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科举时代的人才选拔标准，经历了一个从“不唯分数”到“唯分数”的演变过程。唐代进士科实行“通榜”和“公荐”制度，当时录取进士不仅看考场成绩，还“采誉望”，即参考平时的才学水平和诗文名声，参考达官贵人和著名人士的推荐，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其优点是确有主考官录取了许多社会上公认的高水平才士。如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的“龙虎榜”，就出了韩愈、欧阳詹等名士和多位后来成为宰相的著名人物；其局限是主管进士科举的考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否公平客观往往取决于“知贡举”者的眼光和操守；其弊端是可能出现世家大族干预录取，不够公平客观的现象，导致一些有才华的寒士落选。

自从北宋科举普遍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以后，完全不参考举子平时的声望、水平和作品，科场“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程文”即考场上的答卷，就是只凭考场上表现出来的水平和成绩来录取，即“唯分数”选才。科举考试这一选才制度，在创立之初引起相当多的争论。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里论说，州郡发解试应“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而采用糊名、誊录制度后，考生“不见姓字”，对其日常行为举止更是无从考究。因而范仲淹建议重修发解试条例，加入对举子德行履历的考察，并主张废除糊名、誊录制度，考察“履行无恶、艺业及第”者方可录取。次年（公元1044年），包拯反对废止糊名、誊录制度时指出，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已，因而升黜者有矣，又何暇论材艺、较履行哉？”可见，当时包拯对维护公平的糊名、誊录制度持肯定态度。

北宋政坛对于糊名、誊录制度的争论，实质上是对科举取士标准和考核内容的商榷，反映了部分大臣对科举取士“唯分数”与“兼顾德行”的不同意见。

北宋中期，关于是否“唯分数”取人的争论还延伸到科举存废的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应恢复察举、实行全面考察德行的办法，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极力为科举辩护，认为科举考试有一定标准，远远优于无客观标准的察举德行，因为察举制主要考核德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只能通过举子的言行考察。但这一考察很难全面，且德行考核被赋予功利性时，容易促使举子迎合上意，弄虚作假。在苏轼看来，主张废除科举、恢复察举者，只看到了考察德行的优势，却忽视了这一制度的可操作性，因而他坚定地站在具有客观标准、“唯分数”取士的科举制一方。

由于苏轼的反驳有理有据，故没有人再直接进行辩驳。 （《今晚报》 狄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