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官修的地方典籍，是纵贯古今、横陈全域的地方百科全书，也是存史、育人、资政的有效途径。因此，历代方志踵相承继，成为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方志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承延续中居功至伟。

读方志可以很快了解一个地方的建置沿革、疆域变迁、山川地貌、名胜古迹、乡风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等诸多事情。因此熟读方志应该成为我们党政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必修课，成为广大中小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使方志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光荣使命得到充分发挥。

方志编修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发端，“方志”一词则首见《周礼·地官》。当时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官，掌记国之大事小事，待秦并诸侯、置郡县，郡县之志取代列国志开始出现。明代方志编修趋于制度化，朝廷颁布方志的统一凡例，清代方志编修进入封建时代的全盛时期，“虽僻陋荒，靡不有志”，方志也是一个地方的历史之记。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版《济源县志》是我市县志的最早完整版，为典藏古籍孤本，极为难得，颇具史料价值。

有幸得到康熙版《济源县志》打印本半部，忙不迭地挑灯夜读，虽残缺不全，但概貌尽悉，条理清晰、详略得体、文辞典雅、求真求实；无意间又与乾隆版《济源县志》两相比对，但见二者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承继有序，标识清晰。可以认定，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济源县志》修编之时，其蓝本即是康熙版《济源县志》，二《志》相得益彰，都是我们了解济源历史文化、开卷有益的良师益友。

同时，清康熙三十四年版《济源县志》又有自己独有的时代特征和表达风格，卷首概述部分更能体现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如“建置”卷，开篇为“古者建侯启宇莫不襟带山川，乘高扼要，崇墉涉险以为民卫众……”将古代一般情况下设置城池的要义和要素进行了交待，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理念的传播。乾隆《济源县志》则直接表明城池的功用，“城池以为民，而公署以听政，学校仓廒则教养具焉，坊表亦人所瞻仰者……”省略了历史文化的背景描述。“祀典”卷开篇概述有“古者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五岳四渎”的表达，也是对该领域传统文化的背景进行了梳理。而乾隆《济源县志》则表达风格更直接，直奔主题。“艺文”卷开篇，康熙《济源县志》表达更强调国家意志，“文章莫大于帝王，帝王之文莫大于郊天地告岳渎，故集历代御制文为一册置卷首，虽十不能载一，然其忧勤为国、事神爱民之意读之亦可想见焉……”乾隆《济源县志》则更注重大自然的因缘际会“天地灵淑之气，峙而为岳，流而为川，是盖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济邑山王屋而水济渎，孕云毓秀，蔚为至文，故历代祭告之文与雅颂…… ”二者表达的差异，对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有很好的参照作用，也体现了二《志》编修时理念的差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康熙《济源县志》收录的部分内容注重细节、信息量大，资料性强。比如“明伦堂”的记录，康熙《济源县志》依次记录了创修、重修的时间和人物，传承关系清晰明了。记载公署被闯贼焚毁一事中，康熙《济源县志》记载至具体的年份“顺治元年闯贼破城焚毁”，对研究济源历史提供了资料支撑。康熙《济源县志》记载明万历四十一年（1614年）大水龙诛不孝子张虎于龙潭塔一事，详细至张虎所处村庄、职业、事情经过以及对世人的警醒作用，过程详尽，主旨鲜明，有很强的教化作用；康熙《济源县志》还收录了难得一见的史料，资料性非常完整，如河南巡抚蔡汝楠写的祈雨文、孙因的谕蝗文、曹操的《苦寒行》、都穆的《游王屋山记》、大元圣母祀香记、世祖褒封凝和真人制（至元三年）、阿察雅实礼请雨记等，这些细节和资料对研究济源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获悉康熙《济源县志》付梓，深感这是我市方志工作的一大盛事，也是文化工作的一件幸事。盛世修志，功在千秋！欣慰之余，文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