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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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蒜子光芒覆盖的时代，除了与北方的割据力量较量，也可以说是她与桓温既惺惺相惜又斗智斗勇的时代。
《世说新语·品藻》多述及魏晋名士玄学清谈，记录了清谈风气熏陶下而呈现的各种机巧言论。其中，就讲到了桓温的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最后这句话，成了这个历史典故中的名句，后世使用频率极高。如辛弃疾就多次在其词中化用这句话——“宁作我，岂其卿”“翁比渠侬人谁好？是我常、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杯酒”等，都抒发了词人辛弃疾追求真我、独立不阿，不屈志附人、不丧失自我的决心和气概。
在作家颜华笔下，有大量的笔墨写到桓温与殷浩的斗智斗勇，写到朝廷与大臣的斗智斗勇。桓温年轻时就与殷浩齐名，所以常常有攀比、竞争之心。桓温问殷浩：“你和我相比，谁强些？”殷浩回答说：“我已经和自己打交道很久了，宁愿作我！”这几句简单的对话后边，其实有着长长的历史背景。
桓温和殷浩从小一块儿长大，桓温是忠良桓彝之后，为人豪爽，勇猛威武，是晋明帝的驸马。朝廷封他为徐州刺史，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庾翼病逝后，他又出镇荆州，都督六州诸军事，彻底掌握了东晋在长江上游的兵权。
殷浩善清谈玄理，识度清远，少有美名，尤受当时辩士推崇。殷浩隐居十年，待价而沽。时人皆以为其“奇货可居”，堪比管仲、诸葛，甚则有“深源（殷浩的字）不起，当如苍生何”。受当时辅政大臣司马昱推荐，褚蒜子应允，殷浩出仕。殷浩声望极高，又能让朝臣钦服，被朝廷视为股肱之臣。
殷浩代表文臣和朝廷的力量，桓温代表武将和地方的力量，两种力量形成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但世事无常。347年，桓温溯江而上，消灭了成汉政权，权势声望变得空前强盛，朝廷对他也甚是忌惮。为抑制桓温，朝廷就支持殷浩与桓温抗衡。于是，桓、殷这两个从小的朋友，就变成了一时瑜亮，彼此对立。
349年，北方敌对势力后赵皇帝石虎病死，桓温请求北伐，并做好了出兵的准备。但是，桓温此前在自己治地自行募兵、调粮，已引起朝廷对他“不臣之心”的猜忌。朝廷不理桓温出兵请求，而派外戚褚裒北伐，结果失败而归，褚裒也羞愧而死。
350年，冉闵称帝，与后赵分庭抗礼，北方形势更乱。桓温再次请求北伐，屡次上表，但朝廷内部意见不一。王羲之等向太后建议“殷浩的才能在朝堂，在朝堂可谓首脑，让他带兵打仗，实乃弃其长而扬其短”，司马昱等却力挺殷浩，太后最后支持了司马昱。朝廷错误地把北伐的任务交给了长于纸上谈兵的一介文臣殷浩。此后几年，殷浩数次北伐，但都屡战屡败，军粮器械也消耗殆尽。
桓温利用群臣怨恨，上疏严厉指责殷浩的失败，陈列其罪状，要求贬斥。司马昱迫不得已，将殷浩废为平民，并加以流放。从此以后，整个朝廷，桓温大权独揽，再也无人能与之抗衡，东晋历史进入了桓温北伐的时代。
此时，桓温正处于人生顶峰，志得意满；而殷浩则是从顶峰跌落到谷底的一介草民。这则《世说新语·品藻》中的对话，便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显然是一个二难选择。“我不如卿”——虽然明哲保身，却显得卑躬屈膝；“卿不如我”——虽然保住了面子，却无异于自毁长城。而一句“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却独辟蹊径，巧妙地绕开了桓温预先设好的“陷阱”，无疑是最好的回答。
但历史向来是成者为王败者寇，任凭你伶牙俐齿又如何？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桓温并非小肚鸡肠的一介武夫。他曾在殷浩遭贬后，在众人的嫌弃中，试图再次启用殷浩，但却阴差阳错。桓温曾多次建议太后，如果想富国强民、恢复中原，就要改掉门阀士族世袭制，改革九品中正制，广纳人才，等等，也甚为太后赏识。
但褚蒜子毕竟站在权力的巅峰，面对的是整个国家、整个时局。她欣赏桓温、安抚桓温，肯定其铁骨铮铮之言，但驾驭整个国家的褚蒜子，面对积弊甚深的社会，只能是权衡利弊，等待时机。桓温深知褚蒜子的知遇之恩，对太后的大格局、大智慧甚是钦佩，“暗对自己说，无论如何都要和太后褚蒜子站在一起，帮着她把国家治理好”。
如果圣明的褚太后一直当政，如果以后的几任皇帝也有太后的雄才大略，至少别太窝囊，如果不是朝廷内部的龌龊屡屡耽误了北伐的时机，我想桓温或许就不会生起“取而代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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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蒜子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定盘星。她为了稳定风雨飘摇的政权，进行了各种强国富民的尝试，比如发展蚕桑经济，比如筹划政治改革，比如引导国民信仰，比如兴办学校、启蒙民智，比如开展对外贸易，等等，无疑都是积极的，正确的。但最终为什么仍然不能走向统一，改变不了内部的叛乱倾轧？这是读完颜华《崇德时代——东晋太后褚蒜子》之后需要深思的问题。
一个国家富有和强大的密码究竟是什么？《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我深以为然。一个国家是依赖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一套运行规则即制度而强大？还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呢？究竟哪一个才是根本，才是可持续的呢？譬如两个地域毗邻、自然环境十分相似的国家，又曾经统一于一国之下，后分属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果几十年下来，两个曾经相同的国家却贫富殊异。在几乎没有地理差异的情况下，制度的差别确实能够带来国家财富的巨大差异，制度因素似乎是至关紧要的。
通常意义上，好的制度应该是在国家层面能够实现财富积累，在个人层面能够激励个人努力创造财富吧。在当下语境中，那些积极强调政府效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提供均等教育机会、保障契约有效执行、打破贸易壁垒、激励资本投资、畅通资本流动、打击职务腐败、保护私有产权等的制度应该都是好的制度吧。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得贫穷。
诚然如是。但是，制度因素也只可以解释部分结果，并不能解释全部。它不是完整的解释，除了良好制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国家财富，比如地理因素。人的地理观往往决定了人的世界观。
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如果在100余年的时间内仍未能光复失地、入主中原，完成国家的统一，那么很可能就会倦怠下去，从此失去了信念，“此处乐，不思蜀”。当时的一些士族门阀很多是反对战争的，认为土地城池并非哪一个国家所固有，失去就失去了，不要因此而争夺，让国家永无宁日。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说，“人类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意即世界各大陆国家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个民族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环境决定因素客观存在。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总结了从原始人出现到工业革命后的人类文明史，基于热量和水的分布，认为温带地区是诞生文明的沃土，诠释了造成不同文明之间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的不同。
我们研究历史终究是为了洞明现实，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历史总是在重复，在今天发生的，到明天它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重复的是以往的历史，也就是说当下正是以往历史重复的过程。今日之事，明或再有；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读颜华的《崇德时代——东晋太后褚蒜子》，也让我联系到英国人詹姆斯·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联系到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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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蒜子固然是那个时代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但她的耀眼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太黯淡了，因为时代的黯淡，才显得她明亮？在她主政的几十年里，本来是有望收复北土，完成大一统的。如果她锐意改革，确立一个相对好的社会制度，如果她发现皇帝无能，就像武则天那样取而代之……
但那样的时代，对一个女人，她的作为已难能可贵。过多的假设，就是苛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