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粮、余粮,缺粮款、余粮款,缺粮户、余粮户……这些特殊年代的专用词语,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湮没在无声的历史尘埃中。然而,对于上了年纪的老辈人来说,那是一段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记忆,每每念起说起都五味杂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
1961年到1980年,济源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人民公社化,县下边设人民公社,公社下边是生产大队,大队下边是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乡镇、行政村、居民组)。生产队俗称小队,居民统称社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业生产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小队内的一应事物,由小队长统一组织协调指挥。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农村分配方式以工分制为主,社员靠劳动挣工分,靠工分分粮食。我们属于王屋深山区的一个小队,每天一大早,挂在歪脖子老槐树上的铁钟准时敲响,蜂拥而至的社员等待分派活计。此时此刻,小队长恰似一位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将军,站在高岗之上,挥动布满老茧的大手指点江山、排兵布阵。顷刻之间,张三李四王麻子各就各位。
小队长是社员投票选举的,“能甩几把圪杂泥”(有点本事、能耐),也似乎有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他给谁派不派活儿,派什么活儿,全是他一人说了算,可谓一言九鼎。所以,大伙儿对小队长都很温顺。他们知道一旦呛茬、冲撞、惹恼了“老大”,就一定没什么好果子吃,明里暗里给你“穿小鞋”,譬如派些路远的、繁重的、难干的活儿,甚或干脆不分派,非把人急死、憋疯不可。
农民苦、种地累啊!虽说是大集体、“大呼隆”,但磨洋工的毕竟是少数,起早贪黑、拼命苦干的仍是主流。火辣辣的天,往玉米地里挑大粪(人粪尿)挖窝施肥,黑黝黝的四肢被玉米叶剌出道道血印;给谷子疏苗,蹲在地里来来回回一个动作,直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趁墒情赶农时,少不了当牛做马,拉犁拉耙拉耧;焦麦炸豆之际,披星戴月连轴转,一天十来个小时无休无眠;好不容易熬到冬闲了,还要修渠筑坝、改造梯田……
小队长不派活儿?那好,歇着吧,谁不知“吃好滴歇着美气”?但歇着,谁给你记工分?谁给你分红分粮?喝西北风去吧。都说“分分,学生命根”,殊不知,更是关乎社员生存生活的命根呢!
社员下地劳动,分全劳力、半劳力,全劳力一般为青壮年男丁,干急难险重脏累活儿,如拉车担麦垒堰扛石头,一天记十分(一个工);妇女是半劳力,干些手把活儿轻巧活儿,如锄地掰玉米打坷垃,一天记八分;一些老弱病残者,或者半大学生娃,也属半劳力,是照顾、蹭工对象,一般只记六分。有兼职记工员,每天晚上在社员工折上记工签字,每月小计,季度累计,年底总计,便是各家各户分红分粮的法律依据。
分红,先要算出工值(工分折价),拿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即是一个工的价值。总工分,是全队社员的出工总数;总收入,是全队所有的经济收益,包括各种粮食作价(按国家粮价核算,不含县筹粮、社筹粮、战备粮、工程粮、种子粮等)、卖牛卖羊、副业上交(外出打工者,一天交八毛钱,记一个工)、公粮补助等。
那时候工值很低,我们队一直徘徊在三毛钱左右。为何低?一是农业技术低下、生产资料不足,没有现在赖以高产的包衣种子、生物农药、配方施肥、机械作业;二是没工业商业,主要靠侍弄庄稼,土里刨食,收入渠道单一;三是工分“虚”,免不了有人磨洋工、混日子,出勤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工值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员分粮,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分为人头粮、工分粮。一般人头粮占六成,体现按需分配,工分粮占四成,体现按劳分配。不管人头粮、工分粮,只是大致预算预分,年终还要统一决算。
年终决算,是将一家人的全年工分乘以工值,减去所分粮物价值,得出家庭年度总收入。如果家庭年度总收入多于所分粮物价值,就是余粮,多余部分叫余粮款,有余粮款的家户叫余粮户;如果家庭年度总收入少于所分粮物价值,就是缺粮,缺额部分叫缺粮款,有缺粮款的家户叫缺粮户。缺粮户是要拿钱或退粮,找补(弥补)给余粮户的,叫多退少补、盈亏平衡。
在我懵懂的记忆里,劳力多余粮就多、余粮款就多,最多者可得一百多元,这样的家庭可谓衣食无忧,生活滋润;而劳力少缺粮就多、缺粮款就多,最多者需交一百来元,他们大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恓恓惶惶。
二
我家七八口人,只有两个劳力,父亲是全劳力,母亲是半劳力。为了多挣工分,父亲领养了一犋(两头)老犍,犁地记一份工,喂牛还可记一份工。牛是张嘴货,它忙人也忙,它闲人不闲,得放牧、割草、添料、饮水、啖盐、垫圈、出粪,搅得全家人特别是父亲像高速旋转的陀螺,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为了多挣工分,裹着小脚的母亲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往三里外的下河送粪。为了多挣工分,我们兄弟几个每逢周末或假期,便赖在老槐树下腆着脸向小队长讨要活儿干,或者到山坡上捡拾牛羊粪兑换工分(30斤牛粪、15斤羊粪可抵一个工)……即便如此努力,我家依然年年缺粮。每次分粮,余粮户先分,且分得多;缺粮户后分,且分得少。你不能去早,早了有人嘲笑,“不知道干活儿,分粮倒怪积极”!你不能去迟,迟了有人讥讽,“干活儿不积极,分粮还得请你不成”?缺粮户好像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低人一等,矮人半截。
粮食分得少,就需节衣缩食。那时候,我家一年人均小麦五十斤,除非患病了、生日了、过年了,平素专吃白面(小麦粉)的次数少之又少,一般面条、馒头都是混搭杂面。小麦、玉米主粮少,“红薯下蛋,一亩地两万(斤)”的高产“舶来品”,便登堂入室,唱起主角。母亲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哄着我们吃,如蒸鲜、煮馍、晒干、礤片、拌汤、擀面。红薯性暴,吃多了肠胃不耐受,腹胀、泛酸、烧心,我们常常靠配吃辣椒“以暴制暴”“中和理气”。为度荒充饥,我们还捡过柳絮、柿蒂,捋过枸叶、荆籽,剜过刺菜、茅根……
父亲是家中的全劳力、顶梁柱,也是重点保护对象,母亲私下反复叮嘱我们,饭菜要尽着父亲吃,别没成色、“没材料”(贪吃)。看着嗷嗷待哺、面黄肌瘦的几个孩子,父亲怎能吃得下啊,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以致落下胃病,临终也没能彻底治愈。母亲更是舍不得吃了,对我们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做饭(的),你们吃吧,我早吃过了”,或者早早放下饭碗,说吃好了。偶有远方亲戚登门,母亲便小心翼翼从陶瓮里搲出半瓢白面,做成焌油的炝锅面叶招待。母亲生怕那焌油的香味勾起孩子们的馋虫,生出些让客人尴尬、主家丢脸的幺蛾子,便早早把我们打发出去,再三嘱咐说客人不走不能回来。一旦客人离开,躲在房前屋后的我们便飞奔回家,因享用一些残羹冷炙而大快朵颐(其实,每次母亲也会咬咬牙多做一点的)。平素也常吃两顿饭,瘪瘪的肚子难免抗议示威。一次我饿得实在心慌难受,就用木棍把挂在房梁上的馍篮戳了下来,几个玉米圪星馍被摔得七零八落,结果少不了一顿板子。母亲一边打一边流泪,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三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切肤之痛,我对农村、农民、劳作、粮食始终怀着尊崇和敬畏,也养成了惜粮节俭的好习惯。即使物质丰盈了,家境富有了,也从不敢奢侈浪费。居家自不必说,吃多少做多少,天天“光盘行动”;下馆子吃请,总是不忘提醒“够吃了,不够再点”,且吃不了兜着走,毫无闪烁羞愧之意。见有人撇下半盘半盘的饭菜扬长而去,服务员毫不吝惜倒入泔水桶,我便情不自禁暗暗骂娘:“破家乌龟(败家子)!”
餐饮浪费,眼下已成一种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被损耗和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于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大型聚会浪费达38%;学生盒饭有1/3被扔掉……何等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啊!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不管是体恤“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耕艰辛,还是弘扬中华民族“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传统美德,不管是保障“仓廪实、天下安”的粮食安全,还是应对西方列强遏制打压中国的变局危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警钟长鸣、防患未然、厉行节约啊!
常常想:能否设立一个中国“节粮体验日”(或增加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内容),加强宣传、创新载体,开展“一天不吃饭”“五天干农活儿”的“忆苦思甜”活动,让国人真切体验一把“饿肚子”“种庄稼”的感受,从而自觉克服和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常常想:能否尽快出台一部中国“节粮法”,完善餐饮节约规范,细化褒奖节约、惩戒浪费的政策措施,建立起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有效杜绝餐饮浪费领域的“破窗效应”。
当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戒奢崇俭,不单单是粮食,包括所有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包括一滴水、一度电、一升油、一张纸、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