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运河、沟通南北”是大运河区别于长城、黄河的重要特点，在“千年”与“南北”所建立的时空之中，运河“沟通”的功能最为显著。在“大运河”全景意识之下，大运河物理空间中的“通”在文化空间中演化出了联通、流通、变通和融通等多重特性与价值。

一

“联通”是运河人工开挖并利用自然河道联江达海以通四域的功能。封山浚川、连接江河湖海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和帝王交通天下的文化理想。自春秋以来，各级各类政权所不断进行的开凿运河的实践，正体现了对这一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些运河虽多以军事征战为开凿之目的，但同时又部分实现了区域内水系的联通。这种联通，拓展了区域空间，为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降，大运河联结的范围扩大，进而实现了五大河流之间的沟通，并且在唐、宋时期以浙东运河为通道，实现了运河与大海的连接，将运河区域连接至世界范围。在政治领域，隋唐宋至元代，运河从人字形到一字形的改变虽未改变政治中心对江南财富的依赖，但将国之都城逐渐从黄河流域拉至运河并作南北分布。大运河跨越区域之畛域，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自然河流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格局，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部分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二

“流通”是运河因联通而带来的物流与信息传播，以及进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漕运无疑是运河最重要的流通功能。所谓“漕”者，与车运相对，“车运谷曰转，水运谷曰漕”。隋唐以后，漕运乃“国之大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之命脉，正如全汉昇先生所指出的，运河完成不久，由于历史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年内变成唐宋王朝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王朝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漕运是国家行为，而包括漕运在内的物资与信息流通则不仅是“国之制”，还是形塑中国社会发展的“利之道”。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与社会形态特征，史学界所论有封建制、皇权专制、帝制地主形态，以及断代的“宋代江南农商社会”“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等。隋朝大运河开凿以后及至晚唐，“农商交相养”的经济发展趋势明显，汉唐以来单一农业经济正在逐步转型为农业和工商业并重之形态。人们利用大运河所提供的交通和通信之便打开了地方间的经济联系，又或者说，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并重新组织消费和生产，但是并没有将其完全分离。

三

“变通”指运河本体、漕运制度“穷”则变、变则通的进程及其所折射出的技术更新与观念变革。空间序列中，运河的开凿，历“小”区域而达“大”中国。微、著之间，既实现了小如“杭（杭州）越（绍兴）易位”“淮（淮安）扬（扬州）一体”的区位变化，也顺应了大若中原与江南之间的经济地位之更迭。

运河的“变通”，政治层面上终以“利漕运”为目的，社会层面上则以“益平衡”为结果，同时变通本身又体现了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运河的畅通既蕴含着古人人定胜天、物尽其用的积极态度，其间也有一定程度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

四

“融通”是河流流动所带来的流经区域文化融合的态势。大运河作为人口迁徙、信息传播、物资流通的载体，使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成叠加并彼此渗透，促使京津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形成日渐密切的融合。但与一般河流不同，运河本身人工开挖的政治性以及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又必然决定了大运河影响下的文化融合在历史某些时期主导着文化景观，并促进中华文化走向精致典雅。更重要的是，运河的高度流动性也带来社会和文化的高流动率，导致社会纵向流动加快，弱化了既定人群社会地位的差异，形成了社会及文化的融合。

当下，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背景之下，大运河文化以其“通”达之力，继续形塑着中华文化，推动着社会发展。 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