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松烈，作物栽培学专家，中国小麦栽培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于1921年3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42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农艺系。在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他从事了生物统计、田间试验技术、作物栽培学、小麦培育学与育种学的研究、教学以及推广工作。他首创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理论和技术，改变了大肥大水大播种的常规栽培方法，使我国小麦栽培技术从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黄淮海麦区小麦开创了高产新途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于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别人将论文写在纸上，而余松烈则以大地为纸、小麦作笔，用自己的心血，穷尽一生的时间，一笔一笔地书写他的论文——不求论文多么华丽，只愿用朴实的笔触装点田间，填满天下粮仓……

战乱中辗转求学，兴农报国

1921年，余松烈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的一个商人家庭。余父重视教育，不仅在余松烈6岁时把他送到小学读书，还在当地出资请老师办学。读完小学后，余松烈先后在浙江宁波中学、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就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乱了余松烈的正常学习秩序。为了避难，他随家人逃离南京，开始了一边逃难一边求学的坎坷之路。在吴兴避难期间，读高三的余松烈曾在东吴大学吴兴附中就读了3个月。吴兴被日军入侵后，他又跟随家人辗转逃难到上海，并于1938年9月考入南通学院农科专业。在南通学院求学时，他利用空闲时间到上海私立致用大学农学院补习听课，这也是余松烈踏上农学研究的第一步。

为了更好地学习农业，弥补在上海只能学习理论的缺憾，余松烈于1940年6月又考入位于福建邵武的私立协和大学农学院。该学院在当时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教会学校、农业学校。毕业后，余松烈曾先后在福建省立农学院任助教，在福建省研究院长汀河田水土保持实验室担任助理研究员。

1946年春，余松烈携家属返回上海，跟友人郑广华、邵霖生共同创办新农出版社。此后，新农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农业书籍，涵盖生物统计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病理学、作物学、农产物价学、作物栽培学等方面。这些著作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我国农业科学研究的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出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9年，余松烈放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到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从事教研工作。在余松烈看来，这项工作可以让他利用山东对人才的重视和山东的农业基础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粮食问题，实现自己农业兴国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差，生产力水平较低。以小麦为例，小麦面积稳定，但亩产量低，每公顷产量只有1500公斤左右。

为了找出小麦内部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生长发育规律，余松烈开始创建小麦育种和栽培试验基地，进行小麦周期播种试验和分枝小麦的栽培技术研究，以及用种间杂交以改良分枝小麦的育种工作等。

1955年6月19日，山东农学院推出学术刊物《山东农学院学报》，第一期就刊登了余松烈和尹承佾的《分枝小麦研究试验报告总结》《济南小麦周期播种试验》两篇论文。

自此，余松烈开始了把论文写在齐鲁大地上的艰辛路程。

齐鲁麦田为战场，突破瓶颈

攻破理论之后，余松烈一鼓作气，于1959年培育出小麦新品种“山农1号”“山农3号”，并研究出小麦深耘断根增产等技术。无奈，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的研究工作没能持续，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1974年，当形势稍有缓和时，余松烈主动要求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幸运的是，在农村劳动这4年，他仍能以劳动改造者的身份参加试验田的部分工作，可以进行田间调查，这也是他的研究取得新成果的阶段。

余松烈劳动的地方是滕县龙阳公社。他曾和滕县先进党支部书记李玉磊、薛振祥、王念桂等人一起到地头调查，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

为了解决史村在1966年就达到最高亩产量372.5公斤，此后9年却始终徘徊不前的问题，余松烈来到史村，改变过去大肥大水、大量播种等以多取胜的模式，提出了“六改”的耕作方法，即改品种、改播种量、改播种时间、改机器播种、改行距、改肥料。

尽管这项措施得到了村书记薛振祥的支持，但要打破多年的耕种习惯，还是受到了村民们的质疑。比如，更改耕种时间，将适时晚播改为适时早播，村民认为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将行距16.5厘米改为19.8厘米，村民认为这会影响种植的数量。余松烈便一一详细地给村民们解释小麦群体生长发育与个体生长发育的矛盾，讲明要在小麦植株生长过程中必须苗壮、株健、穗多、穗齐，才能粒多、粒饱，从而实现高产……这通解释说服了大家，实际证明他是对的。

1975年夏收，史村全村820亩小麦达到了平均亩产量457.5公斤，打破了过去9年亩产量徘徊不前的局面。

史村小麦种植产量的突破，证明了“六改”的成功。为了让“六改”方法在全县试行，1975年秋，滕县创办了“五七”农大，小麦班学员50人，学制一年，农闲时培训，农忙时参加小麦生产和试验工作。余松烈承担起整个教学任务，不仅给学员上课，还利用学员返回农忙时跟随他们到各个生产队进行指导，帮助大家解决生产和试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在这年秋播时，余松烈选择了姜屯公社黄庄大队作为精播高产栽培试验点，并以“五七”农大学员作为主力，把小麦精播高产栽培试验渗透到每一个公社的麦田，尝试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科学试验。为了探索理论和技术措施，余松烈精心设计了20项试验项目。其中，有结果和可研究的达到15项。

在1976年的春播中，余松烈又增加生产大队参加精播高产试验，力求明确高产麦田采用精播、降低基本苗的增产效果，处理好群体发育和个体发育的矛盾，以及高产麦田怎样保持合理群体结构的同时，研究处理好植株的内部矛盾，最后从小麦单株成穗的相关因素、施肥技术、深耘断根等方面促进小麦增产。

很快，滕县成为全国的小麦高产典型。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余松烈创新的“冬小麦高产栽培的理论分析”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全国科学大会授予余松烈“先进工作者”称号。但这不是终点，余松烈在1987年、1992年又分别获得国家科技奖。

1997年，余松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学校庆祝余松烈当选院士的大会上，他谦虚地说：“我既没有高学历，又没有出国留过学，是一个国内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我所搞的小麦栽培学不是一门高精尖的学科，我自己也没有高深的理论水平。我认为自己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是党和劳动人民对我的培养，各级领导、同志们对我的支持，以及我能理论联系实际，老老实实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干的结果。”

虽然收获了荣誉，但余松烈依然不断扩展自己的课题，研究氮、磷、钾的情况，更加明确哪个阶段使用什么样的肥料。同时，他和同事以及学生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精播高产栽培的生物学基础、生理基础、生态基础和栽培技术。

在探索小麦高产的道路上，余松烈一刻也未曾停歇。

耄耋仍立麦田间，情牵粮仓

余松烈曾说：“学农，就要到有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地方去。”而他这一辈子也是这么做的。

1979年，山东省成立了山东省小麦技术顾问团，余松烈担任团长，带领30多人的团队为全省小麦生产服务。既要考察小麦苗、制定冬春两季麦田措施，又要作报告、讲课培训、普及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他更忙了。

天道酬勤，经过多年的试验和总结，余松烈终于实现了小麦亩产从600多公斤到亩产700多公斤的增长。

但余松烈心里还有更高的追求——实现从高产到更高产的跳跃，达到亩产800公斤。然而，这个跳跃难度极高，一直难以跨越。尤其在进入古稀之年后，余松烈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长期下田。他在1997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今年76岁了，但还要努力工作，为我们国家，为小麦科技事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余松烈开始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上，不断著书，总结小麦栽培的生理实验的研究过程和结果，主编了《作物栽培学》《中国小麦栽培理论与实践》《山东小麦》《冬小麦精播高产》等10余部著作。

随着年事渐高，余松烈逐渐不再主持科研项目，但仍然把小麦高产当成自己的责任，把产量攻关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依然停不下探索的步伐。当小麦的精播技术进入瓶颈期、产量停滞不前时，余松烈二话不说，又一头扎进了麦田里。

2009年的秋播，在进行小麦宽幅精播的推广中，余松烈按照“大田出题目、小田做试验、小田指挥大田”的推广思想，选定了土壤肥力、水浇条件比较好的泰安市岱岳区马庄镇大寺村的20亩土地作为高产攻关田。

次年6月1日，年迈的余松烈不顾烈日、不管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到高产攻关田。他实地考察小麦长势，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要把握好小麦的优良品种，依靠栽培技术，把良种良法结合起来，就能够夺得小麦高产，实现小麦亩产800公斤的突破。“当然，如果能够把这些技术运用得好，实现900公斤的突破、创造1000公斤的记录也不是不可能的。”余松烈说。

2011年6月1日，余松烈再次来到这片土地，了解小麦长势，听取测产报告。虽然测产显示可以达到820公斤的亩产量，但因受到实际天气状况影响，这块试验田的产量没有达到预测值。不久，余松烈的身体每况愈下，住进了医院。他觉得自己没法完成亩产800公斤的目标，就写信给自己的学生，嘱咐他们要继续进行小麦亩产800公斤试验田的创建。

遗憾的是，余松烈生前没能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幸运的是，余松烈桃李满天下，这一目标不需要他一个人担负，有众多有共同目标、共同理想的科研人为之奋斗。

六十余载传道授业，桃李芬芳

除了对小麦高产的研究倾尽心血，在60余年的教师生涯中，余松烈为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

余松烈带头建成山东省属高校第一个博士点、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了一批农学专业人才，他们都成了我国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部门的骨干力量，并且在冬小麦深耘断根、冬小麦精耕高产、冬小麦宽幅精播高产等领域是学术传承人。

最为人称道的是，余松烈的学生大多成绩斐然。其中，遗传学家李振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小麦栽培学家于振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余松烈还指导学生勇于探索其他植物栽培种植领域。我国第一位花生栽培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李向东，就是在余松烈的指导下研究花生衰老机理这样一个全新课题的。在这个研究上，李向东实现了新突破，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0年，于振文和余松烈的其他学生封超年、郭文善、王振林等人，为庆贺恩师诞辰，撰写并出版了《麦之情师生缘》一书，由李振声作序。该书表达了学生们对恩师培育的感谢之情，也表明了要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保持小麦高产，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决心。

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余松烈和同事们总结、创新了“三段培养”模式，即校本部理论学习、校内教学实践基地、校外教学实习基地，走出了一条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办学道路。因此，余松烈经常搞完科研忙教学、忙完教学促推广，永远站在第一线上。

我国的大学从1999年开始扩大招生，虽然满足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同时也显露了一些问题，比如教育质量下降等。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余松烈联系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于如何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建设和学风建设问题专门撰文，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山东农业大学的学风建设会上，作了题为《端正学风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的讲话，建议把科研成果同对社会的贡献联系起来，不要唯论文至上，要把科技应用到实践中为社会服务。

余松烈的见解，是他60余年科研、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一生奉行的宗旨，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高校办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尽管齐鲁大地金灿灿的麦田里，再也寻不到那个步履蹒跚、手握拐杖的老人，但是，沉甸甸的麦穗会一直诉说他的故事、传递他的精神。滚滚向前的麦浪，定会书写下一个丰收的赞歌。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