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和今人一样，喜欢在入伏后吹着晚风，抬头仰望北斗星。由于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据传主管文运，古代士子中状元时便称“一举夺魁”。而农历的七月初七是魁星的生日，因此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常会在七夕这天晚上祭拜魁星，以求保佑自己旗开得胜高榜得中。
读书人身无长物，唯有诗书润身。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晒书则是节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入伏后天干物燥，七夕这天天门洞开，古人觉得这一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刻，能把书籍和衣物晒透。文人士子们便纷纷将藏书搬出来，摊在阳光下曝晒，以达到驱虫的目的。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穆天子传》中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东汉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说明我国从汉代起，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俗。魏晋时期，七夕晒书已相沿成风。而明代陶宗仪“曝书偶忘今朝是，乞巧欣逢此夕临”、清代乾隆皇帝“正当复七日……曦朗曝书宜”的诗句，则是对七夕晒书的真实感受与写照。
毫无疑问，晒书本身是极其环保的护书方式。尤其是南方地区，长达数月的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一些破坏。对于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来讲，书籍发黄脱墨甚至霉烂长虫，简直是“灭顶之灾”。北宋时期，晒书行动更是发展为官德辅书会这样的文人集会。其时，国子监作为官方的教育机构，每年七夕前后会晒晾书籍，以祛除潮气、防霉防蠹，从而有效地保护藏书。
宋代的官办晒书会，几乎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有关晒书会的盛况，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骥《南宋馆阁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组织有“晒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宋代晒书会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临安府具体承办，多在农历七月的五、六、七三日举行。由于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潮湿，因此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馆阁晒书会”的层次比较高，展品不乏稀世珍品，能参会的大多是大臣名流，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基本上都在朝中担任各类职务。一年一度的晒书会，无疑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盛宴。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七夕晒书这一习俗在民间更加流行，很多读书人甚至借七夕晒书来展示自己的学问。
晒书倘若抽除了俗世的浊气，仅止于晒学问，倒也无可厚非，晒学问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东晋时期，七月初七这天，当地乡绅纷纷晒衣炫富，各种皮裘锦被琳琅满目置于阳光之下。唯有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搬出竹榻放置庭中，在烈日当头的正午时分仰卧于榻上，解开自己的上衣袒胸露腹，在烈日下曝晒。众人不解问他作何，郝隆大咧咧地说：“我在晒书！”原来，家境清贫的郝隆饱读诗书却无华衣霓裳可晒，自诩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别人曝晒衣物时，他却用“晒书”的独特方式，来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你们晒衣裳，那我就晒肚皮。“竹林七贤”之一的音乐家阮咸，不屑于有钱人家晾晒衣物借此攀比的低俗把戏，于是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在自家庭院中漫不经心地挑起一块破布短裤，任短裤在风中猎猎招展。他们将读书人的狂傲与清高袒露无遗。
进一步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历代典籍均有晒书的记载。晋·王隐《晋书》：“时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唐·杜牧《西山草堂》：“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宋·李处全《再和俞叔夜七夕》：“笑曝腹，书生风度。河鼓天孙非世俗，纵惊云，急雨休轻诉。”清·孙枝蔚《七夕忆内》：“遥怜弄针妇，空嫁晒书人。”……这些文字有力地佐证了七夕晒书这一习俗的源远流长。古人对于晒书的推崇，还可以从“曝书山”一典中得以证见。据山东《新泰县志》记载：山下韩家庄有一位读书人学识渊博，却屡试不第，后隐居山中立志苦读，不复出世。一天因书籍被雨淋湿，遂将之放在山顶石板上晾晒，为人所见，感其精神，遂将此山命名为“曝书山”。
清代藏书家孙庆增认为“曝书须在伏天，秋初亦可”，清末民初的藏书家叶德辉在《观古堂藏书十约·收藏》中明确指出：“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熏，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夕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数日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可见古代藏书家对于七夕晒书这一习俗，亦存在着一定争议。
在农历的诸多节日中，七夕晒书无疑是最别致、最有文化、最指人心的那一个。在这个碎片化信息时代，书橱中的书籍早已蒙了一层薄尘，能真正静下心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少，而“晒书”一词已经不再是原本的“曝晒”之意，而成为网络上常见的“嘚瑟显摆”。人们习惯了在微信、抖音、脸书上晒美食晒旅行晒感情甚至频频晒娃，比起那些晒名车晒豪宅晒隐私的行为，七夕晒书的癖好至少说明，在浮生红尘里，我们内心仍保留着对书本的一份渴慕和敬畏。无论我们身处任何时代，书籍永远是引领我们认知世界的窗口，唯有阅读，能够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能让我们孤寂的灵魂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