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22日，《光明日报》头版“这些文化遗存现今的模样”专栏以《“愚公移山”新传》为题报道了愚公移山精神原发地济源的干部群众对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讴歌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济源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移山填海、攻坚克难，奋力建设现代化济源的壮举，歌颂了济源不同时期涌现出的一个又一个“新愚公”！

本报今天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愚公移山”这个典故，国人不知道的恐怕不多。

这个典故出自战国时的典籍《列子·汤问》，强调的是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只要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地与自然抗争，终将征服自然获得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比作两座大山，以愚公自称，表示我党坚决反帝反封建的决心。这篇文章与《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并称为“老三篇”，收录于《毛泽东选集》。

盛夏，记者从河南济源市区驱车向西，只一小时，便被“裹”进了层层叠叠的苍山翠岭之中。远峰近峦、悬崖峭壁、沟谷溪潭……一路美景，令人目不暇接。峰回路转，忽现一峰，峭拔而起，巍然独秀，颇有睥睨天下之势。

“《禹贡》说，‘其山形若王者之屋’。看，像不像？”济源市政协原副主席牛永清举手遥指，笑问记者。

这就是传说中愚公矢志要移走的那座王屋山？记者仰头凝望，“方七百里，高万仞”虽然有些夸张，但东依太行、西接中条，于层峦叠嶂中仍能卓尔不群，力压群峰，确非浪得虚名！

“徒步，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在牛永清“鼓动”下，记者弃索道而步行上山，向王屋主峰天坛峰“进军”。尽管有心理准备，可显然，我们还是低估了王屋山的博大。不多时，便汗如雨下，气喘如牛！

歇脚时，大家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愚公移山”的故事。“‘移山’，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不仅是一则寓言，更是一次次摆脱困境的真实探索，是一种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精神追求。近代以来，‘愚公移山’的故事屡屡被仁人志士所褒扬、传颂，正是这个道理！”牛永清说道。

1918年，时局动荡、思潮碰撞，青年学子们重提“愚公移山”的故事，激扬起革故鼎新的澎湃力量；1940年，金瓯残缺、山河饮恨，画家徐悲鸿挥毫绘就《愚公移山》，令无数抗日志士热血沸腾；1945年，光明在望、未来可期，毛泽东同志再提“愚公移山”，让不懈奋斗、永远奋斗的精神像火炬一样在共产党人手中传递、心头燃烧……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热土上，又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愚公’！”下了王屋山，牛永清与记者驱车绕过王屋山主峰，向东折北而去。

一个半小时后，就到了海拔1470米的水洪池村。在这里，记者见到老支书苗田才。“当年想出趟山，得手脚并用两三天。不让大山困住咱，就得辟出一条路！”苗田才从兜里掏出了泛黄的照片：一群人或弯腰弓背，或肩扛铁锹，在悬崖绝壁上凿石挖洞。就这样，55个人，近10年的苦战，修通了一条长13.5公里、宽4米的盘山路！

看罢一条路，牛永清要带记者去看一条渠。“愚公渠，一条‘挂’在太行悬崖上的渠。”

“济源曾遭大旱，近乎绝收。强烈的念头窜上了人们心头：引沁济蟒，修一条人工天河！”当记者真的站在这条“天河”之畔，牛永清的话令人仿佛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万人开赴太行山，跨过十丈河，绕过百道弯，爬上千层崖，凿建了60余个隧洞、400多座涵洞，修成了120公里的人工渠”。

“渠修好了，但90名民工‘躺’在了大山里，再也没回家。”牛永清感叹，年代久远，已无从寻访他们的名字。但是，山河为碑，人心即名。回头望去，那青山上分明镌刻了两个大字——“愚公”。

“如今，在济源，陆、空、轨道网络四通八达，大山已经不是阻碍，但移山的劲头却丝毫未减……”牛永清拉着记者，继续寻找“新愚公”。

“纳米技术领域，做材料研究的多，做产业转化的少。如何打通实验室与工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让科研成果量产？我们决心搬走这座‘山’。”在河南省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基地，记者见到了正在“移山”的河南大学教授张治军。2003年，他带领团队落户济源时，人手少、资金缺，试验屡屡失败，没人看好他们。而他深知，“急不得，更恼不得”，下定决心“毕力平险”。经过10年摸索锤炼，他拉起百余人的科研队伍，产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技术新成果。

同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落户的原子健是海归博士。留学期间，他了解到一种硒化铅探测器很有研发前景。2014年，他学成归国。“最初就是在网上淘一些性价比高的二手仪器，一点点备齐家当，建立实验室。”原子健说，最难的时候是在探索规模化生产的阶段，原本性能很稳定，但各项指标突然下滑，研发陷入僵局。“碰壁不怕，挪开这座险峰，或许就有无限风光。”原子健冷静下来，与更多同学、师长交流探讨，并重组团队攻关。3个人，5年时间，以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的方式终于突破一项关键技术的瓶颈，填补了国内该类型探测器在商业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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