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沁园街道御驾庄居委会，充满活力。

夜晚，华灯初上。“村级”主干路与城市主干道相交，两纵一横，俯瞰之下宛如流淌的星光。商业街贯通其中，人潮涌动，音乐跳动，幸福感扑面而来。

处处繁华，皆被见证。距离商业街不远，一个东汉时期的青石墓碑，以无言的目光看尽时代变迁，遥望开拓之路。

5月，历史与未来在此交汇，党史学习教育带我们回顾历史，敲响穿越时空的鼓点——御驾庄前行，“弄潮儿”先行。

破冰起航勇探路

御驾庄居委会大有来历。

相传，御驾庄古称湨梁。汉宗室之后刘秀被王莽追杀，一日行至湨梁时，人困马乏，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帮他在此休整一夜。刘秀称帝后，派大将军邓禹到此地追思，不幸邓禹病逝于该村。刘秀亲临此处，为邓禹封陵立碑。湨梁由此改名为御驾庄，邓禹墓碑留存至今。

历史记载虽寥寥几笔，但御驾庄人的胆气可见一斑。

这种胆气，始终埋藏于御驾庄人的血脉中。在战争年代，御驾庄有志青年积极参军，为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在和平年代，御驾庄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在谋出路、勤致富中，干出一片新天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济源县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御驾庄人同样穷得叮当响。究竟穷到何种程度？人们编了一段顺口溜：

“面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忍饥寒，冬天取暖靠柴火，夏天乘凉找大树，柴米油盐无处取，只靠母鸡下蛋去换取。逢年过节，大人愁，小孩闹，不知何处去筹钱……”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御驾庄人也没有失去斗志。他们寻思路、找出路，闯出了一条生路。其中，三个生产队以红薯种植为依托，办起集体粉条作坊，利用农闲时节加工粉条，集体收入逐步提升。

1962年，中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御驾庄人又根据实际情况，一手抓农业，让“红薯下蛋”，提高红薯产量；一手抓工业，大胆创新，自建砖瓦窑，创办纺纱厂，集体经济红红火火。

“到了1970年，御驾庄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已经是全县少有。”居民杨型斌说。

有了钱，啥事都好办。杨型斌回忆，当时光是农业机械设备，御驾庄就购置了数台，包括小拖拉机、履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同时，御驾庄还大兴水利建设，挖排涝沟、建抗旱渠、修大寨田、打深水井，真正做到了旱涝保丰收。

改革开放后，全国实行联产承包制，土地分包到户。在农业机械化的帮助下，御驾庄的粮食产量翻了好几番，御驾庄人彻底端稳了饭碗，实现了吃穿两不愁。

革新求变逐浪行

在改革春风中奋力拔节的，还有御驾庄的粉条产业。

随着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在御驾庄，三四家搭伙开粉条作坊成为普遍现象。到了1982年，御驾庄的粉条作坊已有20余家。

“御驾庄粉条软和润滑、筋道耐煮，在济源和周边地区小有名气。”居民刘满仓讲，“每年春节前，商贩们排着队来收购粉条。那个场面，好热闹！”

刘满仓是当年御驾庄较早参与粉条生产的居民。他介绍，粉条加工需经过数道工序，包括洗红薯、下粉条、晒粉条等。最早的时候，每道工序全凭手工操作。“没有一把力气，真扛不下来！”

与刘满仓搭伙的，属刘发阳最能干。但再多的气力也有使完的时候。“尤其是年底一算账，十来个人白天黑夜干，一个多月才打30万斤红薯，心里就发苦！”刘发阳说。

前方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几家粉条作坊的主要负责人商量后，决定走出去开开眼界。“一看人家的粉条作坊，我们就茅塞顿开。人家有机器，干啥都不费力气！”刘发阳感叹。

从外地一回来，刘发阳就跟几个能工巧匠凑在一起，铆着劲儿想做出一套制粉机器。

焊钢筋，定铁皮，打铳眼……经过摸索尝试，制作粉条的机器还真让他们做出来了。后来，他们又多次改进机器，大大提高了制作粉条的效率。

“机器改进以后可了不得。60万斤的红薯，不到15天就打完了。”刘发阳说。

因“闯”而生，因“创”而兴。

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为御驾庄人带来了持续回报。据有关资料显示，年景好的时候，御驾庄粉条作坊年加工红薯1000万斤上下，成品粉条10万斤以上，部分粉条还远销韩国、东南亚。到了20世纪90年代，每个参与粉条生产的家庭一年“分红”可达3万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御驾庄转型发展，粉条作坊数量剧减，很多居民改做其他生意，仅有2到3家还在坚守。刘小波家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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