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中旬，时至末伏，按说暑热应该开始消退了，但梁启超仍感到天气非常炎热。他看了一会儿书，身上出汗不多，可他总觉得有一股无名火在胸口燃烧。他放下书，哑然一笑：饮冰室无冰啊！此刻要是真有一盆冰放在身边就好了。就在这天，北京传来一个惊人消息：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筹安会”，竟公开鼓吹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实行帝制。“荒唐！”梁启超拍案而起，恨不得立即去北京，和那些鼓吹帝制的人展开一场辩论。

第二天上午，他正准备写篇反驳复辟帝制的文章。家人来报说：“昭威将军蔡锷来了。”梁启超听了无比惊喜，忙说：“快请快请！”在外人看来，梁、蔡二人一文一武，其间毫无瓜葛。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俩有着十多年的师生之谊。

那是光绪廿三年（1897年），维新变法运动在各地酝酿推行时，由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梁启超应邀到时务学堂任总教习，除教授经、史、诸子外，还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借以宣传变法思想。15岁的蔡锷，当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时务学堂第一班。起初，梁启超并没注意到蔡锷；后来在批改学生读书札记时，发现蔡锷对时政议论较为独到，这就引起了梁启超的关注和好感。此后，蔡得到了梁的青睐，名为师生，情同昆弟。光绪廿四年之戊戌四月廿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决定变法维新。时务学堂谭嗣同、梁启超等应诏进京。但变法推行仅103天，即遭政变，康、梁相继逃亡日本。梁启超在日期间，蔡锷曾三次去日本看望老师，并在梁的鼓励下学习和工作，以备日后共谋大业……

此时，听说得意门生来访，梁启超感到无比惊喜，立即起身迎出门去。刚到前厅，就见蔡锷将军着一身西服，打着领带，潇洒地向他走来，鞠个躬，说：“老师好！”梁启超笑着点头，握着他的手，二人一起走到二楼书房。

二人落座，互致寒暄。佣人送上两碗清茶，即退下。蔡锷呷口茶说：“老师，昨日筹安会发了个不成体统的公文，那是开历史的倒车啊！先生，您看……”

从即日起，在天津，在饮冰室，师生二人密谋护国反袁大计，一场扭转历史乾坤的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师生二人在饮冰室商议良久，最后形成了具体方案步骤。首先由梁启超抓舆论导向，迅速打出反袁旗帜；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发动军事讨伐。于是，在送走蔡锷的当天夜晚，梁启超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惊世之作。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表示对袁世凯个人无恶意，他特地抄录此文送达袁府。可想而知，那个人看了文章气得七窍生烟，浑身发抖，立马派人送去20万银元，让梁启超不要发表此文。还让人威胁说：“你已经在海外流亡十多年了，难道还没有尝到流亡的痛苦吗？”梁启超鄙夷一笑说：“我宁愿流亡海外，也不愿意在这种恶浊的空气中苟活。”这时，北京的昔日好友怕他遭到不测，也赶到天津来劝他静观世态。梁启超说：“只要我一息尚存，也不能让自由二字掉落尘埃。”在他的坚持下，9月3日，文章在《京报》上首先与读者见面了。从4日起，上海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坚持共和、反对帝制的声音，迅即传遍大江南北。

梁启超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反袁，成功地瓦解、孤立了帝制势力，加速了洪宪帝制的崩溃，保卫了民主共和国制度。他在护国运动中的表现和作为，为其生涯写下了光辉一页。

1915年8月中旬的那一天，梁启超和蔡锷在饮冰室的秘密会见，是一次扭转历史走向的会晤，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篇章。（张秋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