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三节 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统购统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需要农村提供更多的粮食供应城市。但是，当时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农村人口多数还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靠市场贸易收购不到足够的粮食，城市粮食供应难以保障。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矛盾，1953年10月，中央政府最终下定决心，对粮食实施统购统销。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农村的粮食、棉花、油料只能卖给政府，而所有的粮、棉、油销售，也必须服从政府统一分配。
1953年10月，在济源县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各区政府下派大量人员进驻各村，主要任务是向农户征购粮食，但名义上说是收购“余粮”。由于多数家庭并无余粮可卖，工作开展起来难度极大，后来，就把这次粮食征购称为“统购统销运动”。
当时，虽然经过土改，农户都有了土地，但大部分地粮食产量很低，亩产只有一二百斤甚至更低。一年到头，各家各户打的粮食，有些勉强够吃，有些连吃饭都不够，很难说有什么余粮。
统购统销工作队一进村，首先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要求他们响应党的号召，在统购统销工作中走在前面。时年17岁的李承海连续参加了两次动员会后，激情澎湃，当场表态家里有粮食，能够完成任务。工作队见有人带了头，自然高兴，开完会，就让李承海领着村干部到他家收购粮食。李承海家也是一般农户，大人并不愿意带这个头，但见孩子已经带着人来了，只好掀开粮缸，搲了几十斤玉米，算是完成了他家的卖粮任务。
一些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见有人带头了，也跟着动员家人卖粮食。但是，像李承海这样的热血青年毕竟是少数，面对“来年春天有没有饭吃”这样的大事，大多数家庭的一家之主是要思量再三的。工作队见大多数群众行动不力，就把各家的当家人集中起来开会，做思想工作。
宋庄的统购统销会议是在黄存保家的“方三丈大客屋”楼上召开的（黄存保一家当时逃荒山西），地方很宽绰，可以容纳一二百人。经过工作队反反复复动员，大多数人最终完成了任务。
1955年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直接针对生产队下达，生产队只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才能按人口、劳动工分分配粮食。这种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粮食征购政策，一直持续到1985年，中央才下达文件，正式废除执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
编后记：当年统购统销运动的详情，经过70年岁月的消解，即使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也已消磨得漫漶模糊了。为了尽可能做到客观记述当年的故事，村志组同志们先后走访了李鸿裕、牛思花、师广清、聂翠萍等多位90岁上下的老人。但是，因为他们当年还不是一家之主，也不是统购统销运动的“当事人”，对当年家里卖了多少粮并不清楚，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其中唯有聂翠萍还模糊记得当年在娘家时卖粮的情况，以作参考。据她说，泽峪村（后改为泽南村）娘家当年有6口人，统购统销运动中她还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她模糊记得，当时家里只有20斤白面，全都缴了“余粮”。后来，家里又缴了一些玉米和谷子，总数不足100斤。粮食少了，就得事事处处节约。那一年过年，她家没吃过一顿白面饺子。
宋庄距离泽峪不到十里路，当年社会经济状况应该大致相当，统购统销分配的任务和实际卖粮数量大体上应该是可以参照的。当年宋庄人口大约有500人，如果按每人卖余粮15斤至20斤计算，当年宋庄卖余粮总数应该在1万斤左右。
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后，原来土地很少或没有土地的家户都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但是，由于大部分农户劳力不足、缺少牲口等生产资料，仍然难以摆脱贫困。
1953年，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指示，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宋庄村先后成立了互助组。
据牛思花（1931年生）说，那时在一个互助组里的，差不多都是自己家人（本家族人）。有几户或地少劳力少又没有牲口的家户组成一个互助组。有的人家有地有劳力，还不愿加入互助组，认为那样自己家吃亏。农活忙时，一个互助组里的几家，谁家忙，其他几家人都带上牲口和农具去谁家帮忙干活。出人记人工，出牲口记牲口工；换一家也是这样帮着干活。
互助组是一种互帮互助的协作性生产组织，通过这种“换工”的方式，解决了一些缺少劳力又没有牲口、农具的农户的生产困难。互助组没有改变土地的私有制性质，收获的粮食和其他产品仍属于土地所有人，因而不存在劳动成果的分红问题。
互助组刚成立时，有的人家不愿参加。一段时间后，人们看到了互助组的优越性，加入互助组的农户逐渐增多。到1953年下半年，全村大多数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其中老党员黄本富领导的互助组户数最多时有20多户。
195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定》，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宋庄村大多数农户积极参加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初级社实行土地、牲口、农具入股，统一调配使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基本生产资料就逐渐成为初级社的集体财产，实行土地和劳动用工按比例分配的分配制度。
据黄存金（1944年生）说：当时全村成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有三个，村西头的是一社（也称“老社”），村东头的是二社，南街的是三社。
一社的社长是黄本富，李世明是副社长，会计是李成海，记工员是黄存谦。一社的农户有黄本富、黄本贵、李世明、李绪鸿、李振国、李树森、李树勲、李树连、李兴华、李兴礼、李兴贵等20多户。
二社的社长是黄存友，会计是黄存轩。二社的农户有黄存贵、黄本繁、黄本实、黄习凯、黄本其、黄本忠、黄本茂、王戊己、黄本连、黄本亮、黄本富、黄本生、黄本章等。
三社的社长是李绍文，会计是李士凡。三社的农户有赵恒吉、李绍文、李鸿德、李鸿会、李鸿裕、李鸿轩、李福然、李鸿全、赵元宣、黄本义、翟竹青、李秉旭、李秉超等。
初级社实行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逐步实现农业和集体化生产。
根据中共中央十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宋庄村从1955年～1956年，原来的初级社合并加入成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后来又称九星社。
据老支书黄存谦说，九星社就是高级社，有9个村组成，河南（指蟒河）有宋庄、南潘村、北潘村、高庄；河北有东石露头、贾庄、伯王庄、柴庄和三庄。高级社的社长是北潘村的黄本明，会计是三庄的翟本明，武装部长（民兵干部）是柴庄的赵永堂。说是几个村是一个高级社，其实各村的生产安排、布置工作，基本上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只有开会时各村干部聚到一起，贯彻上级指示。宋庄村的工作主要由支书黄本富主持。高级社没有多长时间，大概也就一两年，1958年人民公社一成立，高级社就撤销了。
高级社实行土地入社，牲口、农具作价入社，收入按人口和劳动力分红，土地不再分红。牲口、农具作价入社后，分期清还，还清以后，土地、牲口、农具就属于集体财产了。这是高级社与初级社分配制度不同的地方，也是公社化后一直实行了几十年的“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源头。
第四节 大办钢铁运动与公共食堂大锅饭
大办钢铁运动
大炼钢铁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刚开始时，农村的形势还不太紧迫。到了夏季，随着“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标语被小学教师黄本宽用白石灰水写在残破的土墙上，大办钢铁的热浪滚滚而来，每个家庭都被卷入其中。
按照县里的统一安排，宋庄的青壮年大部分要到太行山脚下的克井公社石河村去建高炉炼钢铁。8月下旬的一天，村干部把男女青壮年劳力100多人集合起来，步行赶往石河村的工地。由于多数妇女家里有小孩子，一行人磨磨蹭蹭离开村子时，已经是半下午了。大多数人本来也就不想去，走到伯王庄时，天眼看就要黑了，就在伯王庄停了下来。当时天气尚暖，就用自带的铺盖在伯王庄露营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才赶到石河村。由于比其他村的人晚到了一天，村党支部书记黄本富被撤销了职务。
大炼钢铁期间，工地上是不准请假的。那些家里有孩子的母亲们，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跑回家看看。宋庄到石河，来回有四五十里，晚饭后跑回家，在家里只能停留几个小时，天不亮就得赶往工地。
对当年大办钢铁的具体细节，李德哲在回忆散文《回望乡愁》中曾有一些片段的描述：
“对大办钢铁运动印象比较深的，首先是家家户户砸锅卖铁的场景。因为办起了公共食堂，马上就要开始吃‘大锅饭’了，村干部就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家家户户把做饭的铁锅拿出来支援国家大办钢铁，1斤2分钱。于是，大多数人家把铁锅、火盆等器具拿到大街上集中起来。有人为了表示决心，还把铁锅当场打碎。还有人甚至把家里楔在墙上挂东西的铁钉也拔下来交了公。在大多数看来，吃上了大锅饭，就什么也不用愁了。
“其次是伐树。伐树的用处可能不一，但其中一个主要用处是为炼铁炉加火。炼铁炉温度低，炼不出铁来，上级就派人到处伐树。宋庄村当时有很多树被砍伐。我家的坟地上有七八棵小柏树，听父亲说还是他亲手栽下的，当时只有两把粗，村干部也通知我家把小柏树砍掉交公，也不给作价，说坟上的树早就归了公。
“最后是卖楼板。我家当时不仅把锅卖了，还把两间楼板半夜里偷偷拉到潘村卖给了潘村钢铁厂。这些楼板，是当时我家为数不多的家产中最值钱的部分。我清楚记得，村西头原属我家的土地的地头，长着两棵大杨树。合作化运动中，土地归了集体，地头的杨树还属于个人；我家和伯父家各分一棵。分给我家的那棵杨树有一人合抱粗。大杨树伐掉以后，被截成几段，请木匠锯成楼板材，棚在屋里，准备干燥以后做楼板。就在全村人踊跃砸锅卖铁后的一天夜里，我听父亲和大哥在一起商量卖楼板的事，大概的意思是现在什么都归公了，把这些楼板拉去卖掉，还能换点钱。大哥当时十五六岁，不知从哪里借了一辆车子，和父亲一起连夜把楼板拉去卖掉，卖了二十几块钱。后来听说，钢铁厂炼铁炉点火用了很多木料，大部分是收购的旧木料，才知道我家的那些楼板已经化为灰烬了。
“炼铁工地我没去过，对当时怎么炼钢铁，二哥曾经写了如下一些文字：大办钢铁时，宋庄的民工都住在太行山上一个叫石河的地方。由于工地规定民工不能回家，我就在一个星期天，带着自己腌的咸菜去看母亲。从宋庄到孔山有二十多里路，早晨胡乱吃了点东西，就赶紧上路了。那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只能选择东北方向的路，走一路问一路。快中午时，我翻过孔山来到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叫石庄的小山村，找人家讨了点水喝，喘口气，听说还有好几里，看看天已过午，也不敢歇脚，又匆匆赶路。经过十来个小时的奔波，看见一个用柏树枝搭起的彩门。进了门，就是工地，只见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人们都在忙碌着。
“村里的民工就住在一个用草和树枝搭起的大窝棚里。窝棚很大，进深有两三丈，一丈多宽，中间留一条通道，两边是用麦草铺的地铺。人们一个挨一个挤着睡在地铺上，虽然很挤，但却暖和。后来听说，有一次夜里刮大风，掀翻了窝棚，人们只得裹着被子在野外过了一夜。
“工地上，一个村子的人在一个大伙上吃饭。粮食是由各村供应的，每隔几天，大队就会派人赶马车送来。人们一日三餐，饭虽然不算好，但能吃饱。
“炼钢铁首先是要有矿石。矿石是从石河村后面的大山里运来的。运矿石并没有车——有车也用不上，因为矿石是在距工地十几里的山沟里采的，沿途都是崎岖陡峭的山间小路，只能靠人肩扛背驮。青壮劳力一次能背二三十斤，体力弱的只能扛十几斤。至于矿石含铁成分谁也说不清。矿石需要粉碎——不过不叫粉碎矿石，而叫砸矿石，就是用铁锤子手工砸成核桃大的小块，才能装炉炼铁。除了运矿石，还要从煤矿运煤炭；煤炭也是人们用锤子砸成小块才能用的。
“炼铁的容器是白矸罐。白矸罐是用当地产的一种叫白矸土风化土制作的，是圆柱形筒子，高一尺多，直径四五寸。制作白矸罐叫‘拍白矸罐’，具体操作方法是：先把白矸土碾碎过筛，然后和成能够堆起来的硬泥，再把泥用手掌拍成泥片，裹在圆木上，然后抽出圆木，白矸罐就成形了。等白矸罐风干后，把矿石和煤炭按比例装入其中，以备装窑。
“把炼铁炉称作‘窑’倒也准确——先在地上挖一个大约长一丈五尺、宽七尺、深一尺多的大坑，一端留有风道，用来鼓风。装窑时，要先在炉底铺上易燃的干草，再在上面放一些木材，就可以装入盛有矿石和煤炭的白矸罐了。白矸罐要一个挨一个摆满炼铁炉，最后点燃下面的柴草，就可以点火炼铁了。
“炼铁必须鼓风，才能提高炉内温度，熔化矿石。鼓风没有鼓风机，只能自制‘土鼓风机’。怎么个‘土’法？就是在炼铁炉的风道口安上一块木板，这木板就像一扇房屋的门板，不过房门是竖着装的，而这块木板是横着装的。木板上面一侧两端有木轴，可以上下活动。下边一侧安有一根木杆，用作手柄。鼓风时，用手握手柄拉动木板，就可以鼓风入炉。为了防止漏风，还要在木板两边的墙壁糊上稀泥。
“如此劳作一两天，如果天时地利人和的话，是可以炼出铁来的。但铁水不是从炉里流出来的，而是需要扒开炉子，取出白矸罐，把含有铁的块状物取出来，然后到指挥部报喜。于是，人们就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抬着喜报，向指挥部涌去，声称炼出了铁，‘放了卫星’。
“但更多的时候，由于温度达不到，装在白矸罐里的铁矿石是化不成铁水的。多年以后，在当年石河村炼钢铁的地方，还可以见到用白矸罐垒成的厕所墙，有些白矸罐里面还有矿石和煤炭粘在一起的块状物。
“大办钢铁期间，由于大人多数不在家，1958年的秋收种麦，主要靠在家的老年人和学生来干。那时，刚开始使用完全用铁制造的双轮双铧犁，老师就让一个班的学生集体拉一张犁。学生们倒是很卖力，只是干不了多大一会儿就干不动了。我当时在城里上高小，农忙时全都停课，白天去附近村里帮助收庄稼，夜里还要拉犁耕地。有一天晚上，大家收工回到学校后，发现少了一个学生，赶忙又去地里找，原来那名学生还躺在坷垃地里睡觉呢！”（引自李德哲《回望乡愁》）。
公共食堂大锅饭
公共食堂大锅饭，是大跃进时期农村老百姓特殊的生活方式，因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锅饭”这个词语还被人们广泛使用着，成为“责任不明”“平均主义”的代名词。
1993年版《济源县志·大事记》记载，1958年8月全县成立人民公社，推行公共食堂制度。到10月底，全县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2596个。资料还显示，当时全县有农户65183户；如果平均计算，一个食堂应该不超过30户。但实际上，由于山区人口居住分散，大多数公共食堂只管三五户。而在平原地区，由于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多数村庄只有一个或两个公共食堂；把几百口人集中在一个食堂吃饭，这“大锅饭”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称呼。
刚开始吃大锅饭时，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劳力上山大办钢铁去了，在家的人少，就在村东头黄万里家设立了一个公共食堂。黄家院子里有两座房，主房是3间廊房，人称“彻阴檐方三丈”，比较宽绰。3间主房，用作仓库和作坊；在廊檐下一溜垒起4个大锅台，支起4口大锅，一眼望去，也颇为壮观。另有3间厢房，用作事务处和仓库。大伙房西邻，另有1处院落，3座房，每座房3间。把隔墙拆掉，打通，摆上桌子，放上板凳，就是餐厅。虽说有餐厅，到这里就餐的人很少，人们大多还是端着碗到大街上站着或蹲着吃，餐厅就成了孩子们打闹和躲猫猫的地方。那些被占用了房子的住户，则被安排到其他院子拼房住。
1958年风调雨顺，刚开始吃大锅饭时，食堂用的粮菜，都是不计量不记账的，要做饭，只管派人从地里往回拉就是了。大锅饭的饭食，刚开始还算不错，有馍有菜，不限量，能吃饱。去地里干完农活，就可以拿碗到大伙房吃饭，不需要自己做饭，而且不要钱，真是仿佛一夜之间进入了共产主义。
后来，上山大办钢铁的人回来后，一个大伙房满足不了全村400多口人吃饭，就在村西头李书廷家另设了一个大伙房。因院子里只有3间房，只够用作事务处和仓库，另外在院子里贴着屋檐下搭了一个敞棚，在棚下垒锅台，支起3口大锅。在这里当过炊事员的，前后有十来个人，能记得起来的有：聂秀云、卢心如、张竹兰、韩廷兰、唐观玉、王素云等。
1959年，由于粮食减产，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吃粮标准一降再降，每人每天只有7两粮。粮食少了，饭就得做得稀一点，还得限量，就是限定每人每天每顿吃饭的碗数，而且每天都要在报饭表上填报第二天全家人三顿饭的碗数。一般都是早晚两顿，大人每顿两碗稀饭，中午是黑馍或菜糕两个。在食堂的墙上，曾画有一幅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家庭主妇一手掂着杆秤，一手拿着碗往称盘里添粮食。旁边的说明词是“要算了吃，不要吃了算”，意思就是粮食要算着吃，细水长流。
老话说，好汉难过饥饿关。为了能够多吃几口饭，人们就会想各种招儿，尽量能多沾一点光。首先是报饭要计算一下，“要零不要整”：炊事员打饭用的是“大马瓢”，一瓢三碗，报饭时填写碗数，就要避开三的倍数，以确保最后一瓢是一碗或者两碗，这样，在打最后一瓢时，就可以稍稍多出几口来。
其次是打饭站队也有讲究，因为炊事员的力气大小不一样，手劲大小也不一样，打饭时，力气大的炊事员，下瓢快，端瓢稳，就可以避免打饭过程中舀到瓢里的稀饭再沥拉到锅里。如此这般，一家人有十来碗饭，大概可以多出半碗甚至一碗来。所以，每到开饭时，手劲大的炊事员所在的锅台边，总是排着长队。
报饭、打饭讲究的是智力，要想再增加一点“口福”，就得在“再加工”上想办法。再加工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打回来的饭里再加一些野菜。所以，在打饭前要先准备一些榆叶、柳叶、刺叶菜之类的野菜，煮一煮，切一切，饭打回来后，把这些野菜加到饭里，饭就不仅显得稠了，也多了，每人就能多喝半碗。
再后来，吃粮标准越来越低，饭做得越来越稀，特别是劳力多、孩子多的家庭，到吃饭的时候，常常会抢饭吃。一旦哪个回来迟了或是吃得慢了，就得挨饿甚至没饭吃。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二次分配”，就是把在公共食堂过了称领回来的熟红薯，重新过秤分给孩子们吃。四队的黄存章家，当时有六个孩子，就曾经用二次再分配的办法给孩子们分红薯吃。
为了不饿肚子，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上级也知道老百姓生活困难，也不断想办法解决群众吃不饱的问题，比如利用农作物“下脚料”生产淀粉。第四队的贾秀英，就曾经被派去学习淀粉制作技术。学习回来后，还被人们称呼为淀粉厂厂长。不过，制作淀粉的原料，基本就是玉米包、玉米芯、红薯秧这些原来喂牲口的农作物秸秆之类的东西。制作过程，就是把这些东西粉碎以后，用碱水泡几天，使这些东西变软直至腐烂，然后滤渣，再用布兜起来，淋掉水分，结成块状，就算淀粉产品了。至于这淀粉有多少营养价值，那只有天知道了。
饥不择食。那是一个人们什么都吃的年代，各种树叶、野菜、生柿子、生南瓜、生玉米、生麦子都能吃下去。夏天麦子快熟的时候，人们走到麦地边上，一边走一边捋把麦子。双手搓一搓，吹一吹，张开嘴，一扬脸，嚼一嚼，就咽下去了。记得村西头有个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走到玉米地里，掰一穗玉米，把包皮一撕，嘴一张，来回一捋，生玉米就咽下去了。嘴边还流着嫩玉米白糊糊的液汁，也不嫌不好看，还自嘲地说是“吹哩噜哩”（一种横着吹的儿童玩具）。
到了1961年，公共食堂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一年3月，根据中央广州会议精神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取消分配供给制的规定，全县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生火做饭的基本生活方式。
公共食堂大锅饭，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老一代的人都还记忆犹新。其实，当时与“大锅饭”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小锅饭”。因其“小”，甚至小到很多人都不知道，也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小锅饭的正式名称是营养食堂，用的是黄本聪家街屋门洞东边的一小间房。设立营养食堂的起因，是当时不断有人因为营养不良得浮肿病。得这种病的人，一般都没有前兆，往往是早上一起床，被别人发现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才被告知得病了。据说营养食堂是根据上级要求建的，各村都有，可见发生浮肿病的村庄不在少数。
1961年“反五风”，包括“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个方面。据说，其中的“干部特殊化风”就包括干部到营养食堂“吃小锅饭”问题。还有人说，运动后期清算干部“吃小锅饭”属于多吃多占，退赔是按天计算的，可见当时光顾营养食堂的村干部不在少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