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广义上指人类社会取得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城市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文明的象征。在文明进程中解读城市历史，理应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

在体系中理解城市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复杂化，文明的复合性也迅速增强。文明的建构和演进绝非一座城市可以独力承担。

美国学者施坚雅借鉴中心地理论，勾勒出大城小镇如何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经济联系中形成层级分明的城市体系。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教授的《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分析了隋唐复都体系对加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联系的重要意义以及世界文明格局演变对复都体系的影响，并在比较视野下展示了都城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潮流在东亚世界的流传与影响。日本大阪市立大学中村圭尔教授的《魏晋南北朝都城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提出了“都城圈”这一概念，指出应该对都城以外维系都城正常运作的“地区”给予更多关注，这不但将都城置于城市体系中，而且打破了城墙界限，在城乡互动中重新认识都城。

近年来，文明交流通道沿途城市研究推动了我们对城市的体系化认识。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指出，宋代海外贸易带来了港口城市数量的急剧增长以及区域城市的体系化。

对“体系”思维的强调，正在逐渐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鲜明学术特色。城市体系本质上是对“关系”的研究和解读，既包括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城乡关系；既要从政治、军事、市场、金融、产业和文化等视角剖析城市关系和城乡关系，也要解读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在体系中的功能区分和角色定位，从而在文明格局变动中深化对城市的认识。

以文化诠释城市

文明除了具有体系化的特性，还有强烈的文化属性。狭义的文明即指人类精神文化成果。因此，从文明史角度探讨城市史，还需引入文化诠释研究。

社会学认为，文化使城市与其他聚落有了根本区别。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中国文化史》认为，“作为整词的‘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这表明古代中国的“文化”更为关注在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治理、社会教化等活动。因此，城市文化史研究应注意在研究对象中提炼有助于推动城市发展的精神原则，总结对城市文明兴衰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体系。

城市文化交流是文明赓续的重要动力。一个文明体系的最初形成或许是以经济联系为基础，或许是以军事占领、政治控制作保障，但其持续发展却有赖于文化的传播、接受和认同。而城市正是“有效地捕捉并传播这种（文化普适化）力量的工具”。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关于东亚各国都城历史遗迹和文物的比较研究认为，都城形制元素通过工匠技术与建筑文化的交流，得以在东亚世界辗转流传，从而建构了一个以六朝都城建康为中心、以百济和新罗为中介、延伸至日本的都城文化体系，并展现了建康作为东亚都城样本的文明示范意义。

从社会认识城市

如果说城市文化及交流是城市文明的主要表征和发展动力，那么城市社会就是多元文化的接收器和城市文化的孵化器。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认为，城市特有的社会环境能使“来自不同疆域、不同部族、不同类型的”事物得以“交融和实现新的组合”，从而为文明演进提供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此外，还应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认识城市。在传统社会，城市虽然在人口和面积上不占优势，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在文明建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却是乡村无法比拟的。在城市这样的高级聚落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层次和面相。（许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