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第三节 逃荒纪事
逃荒邵原，返回遭劫
讲述人李鸿裕（1928年生）：
“1943年遭蝗灾，一连几季颗粒不收，土匪强盗横行，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全家在家无法生活，到邵原投靠一本家人，指望能逃一家活命。谁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也不是穷人生活的地方。到了邵原街，那里和咱这里一样，到处是饥民，想找零星活干也找不到。眼看真是要把人饿死了，就想把妹妹送给人家，指望能换几升小米，也不能如愿。眼看实在难以活命，心想就是死也要死在老家，就又往回返。
天黑时，走到王屋镇一个叫二里桥的地方，见路旁有一小店，就到小店投宿住下。我们全家挤在小店的一间房内，当夜下了一场一尺多深的大雪，路被雪盖住，根本无法辨认哪里是路哪里是山沟。全家人饥寒难耐，回家又寻不见路。没办法，给小店掌柜好话说了一骡车，又把随身携带的一些家具送给人家，人家才用小米煮了一锅小米汤，让我们喝了。
在小店住到第二天早上，全家人饿得饥肠辘辘，又没有一粒粮食，咋办？父亲说，看来老天真要叫咱全家饿死在这山里了！小店掌柜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前面蹚路，把我们送到大路上，总算离开了二里桥。
离开二里桥，一家人忍饥挨饿，走一程歇一歇，总算走出了山区。眼看离家越来越近，心想哪怕赶赶夜路，当天也能到家了。
走到谷沱洼时，天已经全黑下来。突然，从路旁窜出来几条大汉，他们一个个手里掂着大片刀，挡住了去路。我们一家老小，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搜遍我们全身，见除了几件破烂衣衫，其他一样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得放我们走。临走时，还将我妹妹的一件像样一点的衣服从身上扒下，拿着悻悻离去。”
一家十二口，命丧黄河滩
讲述人李占元（1949年生）：
“1943年，日本侵略军到济源，我父亲李兴华和伯父李兴贵一家，背井离乡，逃往河南（黄河以南）。当我们全家逃到黄河沿时，正遇日寇扫荡，日本人用枪扫射或用刺刀捅，很多无辜百姓惨死在敌人屠刀下，我们两家有八口人被杀。我母亲被刺刀刺伤胸部，埋在死人堆里，才保住一条命。我六岁的哥哥也未能幸免。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和伯父在黄河滩上，凭记忆寻找死去亲人的尸骨，背回来后寄放在村南关岳庙里很多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筹钱做了棺木，安葬了亡灵。出殡那天，街坊邻居看到从我家抬出的十几具棺木，摆满了半条街，一个个惊叹不已。后来，生产队开忆苦思甜大会，老人每每提起当年家人遭日军残杀的事，都会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夫死子丧，无脸回乡
讲述人黄存英（1931年生）：
“日本占领时期，父亲黄本善被抓劳工，被送往山西大同挖煤。本村同去的李士营因为忍受不了劳工生活，冒险逃了回来，算是捡了一条命。我父亲去后，再无音讯，后来听说死在了大同。
1942年家乡遭遇大饥荒，饿死无数人，我的小兄弟在家活活饿死，爷爷被土匪拉绑票不能回家，家人拿不出赎金，被活活折磨死。母亲眼看着全家要被饿死，无奈只好领着我和姐姐，一路要饭，风餐露宿，逃到口外投靠亲戚。在口外，我们娘儿仨靠乞讨要饭维持活命一年多，后来听说家乡年成好了，便又千里迢迢返回家乡。在回来途经高乐住店时，遇到了来运的母亲，我问她：‘大嫂，我大哥呢，你咋在这？’（我问来运父亲叫大哥）。她说：‘我们在家过不下去，逃到高乐。到高乐不久，你大哥就饿死了，闺女也饿死了。我和来运只好在街头讨要。眼看着来运也快要饿死了，没办法只好把他送给了一个住在山沟里的人家，也不知现在咋样了。’说完更是痛哭失声。
我又问：‘那咋不回去呢？’她说：‘我咋不回去？你大哥死了，闺女死了，来运也不见了，我咋有脸回去？’
我多次劝大嫂回来，她死活也不跟我回去。从此以后，来运的母亲一直没有再见到。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到王屋的封门口时天已黑了，只好在一个破房子里过夜，当时房子里已经有十几个逃荒的人。睡到半夜时，突然听到几声急促的敲门声，睁眼一看，只见几条大汉手拿木棍闯了进来，不分青红皂白，把我赶出门，逼我跪在地上，抢走了我们所有的行李和仅有的一点粮食，连我带在身上的‘良民证’也被搜走了。
回到家乡后，我把在高乐遇到来运母亲的事给来运的爷爷说了。来运爷听说后，十分着急，就和本家侄儿黄存贵一起，急忙去高乐寻找，四方打听，几番周折，才把来运找到带了回来。”
凭吊父母逃荒处，荒草萋萋心凄凄
讲述人赵天中（1947年生）：
“小时常听父母讲述他们当年逃荒山西的苦难经历。1999年，我因事到山西绛县出差，曾专门去探访父母当年逃荒住过的地方。
在当地一位亲戚的带领下，我们在一片小树林旁找到了父母当年住过的窑洞。50多年过去了，窑洞已经坍塌，窑洞院子里长满半人深的荒草，一片凄凉。我站在院子里，沉思默想，想到这里曾是父母当年的栖身之地，姐姐就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难避的地方出生的，内心倍感痛楚。
父母常说，1943年，家乡连续两年大旱，又遭蝗灾，庄稼禾苗被吞噬殆尽，村中好多家户都往外地逃荒。父母一担两筐，逃到山西绛县的一个小山村，在一个窑洞里住下。
安置下来以后，父亲靠给别人打短工或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1943年冬，父亲正在给别人做工，冷不丁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就把父亲抓了起来。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父亲穿的棉衣样式和本地人不一样，要带去审一审是不是八路军探子。父亲穿的棉衣是从家里带去的，还有当地人可以作证，但他们就是不放人。父亲被关了两天一夜，还几次被打。母亲无奈，只好借了些钱，央求当地保长前去保释，好说歹说，才被放了回来。
还有一次，父亲在绛县西关做小买卖，警察见是外地人，拿了东西后不想给钱，父亲就和他们发生了争执，引来很多人围观。警察见来了这么多人，脸上有些难看，就把父亲臭骂一顿，悻悻离去。警察走后，有好心人对父亲说，你让人家丢了脸，怕是不肯罢休，还不快走！父亲听后，赶忙把东西寄存起来，匆匆离去。果不其然，父亲刚走出二三里远，就见两个背着枪的人撵了过来，并大声吆喝。父亲见状，拔腿就跑，算是又躲过了一劫。
第三年春上，听说咱老家收成好转，父母就带着出生不久的姐姐踏上了返乡之路。一路上，常常看到路边无人掩埋的尸体。当时天气已经转暖，有些尸体开始腐烂，蝇哄蛆爬，很是瘆人。”
小妹门外撒尿，转眼被狼叼走
讲述人李士义（1937年生）：
“回忆当年爷爷带着全家逃荒山西沁水的苦难日子，至今仍不堪回首。
那是1940年，家乡大旱，夏季欠收，一夏天又没落雨，秋季又颗粒无收。为了活命，人们只得用树叶草根充饥。爷爷看家乡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听说山西那边收成好，有饭吃，就领着全家七口人，翻过太行山，途经阳城县，在沁水县的一个山沟里落下了脚，开始了艰难的生活。爷爷和父亲开荒种地，十几岁的哥哥给地主家放牛。一家人累死累活，依然填不饱肚子，还常常受人欺侮。爷爷和父亲除了开荒种地，还时不时到富裕人家打几天短工，换一口饭吃。我和两个小妹跟母亲在家，帮母亲拾柴干杂活，一家人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当时，我们全家住在山沟里的一个破房子里，院子四周也没有围墙。当地狼多，经常伤人。一次，小妹李娥到门外撒尿，一转眼就被狼叼走了。二哥听说，操一根扁担追了出去，狼已跑得无影无踪。当家人找到时，孩子只剩下了两条腿，一家人悲痛不已。只好把两条腿挖坑埋掉。谁知当天夜里，又被狼扒出吃了。母亲受此打击精神失常，整日恍恍惚惚，直至十多年后才好转。爷爷年岁大了，整日辛苦操劳，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没钱医治，很快也离开了我们，葬身他乡。
我们在沁水县住了20多年，一直到家乡解放后，生活有了好转，我们一家人才在1958年以后，陆续分几次返回了老家宋庄。”
逃荒返故里，亲姑不认亲
讲述人黄本聪（1937年生）
“我家父辈弟兄三人，大伯父之子早逝，1943年伯父母带着孙辈逃荒到北口外，卖掉孙子孙女，二老客死他乡；二伯父早亡，日军进村时，其儿子复生被抓走，二大娘气病身亡；父亲在我4岁时，因病去世，一家祖孙三代，只剩下祖母、母亲和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我7口人。
1943年大灾荒，我的两个弟弟病饿而死。为了活命，母亲把祖母送到我大姑家，把二姐送到舅舅家，跟他们一起逃荒。母亲带着大姐和我，逃到山西，母亲给一家水磨坊打工，每天能挣到一升麸皮。12岁的大姐带着6岁的我，每天去山坡上拔野菜度日。那年冬天，母亲想回家变卖点家产。到家后，天下了大雪，不能及时返回。我姐弟俩没有可吃的东西，就去日本人养马的地方捡拾高粱颗粒吃，一不留神，马把大姐咬伤了。大姐受伤后动弹不得，我也饿得爬不起来，我俩只能等着死神把我们拖走。不该死，天有灵。就在这时，母亲踏着一尺多厚的雪回来了。
1944年春夏之交，地里的麦子即将成熟，母亲领着我们徒步返回老家。走到邵原高洪坡时，听母亲口中哼起了济源逃荒人的一首民谣：‘上去高洪坡，招着（济源方言，即远远看见）济源米汤锅，烧饼油馍来接我。’
到家时，将要收割麦子了。这时，大姑家想讹我家的二亩水浇地，借口因养活祖母，她借了别人家的钱，要我们还账；还找了一个在土匪头子手下干事的狗腿子，掂着手枪去我家闹事。母亲看势头不好，冒着生命危险，在邻居的帮助下，连夜把麦子割了。事后，这个掂枪的狗腿子又多次找到村里闹事，邻里们没人向着他，当着面一次次指责他。后来，大姑家大概也觉得丢不起这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多年过去了，母亲还常常提起大姑家找借口逼债的事，告诫我们：家里穷，地是根，没钱没地难为人；饿死病死没人问，亲近的姑家不认亲。
解放后，我家被定为中农成分，母亲还进入了妇救会。在村农会的领导下，她带头为解放军做军鞋，备军粮，支持解放军。”
第四节 手艺达人
染坊师傅李永顺
李永顺，按李姓世代，是第十八世人。一辈子以开染坊、染布为生，人们不呼其名，皆以“老染坊”相称。旧时没有化学颜料，都用土靛染布。土靛是用一种叫蓝草的一年生植物制成的染料，颜色比蓝草的颜色亮丽而凝重，称为靛青，成语“青出于蓝胜于蓝”指的就是蓝草的这种变身和升华。
当时，宋庄村东和村西各有一处靛池。靛池由地面地下两个池子组成。一个小池在地面以上，有两条芦席大小，深约3尺，用砖砌成；一端设有四五个拳头大小的洞，是用来沉淀靛液和排水的。一个大池在地面以下，有两丈见方，用砖砌成，深约4尺，是用来沤蓝草的。
蓝草是制作靛蓝的原料，是一种草本植物，春天种植，秋天收割。成熟的蓝草，从叶茎到穗状花絮都呈蓝色。种植蓝草需要肥沃的土地，如果土地肥力不够还要“上拦头”（上肥料），上豆黄瓣儿。
把成熟的蓝草收割后，先放在大池子里浸泡，当蓝草完全沤熟沤烂后，要经人工捣制，这叫“打”靛。打靛用的工具，是在长木杆上安一块厚木板，像耙子一样，用双手握着，来回在池子里推拉搅动。打靛是个力气活，家里人手不够，还要请邻居来帮忙。
最后，把大池里捣制好的浆液倒到上面的小池子里，并放入适量的石灰，搅拌均匀，使其慢慢沉淀。沉淀结束后，依次从上到下打开排水洞，把清水放出去。清水放完，把状如淤泥的深黑色土靛从池中挖出，置于空地晾干便于收藏。
染布工艺比较复杂。先要把颜料放入烧开的水里，使其充分融化，再把土布放入清水中浸泡一天一夜，使其去糨——这是因为织布过程中，经线需要用糨糊浆一浆，使经线结实一些，织布时才不易断线；但染色时必须先去糨，不然着色不牢，日后穿着容易褪色。
染布工艺流程中最具“仪式感”的是最后一道工序：脚蹬碾布石碾布。碾布的目的是把浸染、上浆、晾干后发生皱褶的粗布碾平，使布面平整、光滑。碾布的主要工具有三件：大石板、卷布轴和碾布石。碾布石是染布的“重装备”，形似元宝，因此又称元宝石。元宝石上面长约150厘米，底部长约80厘米，中间高度约40厘米，两边耳部高度约80厘米，宽度约50厘米，重约200公斤。
碾布时，将已染色、上浆的布匹卷在卷布轴上，形成布筒，把布筒置放在平整光滑的大石板上，然后把元宝形的碾布石抬上，压在布轴上。染匠操作时，两脚分别踩在碾布石的两角上，用手扶住专门设置的吊杆，两脚左右轮流 均匀用劲，使布轴在碾石和石板之间来回滚动，直至布匹平整、光滑为止。
老染坊去世后，他的儿子小务也从事染布行当多年。20世纪60年代，不准个人做生意，小务还曾经“挂靠”城内服装厂，开设过染房车间，继续从事染布行当。20世纪70年代中期，宋庄第四生产队为了搞集体副业，也曾开过几年染坊。当时李书庭是染坊师傅，不过这时已没有土靛，只能用化学颜料来染布。由于染的布着色均匀，不易落色，生意也兴隆了几年。
木匠师傅陈玉贵
陈玉贵是宋庄最有名的手艺人，因为他姓陈，是木匠师傅，人们都称其“老陈师”。陈师祖籍何处，无人知晓，只知道他在土地改革时是由城南关迁来宋庄的。刚到宋庄时，因无房，只得租别人家的房子住，据说前后搬了四五个地方。土改时，他就在宋庄参加了土改，分得了土地，后来又分得了一块宅基地、一间破草房，才算定居下来。再后来，他又租了李树勋家的三间厢房，一直住到20世纪70年代，才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三间房。陈家至今已传四代。
陈师傅的木匠手艺在附近十里八村很有名气。他的手艺是多方面的，从农村盖房子的全套工艺，到制作桌椅板凳各式家具，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农闲时节，就走街串巷给人家做木工活。在生产队集体生产时代，他靠木工手艺挣的钱，除了一部分要缴生产队记工分，至少相当于两个劳力的收入，是全家人生活的主要来源。
陈师傅的木工手艺，最拿手的是制作棺材。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没有实行火葬，人去世后都要用棺材装殓，埋入墓穴。所以棺材的好坏，就成为衡量人们对先辈是否孝顺的重要标志。大多数人上岁数（年纪大）后，都会考虑身后用棺材的好坏这件事，并且会在仍然健在时就请木匠给自己制作好棺材，并称其为“喜木”。
一口棺材，包括一盖、一底、两帮和两个档头。木材以柏木为最好，其次是桐木。即使是桐木棺材，两档也必须用柏木。木板厚度，大多是三寸、四寸，也有五寸的。大头的档头上，还要雕刻周边有花纹、中间有“福”“禄”“寿”字的图案，以显得端庄大气。
陈师傅制作棺木，在周围村庄是出了名的。他打制的棺木手工精致，样式大方，价格合理，生意一直很好。
磨刀师傅李兴华
李兴华，按李姓世代，是第十七世人。一生务农，也做一些小买卖，如卖菜籽、卖辣椒酱等。但铣刀磨剪是他最拿手的手艺。这一手艺不需要复杂的设备，仅一凳、一铣刀、一磨石而已。且不需要大的投入，只是要有点功夫，有把力气，吆喝吆喝跑跑腿。
铣刀，就是要把用钝了的刀刃削薄，使其锋利，这是一种既费力又费时的活。铣刀工具包括刀头和铣弓两部分。铣刀刀头的硬度要比家用刀具的硬度大，才能削得动家用刀具刃部。铣弓是长一尺半左右、厚约半寸的铁制工具，两端装有手柄，铣刀时，手握手柄，推动铣子，其方式与木匠用手推刨子相类似。
磨剪是把剪刀刃以大约70度的倾斜角度，在磨石上来回推动。角度大了，剪刀磨不快；角度小了，磨起来很费时费力，全凭经验来掌握分寸。
磨刀最能见功夫的是磨剃头刀。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用刀子剃头；“剃头匠”，“剃头挑子一头热”，这些民间称呼再加上歇后语，足以证明这一行当的古老。剃头匠的看家本事就是剃头刀，磨剃头刀最能见磨刀师傅的功夫。所以，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宋庄有个磨刀师傅李兴华，他磨的剃头刀最好用。这李师傅嗓子也好，到了一个村庄，找一个树阴坐下，小凳子一放，吆喝几声“起刀——磨剪！”即刻就会有人拿来剃头刀、切面刀之类大大小小的刀具。磨完了，有钱的给点钱，没钱的给个馍，真是没钱也没馍的，端碗水喝喝也行。反正离家近，当天回家再吃饭也饿不着。
第五节 中华民国文书见民生
民间历史文书是记录家庭历史和社会风貌的重要载体，具有无可怀疑的原始性和真实性，是我们回望历史事件、还原历史场景、澄清历史疑问的“老师”。审视这些历史信息，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变革，增强文化自信。
但是，由于时间的磨砺，特别是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破四旧”运动，大部分家庭的历史文书都被焚毁，能够保存下来的文书已经少之又少。
村志征编小组征集到的旧文书，大体有三种：一是官方颁发的文书，如中华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经过地方政府认定或颁发的土地证。二是农户之间私下订立的土地、房产等财产物资买卖契约。三是家庭 “裂变”的分家文书（分单）。后两种文书，虽然没有象征权力的官府印章，但是由于有当事人特别是多名见证人的签名，而这些被称为“中人”的见证人，多数是家族长辈、亲戚或有名望的乡间耆老，因此这些文书的公信力并不亚于官府颁发的文书。
下面分别举例，就不同文书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予以评介。
文书一，官方为土地买方重新签发文书。此种文书是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政府签发的晚清时期土地买卖文书，并冠以“新卖契”。共征集3件，选其中一件，内容如下。
《新卖契》文如下：
河南国税厅筹备处为发给新卖契事案，蒙
财政部电：开民国成立一载有余，今拟定划一契纸章程，酌收手数料（指办理契纸所需成本——编者注）。各省亟应切实奉行，藉副利国便民之意等。因自应遵照辨理，本处现已列就新契。凡提前成立不动产旧契，无论当、卖（典当或买卖——编者注）均应一律呈验注册给予新契，以资凭证，兹据。
济源县人李永合呈到宣统元年前二月廿五日所买黄克厚田地，价钱卅二千文旧契纸，请给新契。前来除验明注册暨应缴之注册费洋壹元照章收讫外，合行给予新契。仍将原呈旧契粘连于后，一并发给该业主收执为据。须至卖契者。
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卅日
区字六六号
右给业主李永和收执
左边是与《新卖契》黏在一起的前清文书，文如下：
立卖契人黄克厚，因用钱急紧，将自己分明地一段，坐落在村东南，系南北畛，计地二亩。东至黄克义，西至本主，南至路心，北至黄克培，四至分明，情愿出卖与李永合永远为业。同人言明，每亩价钱壹拾陆串文。恐口无凭，立永契为证。
计开 地系上粮
宣统元年（1908年）前二月二十五日
附：土地尺干：西边九十一干，南北阔五干一尺七寸，中长七十六干四尺，南北阔五干一尺七寸。两宗地二亩（丈量土地尺干一干长五尺——编者注）。
浏览此件文书，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晚清时期民间土地交易的价格和中华民国初期地方政府关于土地管理的新政策，还可以窥见民国初期民间和官方货币流通的“双轨制”。尤为让人觉得别开生面的是：同一份文书，却是由两个不同朝代的文书组成的：上半部（竖排版右侧为上）是中华民国政府为农民换发的土地确权“新卖契”，落款是民国三年（1914年）；下半部是农户买卖土地的原始民间契约，落款时间分别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和宣统三年（1911年）；实际上就是把两个朝代形成的文书黏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份新文书。
阅读文书，让我们今天不但可以了解100多年前的土地价格，还可以触摸感受到当年代风云际会的时代气息。
阅读由两个朝代形成的文书，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1.晚清时期济源的土地价格每亩约16串铜钱。按惯例，一串铜钱1000个。单个铜钱一般又称一文钱，一文钱与现代货币的比值，大约相当于0.1至0.2元。如此推算，当年一亩地价大约相当于现代的人民币100至200元。
2.当年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土地《新卖契》政策，收费标准是一份新契缴一元。由于当时的流通货币比较混乱，主要币种有银元、台伏、小洋、铜元、铜钱五种，因此互换比值并无统一定数。有研究者认为，中华民国初期的一元钱，大约相当于一串铜钱的购买力。
3. 加强土地管理，实行土地《新卖契》政策，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大政方针，这也是由中国农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政府要稳定社会大局，首先就要稳定农民阶层，稳定农村经济。实行换发《新卖契》政策，就是加强土地管理，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土地进行确权，让民众从心理上脱离前朝，归属当代。同时，通过这种行政手段，还可以增加一部分财政收入，有利于政权建设。从可见的3件《新卖契》样本可知，当年换发《新卖契》，采取的是一块地一张契的办法（因为3件《新卖契》的地主都是同一个人）。按宋庄共有土地1000亩计算，当年换发《新卖契》，全村大约要缴纳500元换契费（按一块土地平均2亩计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