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有多少人疲于应付，长吁短叹，随波逐流，无所事事；而有的人，转情移境，向内沉淀，竟然写出一本书来。弥生的散文集《桂花之下》，就是三年疫情期间写就的。我从未与弥生谋过面，但透过她的文字，完全可以看出她虽是柔弱女子，但巾帼不让须眉。她是那种创造力极强的人。隔一段时光再见，她一定会创造出新的辉煌出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所谓的“士”，应该包括她。《桂花之下》里有她“士”的见证。
弥生早年留学异国他乡，身无分文，她的青春节奏是奋斗的、昂扬向上的；她对事业孜孜以求，业余又有文学的滋养，她人生的金秋是沉甸甸的、富有收获的。一如走出疫情并结晶出一本书一样，她一路走来，有着自己的事业，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早些年在东京有了自己的院子，就种下了桂花树，过自己充实而又充满花香气息的日子。
苦难是她人生的第一课。如果人一辈子受的苦是一定的话，那么吃苦还是早些好，这些苦会更早转化成方法论，匡正以后的人生。而到了人生暮年，因为前半生的人生根基不扎实，而吃的苦，那就是纯粹的吃苦，吃苦不再有建设性，人生也几乎没有再翻盘的可能。刚到异国他乡的日子，她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还得熟悉并尽快适应生存环境，还得打工养活自己，可以想象在一个陌生世界奋斗拼搏的人的艰难困苦。
但慢慢的，她的生活和事业都向阳而生。其实，人生早期的磨难恰似孕育。前几天在北京的一个读书分享年会上，有一个环节是大家相互间随机赠书，一位朋友拿到的是美国人辛格的《臣服实验》。他翻着书说：“我收到这本书，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多年之前在一个饭局上有一位姐对我说，你在这个社会里打拼要学会臣服，我当时兴致正高，哪会理会‘臣服’呢？甚至有些发怒，我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我什么都愿意学，就是不愿意去学臣服。很多年过去了，再看到这两个字，心境已不可同日而语。”他给我讲了他的创业故事，他的前半程太顺了，他认识到他的人生要补上这一课。“臣服”与“磨难”或不尽相同，但里边都有着对规则、规律的尊重与探寻。
“成为一个好的自己，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啊！”弥生凭借着自己的奋斗与智慧，倾其前半生，都在为成为一个好的自己而努力生活和奋力工作着。她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中国才刚刚改革开放，那是1984年。而在我合上《桂花之下》这本书的时候，时光已经进入2024年，她在异国他乡已经度过了漫长的40年。“低落时，去山水间。”她在人生低落的时候，到大自然里寻求疗愈。“你得把人生的痛苦都一一理出来，还得撕裂给人看，不然你就写不好小说。”文学，也是她疗愈的一种方式。
人世间，怎一个情字了得。疫情期间，社会交往相互隔绝，能听到门铃响，是让人惊喜的。她收到了一个大件快递，打开纸箱，里面有一袋子新米，足足有30公斤，纸箱角落处，还有七八只带着褐色泥土的红薯，以及两个小便当盒，里面是已经晒好的红薯干。这些东西是伊东夫妇从乡下寄来的。伊东夫妇当下已经八十四五岁了，每天还在田间劳作着。
伊东夫妇是弥生20多年前在乡下居住期间的邻居。那时，伊东夫妇每次去地里回来，总会送一些蔬菜给弥生。伊东夫妇是弥生在日本亲人一样的存在。在那个僻静的乡村，婚姻和家庭经历了各种困境的外来户弥生，得到了亲情很好的疗愈。后来搬离乡下，弥生一家和伊东夫妇并没有因为居家的分离而断绝音信往来。乡村的那些大自然，乡村人的那些淳朴，每每想起来，就会淡化城市生活中的很多欲望和繁杂，让人简单和满足。这种自然和淳朴、简单和满足，用于疫情期间的疗愈，自然也是十分有效的。
游子一定会思乡，乡愁无处不在。疫情期间，弥生会与国内的大弟不时聊聊天。一天，弥生发现阳台上的丝瓜开花了，就高兴地拍给大弟看，并遥祝大弟生日快乐。看到大弟欢喜的样子，弥生感慨：“人世间，支撑我们生命的部分里，兄弟姐妹的亲情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大家的前半生都为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忙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欲望的减少，随着攀比心的减弱，儿时一起成长的经历就成了很亲切的一种情感。”尤其是随着父母亲等老一辈人的离开，兄弟姊妹就更显得无以取代的亲近。
弥生到日本后，还曾有到美国留学6年的经历，后因为一个小误会而离开美国。她意识到横亘在其间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她难以适应，而在日本却不存在。正是她有着多元的文化经历，故而在她的乡愁里，杂合着如何看待母国、怎样看所居住国、怎样看世界的诸多切身感受。她的大女儿在美国出生，在日本读小学、中学，暑假寒假在中国学习中文，高中、大学毕业于美国。三个国家给予了她什么？此心安处是吾乡。每个人都有选择做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对乡愁内涵的诠释。弥生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世界华文文学会的一员，自然有着海外华人对母国乡愁共同的书写，但也会有着自己的独特怀思。
疫情三年，自然有着更多的生离死别。岂止是人，甚至也包含生物。当看到年轻志愿者为救助古老的樱花树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弥生有了一种感动，甚至觉得过去很轻易地与不同国家华人作家朋友交谈过的“物哀”两个字，此刻一下子立体起来，一下子有了很具体的实感：世界上的任何事，只要年轻人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无论是树，还是任何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年轻力量才可以救。在病毒面前，人的命运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只要同心协力，新冠病毒也就不是那么可怕。
一名写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疫情初期，为了武汉人民，弥生与很多在国外的华人一样，跑遍东京的大街去买口罩，“风月同天”“与子同裳”。后来，病毒扩散和蔓延……但中日之间的文化迁延，弥生无时不在地能切身感触到……
疫情期间，恰逢鲁迅诞辰140周年，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请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的李东木教授作《“鲁迅”之诞生》的学术讲座，认为鲁迅留学日本7年，完成了周树人成为“鲁迅”的精神演变，解释了周树人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的“鲁迅”。弥生还会回想起1986年《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正是在袁鹰推荐下，弥生得以到东京女子大学作伊藤虎丸教授的研究生。
疫情期间，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还以网络会议的方式，举办《郁达夫在名古屋——青春的骚动》文学讲座。此时恰逢“创造社”诞生100周年以及郁达夫成名作《沉沦》问世100周年。弥生回想起刚到日本，在日本女子大学师从伊藤虎丸教授学习时，伊藤虎丸就要求弥生重读郁达夫，重读鲁迅。弥生感慨着：100年匆匆而过，在所有的热闹都被时间淘汰干净之后，我们看到“创造社”和郁达夫的《沉沦》依旧在我们后来者的记忆与书单上。
2022年冬至，弥生在感叹“冬至饺子夏至面”是北方人难以撼动的习俗的同时，还感叹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意疫情期间所发生的，与自己生活不太相关的很多事情，尤其是那些国际间的事情，“可我是作家，良知不允许我视而不见还在继续的战争，不允许我视而不见不公正，也不允许我默认那些野蛮和愚蠢。”弥生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她完全可以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问世事，但她对自己终是有着要求。
世界华文文学圈子，有着用中文写作的共同特征。诚如所言，华人写作者之中，每个人留学或移民的所在国不同，一定会有着不同生活经历与经验。作者用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视角，感受和体验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客观而理性地写出在异国生活的华人故事，自有其价值。这个群体的生活，于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对这个世界抱着好奇。我喜欢欣赏不同文化的异样灿烂，喜欢看到人有着多种多样的活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从而构成人类社会健康的生态体系。我看弥生的《桂花之下》，正是抱着这样的出发点，从而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掩卷《桂花之下》，久久静坐，我似乎仍能闻到幽幽桂花香。于是便想着有一天，能捧着弥生的《那时彷徨日本》，在淡淡的桂花香中，共情弥生的那时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