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五节 谋生故事
辣椒酱专业村
20世纪60年代，宋庄曾经是济源县平原地区乡间知名的辣椒酱专业村。每到冬春季节，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辣椒酱的人，绝大多数是宋庄人。他们往往天不亮就起床，赶在人们吃早饭时兜揽生意，或买卖或换物，饿了就拿辣椒酱换饭吃。在当时农村经济十分贫困的状况下，种辣椒、卖辣椒酱很多年是宋庄大约三分之一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连年歉收。群众普遍缺吃少穿，玉米、红薯都难以果腹，还要靠野菜、糠面馍来充饥。面对缺油少盐的饭食，辣椒酱就成为最好的吃饭佐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出宋庄人种辣椒卖辣椒酱的热情，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宋庄种辣椒卖辣椒酱的创始人，据说是第五生产队的李庭芝。1961年春夏之交，根据中央精神，办了两年多的农村公共食堂全部停办，并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行生产管理。1962年春，开始实行自留地政策，每人划分了1分自留地，以此促进农村经济好转。当时，李庭芝家有6个孩子，大的14岁，小的才2岁。原来吃大锅饭时，虽然吃得不好，但由于他家孩子多，饭量小，饿肚子问题似乎还不太紧迫；如今大锅饭没了，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天天看着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孩子，李庭芝愁得日夜不安。
也许是穷则思变，也许是李庭芝想到了1958年吃大锅饭前本村就有人家种辣椒做辣椒酱的往事，反正就是在有了自留地的这一年，李庭芝在自留地里栽了一小片辣椒苗，收了几百斤辣椒。秋后，他把辣椒做成辣椒酱，担着到周边村庄沿街叫卖，销路还不错。一个冬天下来，竟然卖了百十元。那时候，工人干部的月工资一般只有20多元，一户农家能多收入百十元，在老百姓眼里简直就是发了大财。一时间，绍刚（李庭芝曾用名）卖辣椒酱发了财的消息就在村子里传开了。
李庭芝赚钱的消息在村里一经传开，连锁效应立刻显现。第二年春天，先是五队的多数家户种了辣椒，继而三队、四队、六队的大多数家户也紧随其后，纷纷在自留地里种上了辣椒。
按照一般农作物种植习惯，辣椒应该是开春播种育苗，麦收前就要出圃移栽到大田里。宋庄人为了保证小麦按时正常收割，采取的是晚育苗晚移栽的办法，就是适当推迟辣椒的育苗下种时间，等到麦子收割腾出了地以后，才抓紧时间移栽到麦茬地里，以保证一年两季小麦辣椒两不误。这一辣椒种植技术的改革，据说也是李庭芝摸索出来的。
在麦茬地移栽辣椒，只要管理跟得上，不会影响辣椒产量。但是，因为这时天气已经大热，移栽的辣椒苗必须立即浇水，且要连续浇上几次水，才能保证成活。
当时，还没有抽水机，浇地只有解放牌铸铁水车。生产队集体养的牲口，只能用于集体生产，一家一户的自留地属于“个体生产”，是不能用集体的牲口拉水车的。要保证辣椒苗成活，只有靠人推水车浇地。各队的自留地附近，虽然都有水车，但出水量有限，需各家昼夜不停轮流推水车浇地，才能保证辣椒苗不被旱死。李庭芝的儿子李发源曾经回忆说，当年他只有十来岁，常常被大人夜里喊起来去推水车，一边推一边还在打瞌睡。
栽上的辣椒成活以后，管理比较容易，但需要充足的水肥。水的问题不大，最大的困难是缺肥。当年还没有化肥，也没有养猪积肥，种田要施肥，一靠人粪尿，二靠生产队饲养的牲口圈里的厩肥。但这两种肥源都是很有限的：厩肥是生产队大田用的，个人不能用；家家户户茅坑里的人粪尿，也是生产队统一管理的，家户的自留地需要施肥，一般只能在春秋两季规定的月份使用一个多月，其他时间都属于“集体财产”，都是要按生产队集体安排担到大田里用的。在如此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自留地要想多施一点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想办法拾粪，就是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拿个粪叉，用粪叉把儿挑着箩头，或沿着大路，或循着村边的河滩堰脑儿，或跟着放牧的羊群，像捡宝贝似的去拾粪。当年，有人据此编了个顺口溜：拾大粪，猛拐弯；拾小粪，漫上坡（大粪指人粪，小粪指牲口粪）。
捡拾到的粪肥，并不能直接施在辣椒地里，需要再沤一沤才能用。于是，在各家各户自留地的边上，就可以看到形状各异的大大小小的半截缸之类的器物。它们的作用无一例外，都是用来沤粪肥田的。
麦茬地栽的辣椒，成熟期较晚，头茬辣椒的成熟期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成熟后的辣椒鲜红光亮，引人注目，要及时采摘，及时在石碾上碾碎，然后加入盐，就成了初加工的辣椒酱半成品。
大约到10月底霜降后，就要把辣椒整株拔下来，放在阳光充足且通风良好的地方晾晒，促其“后熟”；要一直等到辣椒秧上的辣椒都变红了，才能悉数采摘，一起加工成半成品。如果其中拌有青辣椒，就会影响辣椒酱的成色。
用半成品加工辣椒酱，也很简单，就是在石磨上磨成辣椒糊糊。也有比较讲究的卖家，磨酱时再加入一些用八角、花椒等熬制的调料水，以增加辣椒酱的口感，同时也是为出门招揽生意有一个说辞。
当年宋庄种辣椒的人家有近百家，但是，有经验有能力担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只是其中的少数；大家公认的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则更少，大概不超过20个人。卖辣椒酱和做其他生意一样，都得有经验有技巧，还得体力好，能跑路。所以，大多数人家虽然种了辣椒，由于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和体力，并不打算自己做成辣椒酱出门去卖，只是把辣椒摘下来以后碾制成半成品，先存放起来，放在家里待价而沽；等待那些善于做生意的“专业户”们自家的辣椒酱卖完了，就把半成品辣椒酱趸给他们经营，由他们加工成辣椒酱成品出卖。在本村辣椒产量少的年份，“专业户”们还会到外地购进辣椒加工辣椒酱出售。
卖辣椒酱大多是在冬春时节。之所以选择这个时节，主要是因为这时农活比较少，生产队对劳动力的管理也不太严格；其次是这时候农村大多数人家已经没有细粮了，吃的都是红薯、菜糕之类的粗粮饭食，又缺少新鲜蔬菜，卖辣椒酱的生意就会好做一些。
他们出门做卖辣椒酱生意，“行头”极为简单，就是一根扁担两只木桶，再加一杆秤；没有桶的，就用两个箩头，一个箩头里放一个瓦罐，在瓦罐里装辣椒酱。如果家里有黑馍，就随便带两个，没有馍的，也可以拿辣椒酱换饭吃。装辣椒酱的瓦罐之所以要放在箩头里，主要是怕一不小心碰破了瓦罐，“鸡飞蛋打”。
当年人们出门卖辣椒酱，售卖方式也很灵活，有钱的拿钱买，没钱的拿鸡蛋、红薯片、萝卜片都可以换。如果换的是鸡蛋，自家往往舍不得吃，还要带到城里的集市上卖掉换钱花。
当年宋庄人卖辣椒酱一年能挣多少钱，由于没有相关依据，难以准确计算。根据宋庄大队1967年的统计资料，全村537口人，共有自留地64.5亩，当年自留地秋粮收获面积是50亩。如此计算下来，全村自留地种辣椒面积大约有15亩。按亩产鲜辣椒2000斤计算，总产可达3万斤。再按1斤辣椒加工2斤辣椒酱计算，全村一年辣椒酱年产量在6万斤上下。当年1斤辣椒酱能卖两角到两角五分，年收入有1.2万元到1.5万元。当年种辣椒卖辣椒酱的家户有二三十家，每家可以增加收入四五百元。这点钱，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年，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根据1993年版《济源县志》，1949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42元，1978年才增加到95元。参照当年的结婚费用，二三百元就可以把新媳妇娶到家。
宋庄种辣椒卖辣椒酱的历史，一直持续到1969年。此后，自留地被收归生产队集体管理，每年按大田的粮食亩产量，给每人分几十斤自留地粮。
沁阳换胡萝卜记（讲述人黄存金）
“1962年冬天，因家里生活困难，我曾经和邻居结伴拉煤到沁阳去换胡萝卜。这事虽然已过去50多年了，到现在仍然难以忘记。
那时，粮食产量很低，每年生产队集体生产的粮食，缴了公粮以后，人均只有100多斤。当时，我们家有6口人，每年分到的粮食不足1000斤。在粮食匮乏的年代，原本作为蔬菜的胡萝卜就成了充饥的好东西。但那时候没有交易市场，济源本地种胡萝卜的也不多，倒是邻县的沁阳、孟县，或因土质原因，特别适宜种胡萝卜，长得好，产量高，于是就有人跑到几十里外的沁阳去买，但又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避开嫌疑办法，就是从济源拉煤到沁阳换胡萝卜。因为这是物物交换，拿东西换东西，没有现金交易，也就避开了投机倒把的嫌疑。这样一来，生产队无法确定算不算外出做生意挣钱，也就不能按误工让他们交钱了（当时不能出勤的要按天数给生产队交钱记工）。
济源的煤质量好，离沁阳30多公里，拉一平车煤，能换半车胡萝卜，但来回一趟要一整天时间。当时，和我家住得比较近的李德深、李德廷、李书廷、黄心明等好几个人就经常结伴拉煤去沁阳换过胡萝卜。
1962年秋后，我见村里有不少人去沁阳换胡萝卜，也动了心，就找住在后街的李树连和住在前街的李秉安，提出和他们搭伙往沁阳跑一趟生意。那天，我花4块多钱，用平车从克井煤矿买了500斤煤，拉回来放在家里，做好半夜起床上路的准备。
当天后半夜，我带上母亲做的干粮，和李树连、李秉安3个人每人拉一平车煤，就匆匆上路了，打算在天亮前赶到沁阳的崇义镇早市。
我们拉着平车穿过济源县城大街，沿着公路，一路向东急急奔波，一刻也不敢停。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我们就赶到了沁阳的崇义镇。这里的早市是专供人们起早赶集做小生意的，到了天大亮集市就散了。我们本来打算在集上看有没有人拉胡萝卜换煤的，可是一直等到集市散了，也没有要煤的。眼看太阳渐渐升高，李树连老汉就把我和秉安两个叫到一起，吩咐我们：‘咱们就在这里分开吧，各自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转转，不管换多换少，下午一定在这里会合。’由于他年纪比较大，沁阳也来过几次，我们就按他的安排，分头行动起来。
我们各自拉着平车，分头到附近的村子里寻找要煤的人家。好在当时已经入冬，天越来越冷，要用煤的家户也多起来。我拉着平车在几个村子里转，碰到要换煤的人家，就借人家的大秤，用箩筐给人家称煤，2斤煤换1斤胡萝卜。从早上到下午，转了好几个村子，遇到了几家买主，总算换回了200多斤胡萝卜。
等我们劳累一天回到崇义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又累又饿，商量决定到起火店住下，先做点饭吃（起火店仅提供煤火和炊具，我们自己带有粮食），然后住一夜，第二天再赶回去。不料刚到店里坐下还没喘口气，秉安从外面跑进来喊：下雪啦！我和李老汉急忙跑出去一看，果然见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李老汉大声说：走！不能住了，真要下大了，就把咱们搁这里了！我们仨人谁也不敢怠慢，立即拉上平车，冒着雪，边啃干粮边朝济源方向赶去。
入了济源地界，雪渐渐小了。走到梨林镇时，雪停了，但我们一个个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举步维艰。走到苗店的时候，李老汉的儿子来接他了。于是，他儿子拉着车走在前面，我和秉安跟在后面。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来在路边歇一会儿再走。我累饿难耐，拉着平车走着走着，眼都睁不开了，恨不能躺在路上睡一觉。
当我走进家门时，已是下半夜了。从前一天后半夜拉车出门到再进家门，来回100多里路，一刻不停跑了20多个小时了；我顾不得吃饭，也不顾洗脸，倒头就睡，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
砍山记（讲述人李占元）
“1967年秋天，我还是在校学生，还没有被生产队列入劳动力管理的范围。为了家庭生计，父亲就与承留镇山坪村一个叫门道嘴的小山村的羊倌孙发升取得联系，让我和弟弟还有邻居家的兄弟两个，一起到孙家住下，到他们那里的山坡上去‘砍山’挣点钱。父亲所以能想出这一着，是因为早年为了糊口，曾在羊倌家留宿过几天。因念此情意，就和他家拉了个干亲，让弟弟给他做了干儿子。
砍山有多种含义，就是砍伐山上的树木或灌木枝条，或用于烧火做饭取暖，或用于编箩头编筐编篮，或用于修房盖屋做檩做椽。父亲这次让我们4个人去砍山，事前是做了周密安排的：就是让我们上山割楼条，并且事先已经找好了买主。
楼条为何物。大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淘汰了，也就少有人知晓了。那时候，家家户户住的是土房子，土坯房盖成后，为了增加房子的有效使用面积，有钱或者有木料的人家就会在房间的上半部加一层楼板，形成楼上楼下两个空间，楼下住人，楼上放东西。没有条件的人家，要想有楼，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山砍一些指头粗的杂木条子，像编箩头一样编成笆楼，再在上面抹上泥，就可以存放粮食或住人，很实用。
砍楼条不仅是一项苦活累活，还有一定的危险性。要在山林中寻找适用的灌木条子，或者往年被人砍伐后新长出来的嫩条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门道嘴虽然已经处在深山区，但附近基本没有可做楼条的材料，必须翻山越岭到更远一些的深山老林才能找到可选之材，光走走爬爬就得两三个小时。割条子时，脸被划破，手被划伤是常事。待到中午时分，把割的条子修剪好，捆起来，也就到了太阳偏西需要安排下山的时候了。多数情况下，一个人一天要砍两捆条子，100来斤，担着走很吃力，需要交替背着下山——就是轮流背着其中的一捆往山下运，以节省体力。因为路途较远，为了安全，我们不能单独行动，来回都是结伴而行。在寒冷的冬天，脚下踩的是雪，身上还在冒汗，那滋味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
那次上山，我们4个人在山上劳作了六七天，割了两架子车条子。运回来后，按照父亲的安排，卖给了南潘村两户姓宋的人家。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要负责给人家编成笆楼。价格也是有言在先的，就是按所用条子的数量计价，1斤大约是8分钱；编笆楼期间，主家管饭。如此，我们又用三天时间，给两家一共编了4间笆楼，两家一共给了40元。
当年缺吃少穿，能挣口饭吃就是莫大的幸福。父亲当时就以技术指导为由，跟着我们吃了几天饱饭。”
拉脚
“家乡土语把脚夫称为拉脚，有其特定的含义：就是受雇于人，用自己的车子拉车运货，挣得是跑路钱。当时，县土产部收购一批皂角，需要运到焦作去。我和同龄的伙伴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揽下了这个拉脚的活。运输工具是平车，一车可以拉1000斤。由于干皂角体积大，1000斤要装十几麻袋，车子装得很满，拉起来就很不易掌握平衡。济源到焦作的公路是沙石路面，70公里，拉车要走两天，中途要在沁阳住一晚。因此，不光要带吃的东西，还要带晚上住旅店用的被子。当时的旅店叫起火店，店家只给旅客提供铺着麦草的地铺和烧煤的炉子和做饭的铁锅，旅客用自带的粮食做饭，所以说这个起火店的名字倒是起得很贴切。住一晚上的费用是两毛五分钱。我在家带有馍，是母亲做的玉米面和红薯面花卷儿，算是对我出远门的优待。由于馍没蒸熟，我吃了以后竟拉起了肚子。天黑赶到起火店时，我已经累得不成样子了，还是同伴做成小米饭后我吃了一点，才恢复点儿气力。
从焦作返回，我们拉的是陶瓷盆，没有去时拉的皂角那么重，但陶瓷是易碎品，装车不易，只好又买了根绳子用来捆扎货物。这趟活，来回用了4天，返回的时候，走到沁阳天就黑了。当我俩摸着黑拉车走到离县城还有30多里的济源沁阳两县交界处时，忽然听到二哥喊我的名字，原来是二哥和同伴的弟弟来接我们了。当二哥替我拉起车子时，释去重负的我感到的不仅仅是轻松，更多的是亲情和温暖。这一趟，我一共挣了13元。
往焦作拉脚虽然仅有这一次，但是拉脚挣钱的活却干过好几年。到1968年，初中高中生都毕业离校了。从此以后，生产队就把我和二哥列入劳动力来管理了，按出工多少评工记分，不可以自由外出，旷工会被处罚。处罚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连续几天不给你派工。在那个年代，一旦挣不到工分，就等于断了你的活路。为了适应新形势，二哥和我还有一些贫困家庭的青年，就想办法利用夜晚挣钱，后半夜两点起床，用平车从煤矿往化工厂拉煤，一车装800斤，往返20多公里，天亮拉到化工厂，挣2元。早晨赶回家，喝一碗前一天晚上的剩饭，照样随集体上工去地干活。”（引自李德哲《回望乡愁》）
第六节 水利工地上的宋庄人
引沁济蟒工程是济源全县人民历时10年修建完成的一项大型农业水利建设工程，1965年开工，1975年完成配套项目。当时的宋庄隶属于城关公社，先后参与引沁济蟒工程的宋庄人有50多个。
城关公社民工连的驻扎地点，在克井公社北部深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名叫吓魂潭。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一定是一个险恶的地方。施工地点是在吓魂潭旁边数十米的悬崖上开山凿洞。这个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姓葛的。女主人李士花是灾荒年从宋庄嫁到这里来的，听说娘家村里来了修渠的民工，暂时吃住还没有着落，就忙和丈夫葛红山腾出自家的房子，还送来铺草和烧柴。他们的热情支持使民工们大受感动，都说不愧是一家人！
工地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山洞，睡窝棚，没有工资福利，劳动时间很长。发给的安全帽，是用柳条编成的，大家索性就叫“柳簸箩帽”。民工们吃的粮食和蔬菜，主要靠宋庄各生产队轮流派人送到工地。粮食品种主要是玉米面、小米和少量白面。县里有一部分补贴粮食，大体上是一半粗粮一半细粮。在工地的劳动报酬，除了能吃饱饭外，就是干一天可以在本村的生产队里记一个工，年底参加生产队的分配。
宋庄民工吃的粮菜，要靠村里派马车往工地送，有40多里远。但马车只能走到半路上一个叫东滩的地方，要在这里把车上的粮食和蔬菜卸下来，然后再由工地派人把粮菜转运到工地。
吓魂潭是引沁济蟒工程最险要的地段，紧挨潭边就是壁立的高山，要在这里凿洞修渠，必须在悬崖上先炸开一个工作面。由于山体陡峭而且太高，要到达这个工作面，只能翻过几道山梁和几条山谷，沿着山坡绕行，才能到达山顶。在这里，他们要先在固定的炮钎上拴一根大绳，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腰上，一点一点滑到工作面。在这难以立足的地方，他们还要打炮眼，填炸药，装引信，最后安装上足够长的导火线，点燃后再沿着绳子爬到山顶。
当年担任爆破手的是李鸿恩和黄存清。他们就是靠着这一根绳上工下工，完成了工作面的爆破任务。
黄心旭、黄心明、李树连等还参加过引沁济蟒主干渠上玄台殿东方红渡槽的会战。东方红渡槽高50多米，长407米，是引沁济蟒渠最长最高的渡槽，曾是闻名全县的水利一号工程。黄心旭回忆说：浇注渡槽机座的水泥混凝土全是民工们用荆筐一筐一筐抬上去的；大家沿着事先用竹笆搭起的螺旋状竹笆梯，抬着混凝土，手扶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爬到最高处。由于整个浇筑过程时间太长，只好采取轮班的方式，每班两个小时，倒班时才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东方红渡槽所用的石子、沙子，都是从几里外的地方采集的。由于当时没有石料粉碎机，只好用河卵石代替。宋庄的李小玲、黄海娥、黄秀萍、黄翠香等人负责在张庄和孔庄的河道里挖石子，淘洗干净后，用平车运到工地料场。
在工地上，打炮眼、放炮是非常危险的作业，需要两人密切配合。一次，黄存典和李顺然合作打炮眼。李顺然掌钎，黄存典打锤，锤头一滑，一下子擦到李顺然脸上。李顺然顿时满嘴流血，牙齿也被打掉了。还有一次，收工后大家正在吃饭，突然一声巨响，就看见附近工地上有石块乱飞；大家赶紧抱着头跑进防护棚，用被子蒙在头上。黄战国迟了一步，刚踉跄进来，一块飞石就砸破棚顶，落在了他面前，继而又从地上蹦起来，砸在他后背上，让他疼了好几个月。
位于九里沟的引沁济蟒工程史寨渡槽，是宋庄民工的另一处工地。黄本贵、黄存金和黄心明都参加过史寨渡槽的修建。至今50多年过去了，他们每次从这里经过，回忆起当年在这里施工的日子，仍然会感叹不已。他们说，当时白天就在这两丈多高、宽不足二尺的渡槽顶上干活，夜里就睡在渡槽下的桥洞里，一住就是几个月。
陈玉环曾经回忆起当年往东方红渡槽工地上送粮的经历。她说，沿途都是崎岖的小路和坎坷不平的河滩路，两个人一辆平车，外加一头毛驴，一人拉平车一人牵毛驴，早晨出发，一路颠簸中午到了工地，吃了一点东西就慌忙起身往回赶，回到村里已是掌灯时分。
如今，参加过当年引沁济蟒工程建设的宋庄人，大多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已经离开了人世。
纸坊水库记忆
纸坊水库修建在五指河下游一个叫纸坊的小山村。五指河是承留镇境内的一条河，由北向南，流经门道嘴、山坪、南庄、纸坊、李八庄，最后注入曲阳湖。纸坊山这一带河道平缓，适宜修建水库。
1956年秋，县里决定在这里修建纸坊水库。当时修大坝没有水泥钢材，大坝全由附近的粘土和山石垒成，然后用木夯夯实，一层一层垒高筑坝。
纸坊水库修建时，县里指定思礼乡、承留乡和城关乡的民工人数，乡里又把民工人数分摊到各村。宋庄村也派出了20多人参加水库工程建设。由黄存让负责领工，黄本贵生火做饭。后来，由于任务重，劳力少，村里又派了当时放假的学生黄存金、黄夏莲、高居位、李守平、黄海棠等十几个人，自带工具，担着箩筐，步行20多里来到工地。大家住草棚，打地铺，吃住在工地，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却。
在大坝修建过程中，当时来华访问的罗马尼亚客人得知济源兴修水利成绩突出，还特地来到水库工地参观。大坝完成后，还被冠以“中罗友谊水库”的美称。
但是，由于大坝两侧山高坡陡，施工时又缺少材料和技术，新筑的水坝第二年夏天就被山洪冲垮，后来就荡然无存了。
曲阳水库记忆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蟒河治理，我没有亲身经历，但其后修建三河水库、曲阳水库时，我有所体验。当时我上初中，母亲被派去修水库。派到水库工地上的人，是不允许经常回家的，听说有人还因此挨了批斗（批斗形式多为当众作检讨）。有一次星期天回家，正好母亲也回家看望我们。由于工地上生活不好，吃饭连一根菜也见不着，时间又管得紧，母亲就带了些萝卜叶做的咸菜，当天就走了。又过星期天的时候，我也模仿母亲的做法，做了点咸菜到水库工地找母亲。在水库工地上，我看到了民工大军热火朝天干活的场面：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流，或掘土，或挑担，或推车，或呼口号，如同蚂蚁搬家，把地里的土运往拦河筑坝的地方。
在母亲干活的工作面上，我看到的掘土装车却是另一种气氛：偌大一片土地，被分割成很多条块，正在挖掘的工作面有一人来高，掘出的土运走以后，留下一道薄薄的土墙，那是不同单位（以村庄为单位）划分任务时的边界。吃中午饭时，大家分到的是每人一碗红薯，没有菜，听说红薯也是各村对的。母亲把分到的红薯给我吃，她只吃了很少一点。很多年后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很难受，因为母亲那天下午肯定是挨着饿干活的。”（引自李德哲《回望乡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