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粮、余粮，缺粮款、余粮款，缺粮户、余粮户……这些特殊年代的专用词语，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湮没在无声的历史尘埃中。然而，对于上了年纪的老辈人来说，那是一段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记忆，每每念起说起都五味杂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
1961年到1980年，济源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人民公社化，县下边设人民公社，公社下边是生产大队，大队下边是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乡镇、行政村、居民组）。生产队俗称小队，居民统称社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业生产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小队内的一应事物，由小队长统一组织协调指挥。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农村分配方式以工分制为主，社员靠劳动挣工分，靠工分分粮食。我们属于王屋深山区的一个小队，每天一大早，挂在歪脖子老槐树上的铁钟准时敲响，蜂拥而至的社员等待分派活计。此时此刻，小队长恰似一位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将军，站在高岗之上，挥动布满老茧的大手指点江山、排兵布阵。顷刻之间，张三李四王麻子各就各位。
小队长是社员投票选举的，“能甩几把圪杂泥”（有点本事、能耐），也似乎有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他给谁派不派活儿，派什么活儿，全是他一人说了算，可谓一言九鼎。所以，大伙儿对小队长都很温顺。他们知道一旦呛茬、冲撞、惹恼了“老大”，就一定没什么好果子吃，明里暗里给你“穿小鞋”，譬如派些路远的、繁重的、难干的活儿，甚或干脆不分派，非把人急死、憋疯不可。
农民苦、种地累啊！虽说是大集体、“大呼隆”，但磨洋工的毕竟是少数，起早贪黑、拼命苦干的仍是主流。火辣辣的天，往玉米地里挑大粪（人粪尿）挖窝施肥，黑黝黝的四肢被玉米叶剌出道道血印；给谷子疏苗，蹲在地里来来回回一个动作，直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趁墒情赶农时，少不了当牛做马，拉犁拉耙拉耧；焦麦炸豆之际，披星戴月连轴转，一天十来个小时无休无眠；好不容易熬到冬闲了，还要修渠筑坝、改造梯田……
小队长不派活儿？那好，歇着吧，谁不知“吃好滴歇着美气”？但歇着，谁给你记工分？谁给你分红分粮？喝西北风去吧。都说“分分，学生命根”，殊不知，更是关乎社员生存生活的命根呢！
社员下地劳动，分全劳力、半劳力，全劳力一般为青壮年男丁，干急难险重脏累活儿，如拉车担麦垒堰扛石头，一天记十分（一个工）；妇女是半劳力，干些手把活儿轻巧活儿，如锄地掰玉米打坷垃，一天记八分；一些老弱病残者，或者半大学生娃，也属半劳力，是照顾、蹭工对象，一般只记六分。有兼职记工员，每天晚上在社员工折上记工签字，每月小计，季度累计，年底总计，便是各家各户分红分粮的法律依据。
分红，先要算出工值（工分折价），拿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即是一个工的价值。总工分，是全队社员的出工总数；总收入，是全队所有的经济收益，包括各种粮食作价（按国家粮价核算，不含县筹粮、社筹粮、战备粮、工程粮、种子粮等）、卖牛卖羊、副业上交（外出打工者，一天交八毛钱，记一个工）、公粮补助等。
那时候工值很低，我们队一直徘徊在三毛钱左右。为何低？一是农业技术低下、生产资料不足，没有现在赖以高产的包衣种子、生物农药、配方施肥、机械作业；二是没工业商业，主要靠侍弄庄稼，土里刨食，收入渠道单一；三是工分“虚”，免不了有人磨洋工、混日子，出勤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工值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员分粮，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分为人头粮、工分粮。一般人头粮占六成，体现按需分配，工分粮占四成，体现按劳分配。不管人头粮、工分粮，只是大致预算预分，年终还要统一决算。
年终决算，是将一家人的全年工分乘以工值，减去所分粮物价值，得出家庭年度总收入。如果家庭年度总收入多于所分粮物价值，就是余粮，多余部分叫余粮款，有余粮款的家户叫余粮户；如果家庭年度总收入少于所分粮物价值，就是缺粮，缺额部分叫缺粮款，有缺粮款的家户叫缺粮户。缺粮户是要拿钱或退粮，找补（弥补）给余粮户的，叫多退少补、盈亏平衡。
在我懵懂的记忆里，劳力多余粮就多、余粮款就多，最多者可得一百多元，这样的家庭可谓衣食无忧，生活滋润；而劳力少缺粮就多、缺粮款就多，最多者需交一百来元，他们大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恓恓惶惶。
二
我家七八口人，只有两个劳力，父亲是全劳力，母亲是半劳力。为了多挣工分，父亲领养了一犋（两头）老犍，犁地记一份工，喂牛还可记一份工。牛是张嘴货，它忙人也忙，它闲人不闲，得放牧、割草、添料、饮水、啖盐、垫圈、出粪，搅得全家人特别是父亲像高速旋转的陀螺，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为了多挣工分，裹着小脚的母亲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往三里外的下河送粪。为了多挣工分，我们兄弟几个每逢周末或假期，便赖在老槐树下腆着脸向小队长讨要活儿干，或者到山坡上捡拾牛羊粪兑换工分（30斤牛粪、15斤羊粪可抵一个工）……即便如此努力，我家依然年年缺粮。每次分粮，余粮户先分，且分得多；缺粮户后分，且分得少。你不能去早，早了有人嘲笑，“不知道干活儿，分粮倒怪积极”！你不能去迟，迟了有人讥讽，“干活儿不积极，分粮还得请你不成”？缺粮户好像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低人一等，矮人半截。
粮食分得少，就需节衣缩食。那时候，我家一年人均小麦五十斤，除非患病了、生日了、过年了，平素专吃白面（小麦粉）的次数少之又少，一般面条、馒头都是混搭杂面。小麦、玉米主粮少，“红薯下蛋，一亩地两万（斤）”的高产“舶来品”，便登堂入室，唱起主角。母亲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哄着我们吃，如蒸鲜、煮馍、晒干、礤片、拌汤、擀面。红薯性暴，吃多了肠胃不耐受，腹胀、泛酸、烧心，我们常常靠配吃辣椒“以暴制暴”“中和理气”。为度荒充饥，我们还捡过柳絮、柿蒂，捋过枸叶、荆籽，剜过刺菜、茅根……
父亲是家中的全劳力、顶梁柱，也是重点保护对象，母亲私下反复叮嘱我们，饭菜要尽着父亲吃，别没成色、“没材料”（贪吃）。看着嗷嗷待哺、面黄肌瘦的几个孩子，父亲怎能吃得下啊，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以致落下胃病，临终也没能彻底治愈。母亲更是舍不得吃了，对我们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做饭（的），你们吃吧，我早吃过了”，或者早早放下饭碗，说吃好了。偶有远方亲戚登门，母亲便小心翼翼从陶瓮里搲出半瓢白面，做成焌油的炝锅面叶招待。母亲生怕那焌油的香味勾起孩子们的馋虫，生出些让客人尴尬、主家丢脸的幺蛾子，便早早把我们打发出去，再三嘱咐说客人不走不能回来。一旦客人离开，躲在房前屋后的我们便飞奔回家，因享用一些残羹冷炙而大快朵颐（其实，每次母亲也会咬咬牙多做一点的）。平素也常吃两顿饭，瘪瘪的肚子难免抗议示威。一次我饿得实在心慌难受，就用木棍把挂在房梁上的馍篮戳了下来，几个玉米圪星馍被摔得七零八落，结果少不了一顿板子。母亲一边打一边流泪，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三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切肤之痛，我对农村、农民、劳作、粮食始终怀着尊崇和敬畏，也养成了惜粮节俭的好习惯。即使物质丰盈了，家境富有了，也从不敢奢侈浪费。居家自不必说，吃多少做多少，天天“光盘行动”；下馆子吃请，总是不忘提醒“够吃了，不够再点”，且吃不了兜着走，毫无闪烁羞愧之意。见有人撇下半盘半盘的饭菜扬长而去，服务员毫不吝惜倒入泔水桶，我便情不自禁暗暗骂娘：“破家乌龟（败家子）!”
餐饮浪费，眼下已成一种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被损耗和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于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大型聚会浪费达38％；学生盒饭有1/3被扔掉……何等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啊！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不管是体恤“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耕艰辛，还是弘扬中华民族“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传统美德，不管是保障“仓廪实、天下安”的粮食安全，还是应对西方列强遏制打压中国的变局危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警钟长鸣、防患未然、厉行节约啊！
常常想：能否设立一个中国“节粮体验日”（或增加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内容），加强宣传、创新载体，开展“一天不吃饭”“五天干农活儿”的“忆苦思甜”活动，让国人真切体验一把“饿肚子”“种庄稼”的感受，从而自觉克服和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常常想：能否尽快出台一部中国“节粮法”，完善餐饮节约规范，细化褒奖节约、惩戒浪费的政策措施，建立起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有效杜绝餐饮浪费领域的“破窗效应”。
当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戒奢崇俭，不单单是粮食，包括所有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包括一滴水、一度电、一升油、一张纸、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