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队长刘炳直，虽然离世多年，可他那高大威武的身材，令人崇拜的威望，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让我没齿难忘。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我17岁离家参加工作，由临时工转为固定工。16岁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因右派儿子的身份，红卫兵不接收，战斗团不欢迎，只好灰溜溜地辍学返乡。当时，农村的体制是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刘炳直是我们生产小队的老队长，在职多年，干脆利索，说一不二，威望甚高。返乡之后，我能干什么呢？

生产队每天清早上工钟敲响之后，社员们就都走出家门来到钟下，等待队长一个一个派活儿干。记得当时刚进入麦收时节，有人割麦。割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弯下腰，撅着屁股，一镰一镰地割下，然后整齐地堆放在身后。当时，我身瘦个子矮，这活儿是干不了的；有人装车，装车可是男劳力的大活儿，要用桑杈一杈一杈地把地上堆放的麦子挑起来装到车上，拉到打麦场上，装不好到路上会翻车的，这活儿我更干不了；有人拾麦，当时农村的学校，收麦子时都放麦假，小学生由一个成人领着，跟在马车后面，一根一根、一穗一穗地捡拾装车时落下的麦子。

我该干什么呢？老队长发话了：“今年夏天，由小明领着孩子们拾麦子。”一听老队长发令，我蒙了，激动万分，往年都是我们被生产队会计领着拾麦子，那会计可是生产队的干部哩，今年要让我领着一群孩子拾麦子，一个右派的儿子，老队长如此高抬我，信任我，把我感动得满眼盈泪……

这事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一个右派的儿子，辍学返乡，满肚屈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老队长却让我干这样一件光彩的事。这可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不计出身，量人而用，天地之恩呀！

也就在我17岁那年的春天，我二叔家盖房挖地基，我也帮忙，干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轻活儿。那时，农村盖房挖地基、打夯，是样费力活儿，中午吃饭要摆桌子的。虽然当时农村普遍贫穷，没什么像样的饭菜，但是也应有几盘几碟，并且有烟酒，像模像样的。

该吃午饭了，两张桌子，有凉菜有热菜。大人们都坐好准备动筷子的时候，我站在桌边看着。这时，老队长（当时队里谁家修房盖屋、婚丧嫁娶，都要请老队长赴宴）却喊我：“小明，来，坐我这里。”我二叔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老队长一眼，“小孩子家，不要上桌了。”老队长轻轻哼了一声：“小明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不小了，来，坐我跟前。”当时农村请客，都是在一张方桌四周各摆一个长条板凳，坐两人三人都可以。于是，我就羞涩而又胆怯地挤到了老队长身边坐下……

50多年过去了，这两件事我不仅一直记在心里，而且经常与朋友、晚辈们提起。在那个不寻常的年代，父亲是右派，由人民教师被驱回家乡务农。母亲是一个小脚农村妇女。弟弟还年幼，我总感到自己可怜兮兮的，但小孩子受到的激励却如刀刻金石，难以抹去。老队长没有小瞧我，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奋发努力，怎不让我刻骨铭心啊！

俗话说得好：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谨以此文，相报我没齿难忘的老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