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培根，我国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国际著名的药用植物与传统药物学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于193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1949年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1953年春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学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前身）。他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临时顾问等职。

他26岁挑起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大梁，第一次摸清了“家底”；他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传统医药大使”，从西非四国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将中医药文化带到五洲四海；他为打破西方的封锁，在国产资源替代进口的探索中，创立了崭新的学科——药用植物亲缘学。

摸清全国中药资源的“家底”

1932年2月2日，肖培根出生于上海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长子。父亲肖贺昌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曾任大学教授、政府高级职员。母亲张英志曾就读于浙江大学，当过小学教师和会计。肖培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日寇侵华。父亲因不肯为伪政权做事而失业，家里沦落到三餐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无论生活多么拮据，父母没有让一个孩子辍学，兄妹五人皆大学毕业。

1953年春，肖培根提前半年修满学分，以优秀成绩毕业。奉卫生部调令，他从厦门赶到北京。当年从厦门坐火车、乘汽车，半个月才到北京，舟车劳顿，他的体重竟减了5公斤。“当时国家统一分配，中央卫生研究院跟国家提出要一个懂植物生理专业的人，所以我就来了。我们大学只有两个人被分到了北京。”肖培根说。

虽然当时全国人才匮乏，但中央卫生研究院汇集了许多国内一流专家，包括赵橘黄、姜达衢、傅丰永、叶三多、周梦白等。那时，药物学系只有肖培根一个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谦逊好学、阳光俊朗的肖培根，得到了专家们的真诚传授，也获得了独挑大梁的机会。临床必备的麦角制剂，是用于治疗产后子宫出血、产后子宫复旧不全等症的进口药。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药品紧缺，寻找药源的任务就落在了年仅21岁的肖培根身上。他毕业那年就奔赴河北省张北、沽源县，寻觅野生麦角资源。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经常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艰辛换来丰硕的回报。他在荒野中找到了寄生在拂子茅上的野生麦角，含量非常高。“野生麦角有效成分的含量是其他种类不能比拟的”，为国产麦角新碱的研发铺平了道路，中国有了物美价廉的救命药。1954年，《药学通报》上发表了肖培根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河北沽源县药用植物的调查》。

1958年，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任务，交由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室负责。作为室主任，这个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尽管他的团队有38人，但都是比他更年轻的大学生，行吗？

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意义重大。国人吃了上千年的中药，但“家底”无人知晓。作为国家战略资源说不清楚当然不行，但是要完成任务绝非易事。“那时候，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一无所有。”肖培根说。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他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其次，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至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至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

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研究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材“常用度”高的产区。他自己则带头选择了资源相对比较多、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缺少中文资料，他就随身带着仅有的几本日本早期出版的图谱，转战东北长白山、大兴安岭等地。

那时候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但是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向经验丰富的药农、中药师傅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大学生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药农和中药师傅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对我国常用中药资源的地域分布、品质优劣、大致产量、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建议等，均进行了准确翔实的表述。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其准确可靠的数据成为新中国中药资源宏观管理的科学依据。肖培根迄今已经指导了全国第一至第四次中药普查工作，为中药资源的管理保护和利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当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进入尾声时，全国掀起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热潮。在全所讨论如何“献礼”的会上，肖培根大胆地提出：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中药志》采用了肖培根他们自己设计的体例，包括哪些属于常用中药、次常用中药，哪些是很少用的中药，目标是集中整理研究全国的常用中药，同时还要介绍其本草历史。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应用的沿革怎样？它的原植物有多少？它的药材形状、组织，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化学成分明确的中药还要介绍其化学成分及传统疗效。最后，还有一个附注，讨论相关问题。这样一种设计体例，都是以他们自己的实验工作为基础完成的。比如，把采集的每一种原植物加以整理、鉴定，把每一种药材都做成切片，描述它的显微组织特征，从而得来一手资料。1962年，4大本、100多万字的《中药志》完整出版，不仅受到了国内药学界的高度重视，还赢得了赞誉。

20年后，肖培根组织全国专家修订出版了第二版《中药志》。40年后，古稀之年的肖培根像重新梳妆打扮自己的儿女一样，于2002年修订出版了第三版《新编中药志》。40余年，3个版本，滋养着几代中医药人才的茁壮成长，体现出肖培根等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科研态度。

国家的“中药大使”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的加纳、几内亚、马里和摩洛哥4国考察访问。这一年，肖培根31岁，第一次出国，职称是助理研究员。与其同行的是业界知名的蔡希陶和陈封怀教授。一行三人，由蔡希陶任团长。那时出国的人很少，《人民日报》还把这件事作为重要消息发表。

这次出访，受到了大使馆的热情接待。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都亲自接待。第一站是加纳。到达阿克拉后，黄华大使不仅亲自接待，还介绍了当地有名的医生安朴福与他们进行业务交流。显然，黄华大使提前做了很多“功课”，这让肖培根非常感动。

初访西非4国，代表团除了在非洲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很多重要的药用种子和经济植物种子，如古柯、毒毛旋花子、萝芙木、猪油果、牛油果、奇异果等，大约有200种。这批珍贵种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海南、云南试验站以及云南热带植物园等地引种成功，在南方各地落地生根，造福着亿万中国人民。

由于殖民主义的统治，非洲草药受到很大的摧残。比如，在访问埃及时，开罗只有一家比较大的草药店。因为在英国统治时期，草医、草药是不合法的。在考察阿尔及利亚之前，卫生部部长专门向考察团求助，表示他们现在的草医只剩几个人，并且年龄已经70多岁了。一旦这几位草医去世，该国草医的传统经验就要失传了。其间，肖培根还肩负了两次“特殊使命”。

1974年，肖培根到埃及考察草药，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傅丰永教授。当时，我国驻埃及大使是著名的外交家柴泽民。他亲自接待并为考察团做了周密安排，使考察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回国前夕，柴大使说：“你们暂时先不要回国了，在埃及待命，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你们去做。”

几天后，“特殊使命”下达——帮助坦桑尼亚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一路上，肖培根很有压力。因为事前没有做一点儿准备，考察后必须要上交报告。“我就把当初在东北调查时采集标本的干劲拿出来了，把坦桑尼亚有关草药的资料进行了一次突击式整理，很快就掌握了坦桑尼亚大致有什么草药，接着就和当地的科学工作者分赴各地考察。”肖培根说。

考察团深入到坦桑尼亚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非常高，高到把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它就能被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跟当地的陪同人员详细了解了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很多草医，将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考察团回国抵达北京时，上述非洲国家的使馆参赞亲自到机场迎接。

第二次“特殊使命”是在1992年3月。当时中叙达成协议，由中国援建一个生产本地草药的小型制药厂。叙军方希望用本国的草药资源，解决部队一部分药品的自给。肖培根是担负这个“特殊使命”的不二人选。他对北非、中东地区的草药资源非常熟悉。

“到了大马士革后，接待我们的全是穿军装的叙利亚军方人员。在叙方的有力配合下，考察任务很快得以出色完成。根据部队里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选择了10多种产量很大的地方草药，用‘袋泡茶’的剂型进行生产。”肖培根说。

叙方和我国大使馆对这项工作十分满意。

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被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1980年，他又被任命为WHO顾问，每年都去日内瓦WHO总部工作一段时间，主要是整理全世界药用植物的资料。

肖培根在日内瓦WHO总部工作，工资以“天”计算，包括旅馆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每天至少有120美元，月底到银行领取。按规定，他可以住四星级宾馆，也可以每天往返乘出租车。那时，我国驻外人员凭发票可以实报实销。但他估算，在宾馆睡一个晚上，等于花掉自己在国内的数个月工资。因此，他吃住都在使馆，处处节约，前后节省了4万多美元，全部交给了国家。因为这件事，他受到了国家的表扬。

药用植物亲缘学的诞生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肖培根历经50余年，创建、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提起往事，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个讲起来可以用4个字总结——感触良多。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律不准向中国出口。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寻找和进口药最接近的药品。”

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地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药物的代用品也被找到。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了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的降压灵。阿拉伯胶是一种安全无害的增稠剂，能在空气中自然凝固，曾是食品工业中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水溶胶。胡黄连为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与黄连名称相似，同为治湿热泻痢之良药。但胡黄连善退虚热除疳热，而黄连则善清心火、泻胃火。安息香主治行气活血、止痛。民间常用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等都离不开安息香。这些原产于阿拉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常用药材，短短数年就被肖培根等人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满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和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我找到了最初的灵感。”肖培根说。

肖培根视野开阔、博采众家、触类旁通，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对这种相关性进行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我逐步把重点由放在一个植物上转移到放在一群相似的、有共性的植物上。我研究过的类群有人参类、大黄类、乌头类、贝母类等20多个类群，通过研究类群能够发现其中的规律，再用数学模式进行聚类分析。当时，我使用的是国产第一代计算机（国产6912型），因此必须采用打孔的方式输入各个传统疗效数据。”肖培根说。

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肖培根的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在《药学通报》上发表。当然，它标志着孕育20多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应用性非常强的新学科。肖培根在上述论文中论述了五个方面：一是扩大药用植物资源方面的应用；二是在寻找进口药的国产资源方面的应用；三是对中草药的质量控制、鉴别和扩大药源的应用；四是帮助预测中草药中的化学成分、有效成分以及协助成分的鉴定或结构测定的应用；五是整理总结中草药的经验和指导新药寻找方面的应用。

2005年，由肖培根指导的“中国重要药用植物类群亲缘学研究”重点项目，通过了专家评审和基金委的批准。2010年年初，该项目在由国家基金委组织的重点项目验收中获得好评。该项目的圆满结束，标志着“药用植物亲缘学”作为一门新兴综合学科，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2015年，是药用植物亲缘学跨越发展之年——从形态分析转入分子遗传学研究阶段。同年7月，肖培根与郝大程、顾晓杰的合著Medicinal plants：chemistry，biology and omics，由英国著名的伍德海德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肖培根与郝大程合著的《药用亲缘学论纲——知识谱系、知识论和范式转换》，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第40卷第17期上（3335-3342），阐述了药用植物亲缘学在现阶段更需要与“组学”结合，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成果，探讨“亲缘-成分-疗效”间存在的规律性。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