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这位刚刚过完百岁生日的老人，一直致力于麻风病防治和研究，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将大爱铸进百年人生，用无悔坚守诠释医者仁心。

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李桓英，这位百岁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脚步从未停歇。

1958年，37岁的李桓英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只身一人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为实现“没有麻风病的世界”的目标，她长期奔波在云、贵、川等偏远地区，曾4次遇险，摔断过两侧锁骨和肋骨。她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救治了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英”才报国：舍小家为大家

李桓英出生于一个生活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李庆芳是清政府公派的留学生，回国后任山西省高级参议员。“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想收买他，遭拒后将其软禁，直至逝世。祖父的爱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李桓英，爱国奉献的种子在她心底悄然生根、发芽。

1926年，李桓英就读于怀幼女子学校，自此开始坎坷的求学生涯。对于这段经历，她曾自述：“上大学之前，从念书到考入同济大学，我换过9所学校，包括国外的学校。在动乱时代念书，换了这么多学校，又在国内跑了不少地方。我觉得这段时间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求学方式对我的个人成长是有益的。”

早期的成长经历让李桓英具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

1946年，李桓英赴美求学之初，学什么专业成为她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细菌学很前沿，但选择这个专业就得做好去偏僻地方工作的思想准备。李桓英深知，公共卫生是群防群治、关系一个国家和地区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贫困地方会出现疾病，更需要公共卫生，心怀远大抱负的她毅然选择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成立。品学兼优的李桓英得到导师Turner举荐，成为世卫组织的第一批官员。随后她往返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在世界各地推行热带病防治计划。

7年后，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卫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而久居美国的家人也劝她续约。然而，一件小事促使李桓英“舍小家为大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了第一次重要选择。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李桓英在从印度尼西亚到洛杉矶的途中中转、随着其他乘客一起过境签证时，遭到机场人员阻拦。他们要求李桓英和另外一个中国同胞必须按手印才能通过，为此多停留了两个小时。这件事让她深受触动。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国弱民孱，华人在海外依然受到歧视。

李桓英联想到自己走访过的亚非国家因贫穷而导致疾病肆虐，祖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急需建设。由此，她作出了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回到祖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养育自己的土地上”。

“我在世卫组织工作，个人的话就是留档，没有国籍。你要是问我回国的初衷，我觉得国籍比家庭重要。为自己的人民工作，心安理得。得到人民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安慰。”多年后，李桓英坦诚地说，“在世卫组织工作收入多，但我不追求享受，也不追求名利，能够做些实事求是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我觉得自己还是得回到祖国工作。”

当时，只要能回到祖国工作，李桓英就心满意足了。她在回国之前就已经决定，无论被分配到哪里自己都愿意去。因此，她回国后填写志愿时，写下了“随便”两个字。“我就是想回国工作。”李桓英说。

1958年，怀着拳拳报国心的李桓英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回到了祖国。她被安排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任主治医师，从事梅毒螺旋体研究工作。回国前，她已经在世卫组织积累了雅司防治工作经验。自此，她一头扎进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在梅毒特异性血清诊断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她还对儿童头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防治。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李桓英的父母实在不放心孤身一人在国内生活的女儿，托人寄来牛奶和豆子，并再次动员她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这年寒冬，父母专程从美国赶到香港，催促女儿早日赴美。李桓英赶到香港，再次向父母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国内遭受自然灾害，我的生活确实很苦，但是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作为医生，我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还不如当初不回国。”在机场送行时，母亲调头不理她，父亲一直流泪……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李桓英与年迈父母的诀别。

“英”心仁德：转攻麻风病研究

麻风病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是一种由麻风杆菌感染导致神经系统受损的疾病，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会出现鼻塌眼陷、断手断脚和肢体畸形等症状。

李桓英去麻风寨时不断向大家强调：“麻风病患者也是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更需要社会的关心。”经过调研，她坚决反对把麻风病说成是遗传性疾病或基因缺陷疾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医疗卫生不到位。如果早发现早治疗，麻风病患者就能被治好。

李桓英坚定了日后献身麻风病防治事业的决心。1978年，她作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到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正式开启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

事实上，这样的选择更意味着与艰苦结缘。麻风病患者大多分布在偏远山区，做一名麻风病医生需常年出入山区，因此有人宁可被开除公职也绝不当麻风病医生。李桓英无所畏惧，只想减轻麻风病患者的痛苦，尽早攻克令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

转变方向专攻麻风病后，李桓英第一时间赶到我国麻风病高发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逐一考察。她坚持深入现场，因为在现场能够拥有第一手资料。麻风病是农村病，流行的特点是分散。一通考察下来，她发现把患者集中起来治疗，不符合病症的自然规律，也不科学。

为了消除人们对麻风病的误解，李桓英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

在那个“谈麻色变”的年代，别说普通群众，就连许多从医者对麻风病患者也是绕道而行。最初进入麻风寨时，当地工作人员很害怕，戴手套、穿靴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被李桓英批评了一通。她反复向大家解释：“麻风病的传染性有限，不可怕。我们不能怕病人，要爱病人……”

李桓英在给患者检查时，从来不穿隔离衣、不戴手套。有时，她还摸患者、再摸自己的脸，并请当地领导一起摸患者……

她对患者很有耐心，许多女患者叫她妈妈。开展短程联合化疗下乡时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60多岁的李桓英需要走过浮桥。为了从情感上拉近与患者的距离，她拒绝工作人员的搀扶，指名要麻风病患者阿印帮忙搀扶。

“英”名留史：走出一条新路

1978年，世卫组织制定热带病规划，以控制全球范围内的六大热带病，麻风病位列其中。根据该规划，李桓英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访问学者，被选派到美、英、印等7国的麻风中心访问。

时隔20年，曾毅然决然告别父母、回归祖国的李桓英第一次在美国与亲人团聚。归期越来越近，亲人的劝阻越来越深切。与李桓英共事多年的同事也猜想，在国内无亲无故的李桓英，不再回国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边是亲人的挽留，一边是祖国的需要，李桓英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我一定带着药回来，把你们的病治好！”

那一次，除了考察各国的麻风病防治情况，李桓英还向世卫组织申请了大量药物和医疗资源，并如期回到北京。

为了探寻更好的麻风病治疗方法，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提出非隔离的短程联合化疗（以下简称联合化疗），并大胆论证病人服药24个月后即可全部停药。

1983年初，李桓英开展了全国第一个麻风病联合化疗试点。

万事开头难。由于受到长期的疾病折磨和人群歧视，许多麻风病患者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定时定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患者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此时，李桓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说：“我巴不得自己传染上（麻风病），让你们看看我能治好它。”

在山东潍坊37例多菌性麻风病患者现场推进联合化疗时，患者和医务人员都表示难以接受。之前，麻风病一向是终生治疗，治好了起码要巩固5年以上。针对这个新方案，国内还没有经验，李桓英只好通过动物实验反复向大家解释：“创新就会有风险，怕担风险就会守旧。”

为保证患者规范服药，李桓英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每个月派专职医生亲自发药、查菌、染色，直到疗程结束，观察、化验、临床分别由专人负责，保证实验的标准化，并坚持8年时间以追踪联合化疗的效果。二是耐心向患者解释“红染”现象。联合化疗刚开始时，因服药初期出现有皮损的手脚变黑、小便颜色发红等现象，患者不肯再吃药，李桓英便苦口婆心地给病人做工作，保证吃完之后色素会消退。看着慈眉善目的李大夫，他们心动了。果然，疗程结束、停药半年后，色素消退了。

“麻风病说到底还是穷病。如果农村最穷困的地方达到了小康水平，那么麻风病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但我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应该竭尽全力尽早做好防治工作。我的目标是不让我们的下一代残疾。”李桓英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桓英不辞劳苦，跋山涉水调研病情。40年来，她经历了2次翻车、2次坠河，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曾摔断，头部缝了7针。一次是在联合化疗刚开始办学习班时，李桓英等人从西昌去昆明途中发生车祸，她滚下斜坡10余米。还有一次是到汶山介绍联合化疗的途中，她从车中被甩出10余米，至今肩膀两侧还不太平衡。受伤后，她乐观地说：“庆幸翻车断的是手骨，而不是腿。腿断了要在床上躺几个月，对工作影响太大了。”

令李桓英欣慰的是，采用联合化疗的重病患者全部治愈，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追踪观察中无一例复发。

联合化疗成为麻风病治疗史上的一次革命。1994年，该方案被世卫组织在全球推广，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重获新生。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我回国值了，生命没白活。在国内，我走出了一条新路。”李桓英说。

在这条新路上，李桓英曾经走得特别艰苦。在中国云、贵、川的59个县，每一个麻风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回顾这些经历，李桓英云淡风轻地说：“只要你喜欢这项工作，你就不觉得它难了。”

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当月，95岁高龄的李桓英庄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她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当被问到想对年轻党员说些什么时，李桓英说：“归属感很重要。”

回首往昔，李桓英觉得自己的一生值了。但她还不想退休，愿意继续贡献力量。李桓英说，麻风病早发现早治疗的实验室诊断比联合化疗还要难，将“早发现”落实到基层是她最大的愿望。

“能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三生有幸，我不后悔！回到祖国也是我正确的选择，是祖国这片沃土造就了我，让我有机会放手工作。取得今天的成绩，得到人民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幸福、最大的满足。我愿意继续工作，为麻风病患者服务，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事业中。”李桓英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