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高的狼窝顶，上千亩的大松林，让人一下子沉醉于松树枝叶散发的浓浓薰香里。那是一种十足的享受。

其实，那内心的激动，是一种万千感慨，激动于这天地之间的绿色，感慨于几十年如一日缔造这美景的人们及其感天动地的创业故事。是这些故事，感染了这山，染绿了这水，成就了太行山、王屋山这美好的家园。

侯荣书一家三代造林的故事，是太行山、王屋山人植树造林的缩影，更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写照。

侯荣书：

一个不把故事当故事的人

初春，济源市邵原镇神沟村，85岁的侯荣书坐在自己做的木条板凳上，一顶毛线针织毡帽扣在头上，神情自然，忆及往事，娓娓道来，似乎在讲述一个遥远的别人的故事。

1959年秋，当时的邵原公社给村里派劳力去山里伐木点干活儿。山里人脚力好，是爬山走山路的行家。一个普通的日子，走了三个多小时后的晌午，22岁的神沟村村民侯荣书来到黄楝树村，与另外几个扛着行李的男子汉，搭起了一座窝棚，垒起了一个炉灶，建起了国营黄楝树伐木场，即后来的国营黄楝树林场。

侯荣书最初的工作是伐木。大山里有几万亩原始森林，侯荣书和工友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将那些参天大树伐倒，运到山外支援国家建设。那时候，国家经济还很落后，重整山河，需要大量资源，百废待兴更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

来到深山区，撑开一顶帐篷，侯荣书便开始了他们的伐木生活。每天天不亮就爬山，两手扒地两脚后蹬，爬过黑龙沟，爬过猩猩沟，攀上阎鼻，就到了斗顶的墁坪了。这里是原始森林的核心区。两个人拉一条大锯，锯下树木，再截成规定尺寸的树节，将其滚到山底的山豁处，通过人工在山上修造的溜槽，再将木材溜到山下，然后靠人力，利用撬杆一步步将千斤重的木材运到地势稍微平坦的地方，套上一头力大无比的老牛，拉着木材就出了山。

在这里，侯荣书和工友们一干就是几个月。就是在这里，侯荣书在劳动中失去了两根手指——一根是被锯齿锯掉了，一根是在溜木材时被挤掉了。

5年后的1964年，伐木场场部从黄楝树迁到了如今的黄背角，伐木场改名为国有黄楝树试验林场，是河南省两个直属于当时林业部的林场之一。这一年，毛主席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侯荣书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重心转向植树造林。

黄背角位于深山区，地无三尺平。侯荣书和第一批造林工人，在稍微平缓的山坡上平出了一块能搭建茅草棚的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太行山自然资源有其独有的特性，山顶是高大的林木，山腰则是石质山体，少木缺林，有的地方连草都不长。

山里多的是石头，缺的是土壤。侯荣书和工友们在平缓的山坡上垒起了第一座石头房，墙上棚起木头杆子，杆上再铺上石苇和茅草。石苇是从远处的水草地割回来的，茅草产自本地。黄背角因盛产黄背草而得名。黄背草到秋天长得比人还高，呈黄色，割下来，编织在石头屋顶上，不怕雨，不怕雪，不怕腐烂，冬暖夏凉，是山里人盖草房的好材料。如今，偶尔还能在黄背角一带欣赏到黄背草茅草房的风景，只是已经无人居住了。

白天，除了吃饭，就是挖树坑。晚上，将用葛条编织的篱笆门挡在门口，再用绳索捆住四周，门里面用粗大的木棒别住。因为，夜里常常有狼群守在门口，有时饥饿的狼群会一起用爪子扒门。这个时候，石屋里的侯荣书和工友们便起来与狼群对峙到天明。时间久了，习惯了与狼对峙的日子，他们轮流守夜。

日常三件事：上山挖窝，下山做饭，对付狼群。侯荣书劳动，按天计工分，由生产队按社员统筹计算收入。后来有了工资，侯荣书每月七元五角钱。他们不嫌苦，不嫌累，不嫌工资少。只有时光伴着挥洒的汗水浇灌出一片片绿油油的树苗时，侯荣书和工友们的内心才满是欣慰。他们总是对造林对绿色有着特殊的情感，而又满怀希冀。

新中国成立初期，“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无疑鼓励了无数国人去改造河山。“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和“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使1960年以后的太行山、王屋山植树造林进入高潮。侯荣书所在的造林队伍也在逐渐壮大，从一开始的30多人到后来的50多人，再到100多人，最后发展到300多人。这个时期，林场不仅有了正式职工，而且还从济源以外的地方招进了大批民工，加入植树造林的行列。

钢钎、铁锹、镢头、羊镐，在与乱石岗的不断搏斗中被损坏。于是，黄背角的石窝棚里垒起了小烘炉，建起了木工房。没有铁匠，民工们自己摸索着干，抡起了打铁的锤子。没有木工，民工们自己挥起了斧头，推起了刨子，拉起了锯子。在山里长大，铁匠木匠活儿见得多了，十八般武艺基本上都能拿得起。侯荣书打小在山里长大，自然有几把刷子，就自告奋勇当起了木工。镢头把、铁锹把、扁担等，每天的木工活儿自顾不暇，他还到铁匠铺帮忙抡锤，给铁器修边、造型。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疼直不起身，夜里躺到床上直哼哼。可是，侯荣书却说：“那时候每天连三赶四，起早贪黑，不知道啥叫苦，啥叫累，只觉得心里舒坦，干起活儿来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

侯荣书和所有参加造林的伙计们一样，以平常心经历着艰苦的岁月，而平淡中的勇敢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的。那种需要勇敢和坚强精神支撑的事情，竟然又一次发生在了侯荣书的身上。

大山深处没有电，油灯或马灯是赶夜活儿的照明工具。196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木工房里，侯荣书在加班赶做一批镢头把。谁知，在最后一根镢头把完工的时候，放在桌上的斧头跌落下来，砍到了侯荣书的手指上，指骨外露，鲜血直流，且无法包扎。借着山里冬天的月光，一行人赶到离得最近的花园村医疗所简单包扎，天亮时又赶到邵原卫生院。医生诊断后，给出的结论是截指，因为食指已断了两节。

从黄背角到邵原镇，四五十里的山路，四五个小时的跋涉，手指滴着鲜血，忍着十指连心的疼痛，侯荣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说，前两次断手指是不知道就断了，等知道断了的时候已经到了截指的地步，这一次真是血淋淋地直接给砍断了。

回想起这件事，侯荣书神情淡然，只是认为能度过那个寒夜就是个奇迹，更想不起那时候所忍受的是何等的疼痛。

黄背角，只是一个地名，而辐射的林区有600多公顷。春夏秋冬，侯荣书他们从来没有停下翻山越岭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下手中挖坑植树的羊镐、镢头和钢钎。蚂蚁沟，毒蚁横行的日子里，他们用准备好的蒿草火绳把睡觉的帐篷围一圈。星星沟，一天24小时都可以看见星星的大峡谷，他们度过了漫长的阴湿的夏天和秋天。奶坡沟、杜家岭、桑园河，在山西与河南的交界之地，一个个人迹罕至的荒山秃岭上，侯荣书那一代、那一群人，穿破了一双双黄胶鞋，穿烂了一件件粗布衣裤，磨掉了手上脚上一层又一层老茧，宿营的帐篷从一个山脚换到一个山崖又换到一个河滩。人们说，那一代人用苦日子换来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植树造林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喊过“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口号，也树起过“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旗帜。其实，真正有意义和起决定作用的，是深入骨髓的坚强与意志，愚公移山精神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绿化祖国是他们平淡而坚定的信念。

在黄背角这个大山沟里，侯荣书工作了7年。后来，因工作需要，侯荣书从黄背角这个山沟调到了另一个叫狼窝顶的山头，留下的工友们依然固守着栽树的日子。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宿命和唯一的工作。那一代人中，林场场长会和工人们一起到山里抡镢头，厨师送来饭之后会和他们一起到河沟里挑水浇树。林场无闲人，也没有偷懒耍滑的人，除非真的干不动了，嘴上不说干不动，只是偷空坐在石头上歇一会儿。这就是那一代人，他们有他们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

1977年，侯荣书被调到了邵原林场。邵原林场场部在邵原镇上，但是侯荣书的工作地点却在邵原镇东、西、南、北的大山里。南到黄河岸边，西到与山西省垣曲县或阳城县交界的地方，北边是有名的狼窝顶。

狼窝顶造林是邵原林场的主要任务，侯荣书上到狼窝顶的工作则是育苗。

在山坡间开垦出一块地，将遍地的石头捡起来垒在堰上，留下石缝间仅存的渣土和泥沙土，然后从远处用箩头挑来一担担黄土，搅和在沙土里，建起一块块儿小小的苗圃田，点上松子，精心呵护，直到松子长成一寸左右高的幼苗。待到雨季来临或适合栽植的冬季或伏天，再将幼苗移植到挖好的育林坑里。

有人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不是指只有石头不长草的荒漠之地。狼窝顶海拔1500多米，不仅石头多，狼也多，而且没有水。那年月，侯荣书和工友们得从六七里山路以外的沟沟汊汊中担水，再栽植一棵棵松树。

栽树、补苗、挑水、浇灌，平平常常的劳动，压在造林者们的肩头。挑树苗、担泉水、接雨水，侯荣书他们的腰几乎没有直起来过。尤其是在狼窝顶那最干旱的年月里，他们担担挑挑上山，背背扛扛爬行，在30多度的陡坡上，脚下是火石窝，天上是火红的太阳，身上是如注的汗水，衣背和裤子后面是汗水渗来渗去留下的层层白色盐渍，时时散发出一股股异味。

因为缺水，所有挑来的水被用于浇灌苗田或刚栽下的幼苗。每个人的衣服每天都要被汗水渗透多次，因为很难见到外来人，他们也就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形象。唯有一两个月偶尔回家探亲，他们会将一堆堆难闻的脏衣服扔到山下的东阳河里去冲刷，再让辛苦持家的爱人抡起棒槌，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而后清清爽爽回到他们挥汗如雨的窝棚。

狼窝顶，是侯荣书战斗的最后一站。退休的时候，他一个人背着铺盖悄悄地走了。当工友们发现他的床铺空无一物的时候，才想到了他。他们站在山头张望，看到的是侯荣书弯腰驼背的模糊身影。他不时回过头来望一望，也许他望的是自己爬了无数遍的山道，也许是已经变绿了的大山。

如今，85岁的侯荣书老人被劳动压弯的腰更弯了，几乎半个身子都驼着。在劳动中被砍断的6根手指，也因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留下了6块坚硬的息肉。每到冬天，一经风寒，息肉裂开一道道长口子，一不小心，鲜血就从口子里挤出，流满手掌，又从指缝间滴下来。这时，侯荣书老人会用破旧的布包扎一下。问他“疼不疼”，他总会回答一句：“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他认为，这是不大要紧的事，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侯小中：

前辈的壮举是我的榜样

侯小中是侯荣书的儿子。1968年，侯小中出生时，侯荣书在黄背角大山里栽树。那时没有通信工具，他只知道妻子要临产了。等他回到家里时，孩子已出生半个多月了。

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侯小中就跟着父亲去了山里。山里的孩子野性大，有野性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爬坡钻山是天生的本领。侯小中白天跟着大人们背树苗、递树苗、扶树苗，是大人们的好帮手。有工友说：“老侯，现在就开始培养接班人啦？”老侯听后笑笑说：“还得上学，上学才有出息，比整天钻在这大山里强。”

侯小中不知道接班是啥意思。夜里，爷俩钻在一个被窝里，小中问老爹：“啥叫接班？”侯荣书说：“接班就是让你来这里栽树，我回家休息。”小中一听，一下子从被窝里坐起来：“中！那太好了！”

那时候，侯小中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名字。就从这天起，小中的名字就叫开了。直到今天，小中的名字就定格在他的身份证上。

小中14岁那年，做木工的侯荣书一不小心，又伤及了第三根手指——中指。他跟着父亲去了邵原卫生院，眼看着医生把父亲中指前端的那节给锯掉了。

那次，侯小中眼里满噙泪水，但他没有哭出来。

16岁，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已长大成人了。侯小中不仅个子高，体力好，而且吃苦耐劳，没有一点稚气。这一年，侯小中放弃学业，接了父亲的班，当了一名林场工人。只是，他没有像父亲期盼的那样，成为一名大学生，而是真真正正地成了第二代造林人。

邵原是王屋山区海拔较高的乡镇。侯小中来到红村林区。两座用拨板打起的土房，一座房里住人，一座房里做饭并当仓库。侯小中就是在这里开启了16岁的生活。

侯小中的工作是护林、修林和造林。这三项工作中，最紧张和最辛苦的要属护林了。天不明起床，带上头天夜里准备好的干粮，也就是小麦面和上玉米面一起蒸的馍，平时手里还得有一根木棍或长把镰刀，以便防身或遇到险路可做身体的支撑。一路上，他沿着林地的边缘行走，检查林地是否被牛羊侵袭或林木是否被盗伐。晌午时分，一般要守护在树林的边缘地带或视线能及树林的地方，顺便将带的干粮就着自带的开水吃下去，就算一顿饭了。

护林，虽然每天要跋涉十几公里山路，算不上多辛苦，但是护林是绑人的工作，因为工作有要求，身上就有责任。有时，侯小中要在林地守夜，以看护林木不被盗伐，尤其是要从树叶落下之后的秋天，守到来年林木长出郁郁葱葱的树冠。这时的树木，经过一年的生长，木材最坚硬、韧性最好，而且能长期使用，也不易生虫或被虫蛀。

护林人守夜很有经验。一个是黎明时分，一个是天黑之后吃过晚饭那段时间，这是林木被盗伐的高发时段。这期间，侯小中会和同事三人或两人一组，蹲点守护。

1991年秋冬之交的一天凌晨，侯小中三人结伴来到王坑林点。王坑林点离红村驻地25里左右，这里山沟纵横，林木旺盛，高大的槐树林大多已有碗口粗。

听坡，是守林人的经验。夜深人静，只要远处传来清脆的声音或呼哧呼哧的声响，就极有可能是盗伐林木的声音。听声音是侯小中的绝技，因为大山里听声音极难辨别方向。一处声响，四处皆响。一个沟里传来声音，相对的沟和相邻的沟也会有同样的回声。这个时候，就要凭借风，听声音的起点和落点，落点在一个山沟里，那么起点就在相对的山沟里。

事实上，守林人常年与山林打交道，热爱林中的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片林里有多少棵树，他们几乎能数得清。哪一棵树一天能长多粗，他们几乎能算得准。一草一木的变化，他们都了如指掌。一旦有盗伐树木的事情发生，极有可能在树林边缘会有风吹草动，会有脚印和草木的异动迹象。这是侯小中从老一辈护林人那里接过来的经验。

守林人都很善良。他们蹲点守护不是纯粹为了捉个现行，批评教育是他们的常态做法，保护林木才是根本目的。侯小中他们发现目标的时候，会发出大的声响，惊动盗伐人，防止或避免盗伐人逃路时出现意外。

一次，他们走到盗伐人跟前，只见一棵三把粗的槐树已经被放倒在地。这位当地村民不好意思地走到侯小中面前，递上了一支香烟。

小中说：“伐树做啥嘞？”

“做一副车杆，没想到你们看恁紧。”

“偷砍国家树木，是犯法行为呀！”

“知道，知道。”

“你说咋办吧。”

“以后真不敢了，真不敢了。”

小中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把你送去派出所吧，怪可怜的，家里几个娃们儿，条件也不太好；不送吧，你这是犯法。”

经过一番批评教育，这位丁姓村民把伐倒的树木用牛车送到了林场。

红村，原来叫洪村，光秃秃的山地，到处是红土，没有林草的蓄养。每到雨季，只要天一下雨，就有洪水发生，小沟小洪水，大沟大洪水，大小洪水形成水灾，到处都是洪水冲刷的鸿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正是山区群众坚持不懈的植树造林，才有了红红火火的林业发展，所以过去的洪村就改成了现在的红村。

在红村林区，有柴子沟林点、王坑林点和王天岭、老坎岭等，林区最远的地方有15公里左右。就是在那方圆1000多公顷的山地上，侯小中与他的长辈、同辈和晚辈们，精心呵护着山林，呵护着大山的绿色，用汗水浇灌出了满坡青翠的森林。

2016年，侯小中被调回父亲曾流汗流血但从没流过一滴泪的狼窝顶。

狼窝顶，顾名思义，就是狼群在这里出没、在这里搭窝、在这里养仔的山顶。当年侯小中的父亲在山上造林时，碰到最大的狼群有三四十只。后来，狼群不见了。几十年后的今天，生态恢复，野生动物回归，狼和蛇以及食肉动物开始危及人类。候小中他们的生活里便多了一分谨慎与防备。

植树造林，一直没有停止过。春天撒种，夏天挖坑，秋天起苗种植，一桶一桶的水从山下挑上来，倒到刚栽下的松苗窝里。一担水走五里路，一路上坡，没有歇脚的地方，因为坡陡坡长坡险，连放置两只水桶的地方都没有。从山下到山上，腰压弯了，脚起泡了、磨出茧了，肩上的黑皮掉了一层又一层，成了一块人皮做的垫肩。

1995年夏天，下了半个月的雨，侯小中和另外三个林业工人，每人挑着1000多棵松树苗，往邵原的南山村林点运送。每担百儿八十斤，他们从凌晨出发，踏着泥窝走了十几个小时。泥太多，他们干脆把鞋挂在扁担上，赤脚行走更方便。一来一回80多里，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走起来很费劲。而回忆往事时，他的眼里却放射出快乐、自豪的光芒。也许这是林业工人的天性，也许是他们因热爱而太敬畏自己所从事的造林职业。

侯小中很幸运。到他这一代，担苗上山、担水浇苗的事经常做，只是林区修了路，有了轰鸣的三轮车。运苗、担水，大都实现了机械化。而且侯小中学会了开车，有了驾驶证，成了林场里的三轮车手。一个宁静的日子，侯小中与一位同事开车向黄河岸边送树苗，一辆三轮车跑了一天抛了五次锚，加了三箱油，一天回来浑身都是泥。侯小中他们面对困难乐观向上，战胜困难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让所有听他讲述的人无不为之所感染、所感动、所敬仰。

侯朋：

我们有责任为地球植绿增绿

侯朋是侯荣书家第三代护林人，是侯小中的儿子。

侯朋1991年出生，5岁那年，不时和母亲去林区看望爸爸。每每此时，侯小中就会把侯朋放在自行车前梁的座椅上，一同去护林。

侯朋12岁那年，林区招收一批临时造林人员，侯小中的妻子也到了红村林区。每到周末，侯小中就骑着摩托车回家，将上初中的侯朋接到林区。

几乎三年时间里的每个周末，侯朋是都在红村林区度过的。

侯朋考大学，选择专业那天，爷爷侯荣书和爸爸侯小中，爷仨儿坐到了一起。

“爷爷与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从黄背角到狼窝顶，凡是造林挖坑的地方，都走遍了。”侯荣书坐在板凳上，弯着腰，头也没抬，像自言自语。

“你爷的10根手指头，有6根是造林时受的伤。你看看手指头上那么大的硬疙瘩，每到冬天都绷得流血，看着都瘆人。你爷对林业有感情，想让你接班，继续当林业工人。”侯小中说出了父亲对孙子的期盼。

“一家两代人，都是干林业的工人。你将来去林业上，有我这老脸在，还能有个照应。”侯荣书还是埋着头，言语不惊。

一阵沉寂。“现在找工作难，当林业工人，也不是你想干就能去干的，得有点本事、得有点技术，你考个林业学校没啥坏处。”侯荣书直截了当道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侯朋表态了：报考洛阳林校。

5年的洛阳林校生活，让这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对人生充满了自信。他不仅掌握了造林育林和保护林业生态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已经认识、意识到林业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在大学毕业纪念册上，侯朋和同学们互相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保护森林就是保护地球，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

年轻人的书生意气，就这样写在了侯朋人生的扉页上。

济源南山大沟河林场，侯朋成了一名护林防火队队员。

侯朋说，他现在骑摩托车护林，一天行走100多公里不是问题，而且呼吸着林区清新的空气，欣赏着大自然之美，无疑是一种享受。南山，在河南甚至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这里已被认定为国家森林公园。

2018年夏季，国家对国有林场实行改革，侯朋选择去了一家造林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是济源市山河林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底，侯朋来到小浪底北岸困难地造林工程工地。侯朋说，这个项目意义重大，说小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家园，说大了是国家黄河生态保护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大战略，能参与其中，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从育林坑的选点、布局、设计、开挖，到育林板放置、地膜覆盖、保水剂使用、客土移填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科学施工。侯朋和同事们几乎跑遍了所有山头，脚上磨出的水泡破了，变成开裂的内皮，再变成厚厚的老茧。

笔者想见见这位有志向的年轻人。电话联系侯朋，可连续三天，都是无法接通。侯朋父亲侯小中说，在山里恐怕不好联系。南山林场办公室的同志说，现在正在赶工期，时间不等人，侯朋在山里忙的顾不上休息。山里信号不好，联系他确实困难。

……

仰望太行、王屋二山，青山云烟之间，仿佛看到一群群挥镐舞钎埋头植树种绿的人。他们中，有像侯荣书、侯小中和侯朋这样的人，就像王屋山愚公村那组愚公移山群雕一样，伫立在青山蓝天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