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作家陈彦小说《装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让不少观众与读者将目光再次聚焦于陕西文学与文化。其实，在2019年陈彦获得茅盾文学奖之时，就有观察者认为，陕西文学的精神脉络没有中断，陕西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电视剧的播出，再次将其推向热潮。

陕西文学的精神脉络

首先，陕西文学具有很强的、很明显的精神传承脉络，甚至连作家的年龄序列都能前后相继，有一个很清晰的传承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陕西文学有柳青、杜鹏程等知名作家，写下了《创业史》《保卫延安》等经典的红色文学。在“十七年文学”（1949年—1966年）的历史脉络中，这一批陕西作家是以强烈的革命叙事与想象而留名的。尤其是《创业史》这样的经典作品，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大作，而且是后世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征候的重要文本。关于这些作品的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也早已蔚为大观。其中，最关键的理解路径，就是这些红色文学不仅图解了一些政治政策，与当时国人的“情感结构”也密切相关。因此，即便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文学技法可能不够“先锋”，但它们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与对时代精神的理解而获得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显然是路遥。《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两部作品都早已成为时代的经典之作。路遥的作品延续了之前陕西文学强烈的现实主义传统风格。这个风格在文本里，一个是表现为题材十分“接地气”，关注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下的跌宕命运，另一个关键表现则是写法上比较保守。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锋文学已经成为文坛“时髦”的时候，路遥依然用最中规中矩、朴实无华的叙事方法来创作《平凡的世界》。即便文坛喧哗热闹，但陕西文学似乎一直坚守着从延安文艺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路径。如同这些作家脚下的那片黄土地，看起来并无惊人的风采，却有着最扎实最勤勉的文学实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老一批陕西作家的去世或淡出，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全面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一度引起关注的“陕军东征”现象。1993年，《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发表文章《“陕军东征”火爆京城》，让整个文坛都注意到了陕西文学的最新动向——《废都》《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和《热爱命运》五部小说在这一年被推出，这种“集体亮相”的方式，在文坛上已经许久没出现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当属贾平凹的《废都》与陈忠实的《白鹿原》。前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也让贾平凹一度走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直至今天，《废都》依然是我们了解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与文化现象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文本。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处理历史叙事的方法也与之前的红色经典很不一样，更具“再解读”风貌与人性关怀的历史观。当然，与之前的革命叙事一脉相承的是，它依然始终关怀着充满苦难与泥泞的土地。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在陕西文学中依然存在。

地域文学的突围之路

在中国诸多省级行政区中，陕西省具备本省特色的文学风貌，这点在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版图上十分明显。地域文化没有高下之分，但其各自的影响力却有不小的差别。而且，外界看待一个省域文学与文化的时候，还存在“打包”式的思维，比如东北三省的文学，往往就被混为一谈。尤其是近年随着一些新生代作品的诞生，文坛内外对“东北文学”有了更多认识与期待。

其实，陕西文学从中或许也能获得某种启示。陕西文化在历史上也一度十分辉煌，千年帝都在这里，革命文化的传统也在这里。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活跃度与发展成果上，陕西却无法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肩。这种夹杂着历史荣光与现实困境的精神征候，其实与东北也有相似之处。

因此，当我们反思陕西文学的时候，需要在一个文学史的时间纵轴上看，也要在当前的地域文化版图的横轴上看，尤其是不妨参照东北文学的经验与现实，来寻找陕西文学的发展路径。在这其中，青年作家（尤其是“70后”到“90后”）的精神状态与文学趣味至关重要。文学的发展未必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某种程度上的历史与现实散发出的苦涩与伤痛，对文学创作者来说，或许还是一个精神的富矿。面对它们的时候，陕西文学前辈们的刚勇与执着，或许会给今天的观察者一些启发。

对陕西文学的反思

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植根于陕西浓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其中，既有延安文艺以来的精神传统，也有陕西文学强烈的乡土情结。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陕西的农村题材文学在全国文学版图里十分突出，大多数知名作家都来自农村，有着丰富的乡土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创作大多追求朴实的风格，很少借助现代主义来“艺术化”乡土生活。在这种风格的影响下，陕西文学看起来似乎是朴素而不华丽的，却是真正“接地气”的，很多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又供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普通读者来阅读品味。

陕西作家大多是勤勉型的。他们不追求所谓的“天才与灵光”，而是让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在现实中寻找创作素材，又让创作来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甚至，像路遥这样的作家，可以算得上“苦吟型”作家了。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说：“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过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这样的自我定位与文学志趣，我们在那些所谓的“轻写作”里很少见到，说“路遥是用生命在写作”也绝不夸张。事实上，路遥长年的伏案写作，过早地透支了他的身体。他不幸成为盛年早逝的当代作家，恐怕与他心力交瘁的精神状态也有关系。

然而，这种极具现实感与使命感的精神状态，的确是以路遥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的风格。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也有构建“民族秘史”的巴尔扎克式的文学理想。这种追求宏大叙事与历史感、现实感的写作冲动，的确在今天看来十分难得。当我们流行的文学越来越追求一些所谓的“高妙技法”或者“文学机灵”的时候，不妨看看陕西文学前辈们那些看似“土里土气”实则淳朴踏实的做法。

那些直击灵魂深处的创作，即便不是“字字看来皆是血”，起码也要耗费作家大量的气血与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陕西文学一直没有放弃文学的社会价值。文以载道乃至“铁肩担道义”的文学观念，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急缺的精神。

当然，从更广阔的文学世界来看，陕西文学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它的特点与亮点当中也夹杂了一些缺陷与遗憾。比如，对心灵世界的深入探寻以及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多样叙事，都是它存在的一些短板。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陕西文学在与其他地域文学交融之后，会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变化。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