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边缘”，是指人类文化适应上存在边缘效应的地方。边缘效应的说法来自生态学，如森林的边缘存在更多样的生态空间，能够给予物种更多样的适应选择。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尤其是在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就是其中的一种。

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中国，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无疑要数良渚文明。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古城、等级鲜明的墓葬，更有堪称人类水利史标杆的水坝体系；此外，观象台、稻田、手工业等无不体现它作为一个早期国家所拥有的社会复杂程度。良渚的系统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

与良渚差不多同时或略早的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包含随葬丰富玉器的首领墓、类似后世圜丘的祭坛、布置众多塑像的神庙等，显示出古国的初步迹象。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就是森林草原的交错地带，是农业的边缘地带。受到多变环境条件的影响，整个新石器时代，这里的生计模式一直在农业与狩猎采集之间来回波动。也因为环境条件的制约，红山文化后来崩溃了，为更重视狩猎采集的小河沿、哈民等文化所取代。直到夏商时期，立足于原始精耕细作农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重新开启文明化进程。

辽西是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交错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在这个条带中，距今5000年前后，最近重新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见证了又一个文明化进程中的边缘发展现象。这里发掘出来的室内面积680平方米的殿堂基址，祭祀性质明显。附近30万平方米范围内还发现九个大型的夯土台，如此规模的祭祀中心显然需要一个大型的社会组织才可能支持，称之为“南佐古国”是合适的。

同在这个地带的东北方向，距今4300年前后，发现了一系列的石城，石峁古城是面积最大的，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时代面积最大的城池，其防御设施先进，城墙已经有瓮城、马面的设计，大大提前了这类城防特征出现的年代。按照古史记载，从南佐到石峁一带，曾经是黄帝部族分布的范围，当地至今仍保留有不少相关传说。

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看，南佐与石峁都是史前农业群体在边缘条件下的发展，建立优势之后，重新进入中心地带，与中心地带的群体融合，开启文明的新阶段，这可能就是古史上的炎黄部族的联合。

从既有的材料来看，边缘地带发展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转型期的文化发展。边缘地带的特点，较大的外部挑战，更少内部阻力，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有充分体现。（陈胜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