛成一座房墙，工钱一般四五十元，另外需要管垛墙师傅一天吃五顿饭。垛墙是分节完成的，每完成一节，需要风干十天半月，才能垛第二节。完成一座房墙，要用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有些人家为了省钱，就采用轮流换工的办法来完成。当年，李书庭、李守信、李守安、黄存武家盖房，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农家盖房，最精彩的华章在屋顶。屋顶用的木料主要有两根大梁，两根二梁，6根瓜柱，9根檩条，200根椽子，还有连檐、八枋等（连檐是连接木椽端口的长条木板，其断面呈楔形。八枋是房顶山墙两侧八字形木板，用以护卫檩条和边椽，并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
接下来要请木匠做木料活，一天五顿饭，工钱按天算。五顿饭包括早、中、晚三顿饭再加上早晨和半下午的两顿饭，因为这两顿饭不是正餐，说法与正餐也不同，并且有两种说法，一种叫贴晌，意思是干一晌活太累，中间贴补一下；另一种叫喝汤，就是喝点稀的饭食，也是为了强调有别于正餐；其实五顿饭都有馍有菜。木匠工钱各时期也不一样，大约是从70年代的每天两三元，逐渐涨到80年代的七八元。
盖房顶是盖房施工的高潮，有多项仪式：先上大梁，后上二梁，再上檩条。上大梁前，主人要烧香磕头，要在大梁上贴上写有“上梁大吉”的对联，在当屋的后墙上贴上“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的红纸。梁檩全部上停当，然后放鞭炮，给木匠师傅封礼钱，礼钱要用红纸包上，各个时期多少不等，在五到十元之间。中午饭要做一桌酒席，招待木工师傅和来帮忙的街坊邻居。
下一道工序是钉椽。钉椽就是把椽钉牢在檩条上，长椽大头朝下，钉在二檩上；短椽大头朝上，钉在脊檩上。椽的根数必须是双数，因为民间有“椽不用单”的禁忌，认为“单椽”和“单传”互相谐音。盖3间房，一般要用204根椽。
在椽上瓦下，还有一层垫层，可以用木板或瓦片、方砖。由于民房的椽多不通直，本地的多用苇箔和荆条编成的笆片，只是苇箔不如笆片结实。
至此，工程已进行了大半，下面就该叠脊和瓦房（铺瓦）了。叠脊是用白灰把脊筒叠在屋脊上。叠脊时要在脊筒中放入五谷、毛笔、书本和铜钱，具有十分明确的“耕读传家”意向。
瓦房是盖房的最后一道工序。买瓦，青多瓦自然是首选。三间房1万片瓦，大约要花200元。
叠脊瓦房是盖房施工的关键环节，技术好的瓦匠瓦出的房子，房坡曲线美观，不易漏水。为了让瓦匠师傅把房瓦好，主人家往往会多次犒劳瓦匠师傅。
20世纪70年代，一般家庭盖一座土木结构的房子，从打夯垒地基到盖成，要用两三年；如果从攒钱算起，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一座房的材料钱加工钱，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当时，一个劳动日年底结算只有五六毛到一块钱，扣除粮食蔬菜作价，劳力多的“余粮户”年底能拿到三五百元，劳力少的可能拿不到一分钱甚至是“缺粮户”。所以，即便是劳力多的人家，没有几年筹备，是很难盖起一座三间的房子的。
八十年代统一规划建楼房
在宋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史上，1985年开始的统一规划建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5年统一规划建房以前，宅基地基本上还是土改时定的，写在当年政府发的土地房产证上。需要盖房、自家又有宅基地的人家很少。有些人家虽有暂时用不着的宅基地，但一般不会平白出让给别人盖房；况且土地都是国有的，宅基地又不能买卖。因此，迫切需要盖房又没有宅基地的人家，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大队写申请，经村里研究后报上级批准，方能从申请人所属的生产队的耕地中划拨一块宅基地。不过，能走通这个路子的人家很少。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近20年间，村干部利用村边闲散土地为住房困难户划拨宅基地的仅有四五户，每户面积包括房屋和院地仅有80平方米。
统一规划建房，是新中国成立30年后社会发展民生需求的必然之路。总而言之，解决宅基地，尽快改革宅基地管理政策，让农村人口“居有其屋”，已经成为农村普遍存在的迫在眉睫的大事。
1984年，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思想，宋庄开始对全村居民住宅、道路和村委办公楼等公共设施进行统一规划，随后将规划方案、图纸和具体实施办法上报城关公社（宋庄当时属城关公社），经公社批准后，上报济源市规划局。经规划局批准后，由公社主管部门负责测量放线事宜。按照规划，村庄东西长505米，南北宽270米，占地面积202亩，比老村庄扩大了10%。
但是，要把这项亘古未有的“住房新政”推行下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5年，村党支部开始部署统一规划建房工作，召开大小队干部会议，研究统一规划建房实施办法。因为这是一项关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的大事，全村从干部到群众都十分关心。为了加强对统一规划建房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村党支部成员和各生产队长组成的建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包括：党支部书记黄存谦、副书记兼大队长宋锡禄、民兵连长李士凡、妇女主任汤玉芳、大队会计黄存金、第一生产队队长黄存斌、第二生产队队长黄存贵、第三生产队队长李东立、第四生产队队长李德廷、第五生产队队长李学然、第六生产队队长黄本贤等；第三生产队会计王永全负责全村规划建房的测量放线工作。这个班子，可以说是当年宋庄的全部当家人，由此可见从上到下人们对规划建房重视程度。
据王永全回忆，1985年新村规划方案的大街和房屋的朝向，是以黄万里家当时的上房为基准确定的，理由是：这座房是村里最大、规格最高的房子，明三暗五，隔扇门窗，外带走廊，人称“方三丈”，历史不下百年。据此推测，当年能盖成如此讲究的房子的人家，对房子的方位朝向也必定大有讲究。
当年确定新建房屋朝向的具体办法是：沿上房门口中点和街门口中点拉一条直线，向北延伸至北大街中心，以此确定全村新建房屋的南北向位；然后，以南北向位的垂直线确定东西向位。有了东西南北向位，全村统一规划修新路盖新房就有了放线基准。
按照规划设计图，南北两条大街宽10米，沥青路面；街两侧排水沟深1米，宽0.8米，排水沟上覆盖水泥盖板。从村南通向公路的道路长500米，宽10米，双车道。
根据村西高东低的地势和村内排水的需要，大街由西向东每90米水平下降0.25米，从村最西到最东落差为1.25米。
按照规划设计，村委大院南北长162米，东西宽42米，占地面积10.2亩。村委办公楼位于大院中心位置。大门口西侧有小公园，公园东西长180米，西北宽70米，占地19亩。园内有舞台、篮球场、足球场、老年活动中心等，是一个具有娱乐、休闲、体育锻炼等多功能的活动场所。
居民住宅由西向东分为横向6个单元，每个单元6个院落；由南向北14巷，巷道宽4米。每户宅基地东西13.2米，南北14米，占地0.277亩。住房东西为13.2米，南北6.5米，设计为砖木结构两层起脊瓦房，第一层上板后3米，第二层平口2.8米，由地平至脊顶总高度8.1米。
统一规划建房，划拨宅基地是一个难关。老支书黄存谦说：“对一家一户来说，修房盖屋是件大事，所以人们都十分上心。但是，因为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小南地的几户人家在那里生活了很多代，一下子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总是心有不舍。我们大队的几个人就逐户做工作，讲规划的好处，讲这是大势所趋，来来回回多次去做动员，让也住在小南地的村干部宋锡禄上门做工作，最后才勉强同意搬迁。”
王永全说：“规划过程中，房位划拨是个大难题，让村干部们最操心最为难。比如东头的黄民安和黄刚两家，老几辈都是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故土难离，规划后都不想搬出去。黄民安要在自己老地方盖房，必须向后退，要用黄刚家的地方；向前移，要用街门外黄万宣家的地方。如果三家互不相让，谁家也盖不了房子，矛盾也会越来越大。为了解决矛盾，由村干部出面协调，先讲团结为重的道理，化解心结，然后给黄民安家在老学校院内为其划拨一处宅基地，三家争地方的矛盾才得以化解。”
对于有困难和需要照顾的群众，村干部也尽力照顾和帮助。如乔凤仙家比较困难，三间房的建筑材料费全部由村集体支付。黄飞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服役，村干部得知黄飞的父亲黄本道有尽快翻盖新房的愿望后，就优先给其划拨了宅基地。
经过宋庄村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在短短的十来年里，顺利完成了全村的统一规划建房。统一规划建设的村庄，道路宽敞，各项公共设施齐全，一家一户的农家小院舒适温馨，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可以说，从1950年到2000年这50年间，有整整两代人，都在为改变住房条件而省吃俭用出力流汗辛苦奔忙。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