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六年（公元805年），28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在一个言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时代，这自然是非同凡响的。贞元十八年（公元807年），他又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更是高人一等。

三登科第之后，青年的白居易以一曲《长恨歌》惊艳世人。诗人诉说着“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孤凄。但这一时期，儿女情长并非白居易的本来面目。在担任中层官阶翰林学士、左拾遗后，他开始了“志在兼济”的实践与努力，通过大量创作的新题乐府，书写下宪宗一朝的“诗史”。

白居易在《新乐府诗序》中大声疾呼：诗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把尖锐的笔锋，刺进现实的黑暗，并积极为底层的民众代言——

因为哀伤“农夫之困”，对“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发出控诉；当看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时，敢于指责当权宦官“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即便自己穿上棉衣、享受“稳暖”之际，依然拥有“安得万里裘”“天下无寒人”的博大情怀。

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举动，让权贵者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不久，白居易被贬江州。在浔阳江畔，诗人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感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自此，白居易的思想从“达则兼济天下”转向“穷则独善其身”。晚年的他“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对庙堂争斗、自身荣辱不再执着，而愈发追求自适、超然。

（《解放日报》 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