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铁路电气化的奠基人，曹建猷曾在小传中写道：“我们在电流制问题上没有走弯路，这也是我对我们的祖国的一点点贡献。”他一生专注事业，淡泊名利。

“融入”心血结晶的地方

西南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南交大）教授、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的创始人曹建猷院士逝世后，其子女尊重老人的生前遗愿，将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宝凤线铁路上——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起始的地方。

这里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他将自己的生前、身后都融入在自己奋斗的事业之中。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远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曹建猷无比激动，他感觉“忽然看到祖国的光明，那种从死灰中复苏的心理是无法形容的”。1951年，他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科研环境，克服签证等方面的重重困难，举家回国。后来当有学生问及曹建猷为何回国时，他坦然回答：“回国工作是我最大的事！”

回国后，曹建猷来到唐山工学院，原准备从事新学科研究与教学，不料1952年院系调整，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迁至四川，1972年定名为西南交通大学）。接着，曹建猷受命创办电气化铁道专业。时任院长顾稀问：“你看，何时招新生？”曹建猷斩钉截铁地回答：“今年就招！”

1953年11月，当时的铁道部决定发展我国的电气化铁路，决定首先在宝鸡—凤州段采用电力牵引。铁道部抽调部分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始宝凤段的电气化设计。1957年1月，铁道部采纳了曹建猷的意见，决定将25千伏工频单相交流制列为国家标准，宝凤段也改用交流制重新设计。

宝凤段跨越秦岭的一段铁路地形极为险恶，91公里就有48个隧道。1958年6月15日，宝鸡至凤州段电气化铁路开工。电气化铁道第一工程段一支近千人的施工队伍开进了秦岭深处，他们风餐露宿，挖坑立杆，架线铺缆，成为电气化铁路的第一批拓荒者，由此揭开了中国铁路电气化建设的序幕。

1960年，宝凤段电气化铁路建成准备通电试车，铁道部邀请曹建猷前去协助担任指挥的电气化工程局局长贾耀祥。

当时，蒸汽机车还在沿线运行，隧道内的绝缘悬挂污染严重，送电前必须清洗。首次通电在任家湾变电所试行，由曹建猷指挥操作，一次向北段送电成功。然而，苏联专家对曹建猷使用摇表测试线路绝缘并据以制定的送电标准半信半疑，翌日在测试绝缘值为零、下线路检查又未查出原因时采取强行送电，结果引起线路开关爆炸，当场灼伤4人。曹建猷临危不乱，紧急处理苏联专家试车故障的善后事件。

咬定青山不放松

1956年，曹建猷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会议。当时到会200余人，曹建猷所在的小组有章名涛、孟昭英、朱物华、王国松、马大猷、鲍国宝、毛鹤年、罗沛霖、张钟俊等人。相关部门此前做过一次规划，按学科划分，国务院以为不妥，提出“以任务带学科”，面对经济建设重新组织规划，成立规划委员会。

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总体规划的讨论，让曹建猷受益匪浅。

当时，年轻有为的曹建猷颇为引人注目——中科院曾两次邀请他来搞加速器研究；中科院筹备成立自动化所时，钱伟长邀请他加入自动化筹备组。

然而，这一切曹建猷都婉拒了。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研究的“高能粒子加速器”方向，也没有选择本科就学习的“自动化”方向，而是进入国内一片空白的“铁路电气化”方向，曹建猷在日记中如是解释：“原因是这方面的人很少，国外也没有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可以争取回国。如果我改专业，将对这个新生的专业起不小的影响。自动化从业人员较多，国外也有很多可以争取回来。加速器的发展很快，我所知道的东西已嫌陈旧，新生力量较易培养。因此，我认为这个决定还是正确的。”

1955年4月，西南交大举行第一次教学和科学研究报告会时，曹建猷曾发表文章，分析各种电流的技术经济状态，建议我国采用工频单相交流制。文章材料曾被铁道部办公厅要去20本加印本。后来，曹建猷看到法国交流试验区段的情况，信心大增，根据我国的情况写成《我国铁路电气化的途径和发展远景》一文，在1956年铁道部举行的科技大会上报告。报告材料加印150本被一索而光，也轰动了与会的苏联铁路代表团成员。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搞铁路电气化面临重重阻力。那个年代，全国实现电灯、电话都还是个遥远目标，搞电气化铁路更有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在当时搞电气化铁路不现实，远不如建桥修路，搞蒸汽、内燃机车来得实在。在1956年参加国务院规划会议时，甚至很有资历的专家也认为中国搞电气化运输“不靠谱”。

每次听到那些反对的声音，曹建猷心里很难过。然而，他一旦认准目标，便毅然前行，咬定青山不放松。1956年11月，曹建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我国铁路电气化的途径》，用大量篇幅来论证跟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相比，电气机车的优势，并坚定地预言电气机车的前途更为广阔。针对当时有人主张某些区段暂时先采用直流电压制的做法，他在文中针锋相对地指出：“直流电压制和交流电压制并用，在技术上是非常复杂的，为了铁路运输的长远利益，我们应避免走这条弯路，防止造成更大的困难。”

1957年9月，铁道部决定我国铁路电气化采用25kV单相工频交流制。天津第三设计院重新按交流制进行第一条电气化线路宝凤段的设计。此后，交流制被确定为部颁标准，20世纪70年代经审定为国家标准颁布执行。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国内外铁路电气化建设和运营实践，单相工频交流牵引制得到了快速发展，已取代直流制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电力牵引制式。有些国家如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已将直流制基本上改造成交流制，减少了交直流衔接的复杂接触网和变电设施。我国从铁道电气化起步，便确定了先进的25kV单相工频交流制，为以后重载运输和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和安全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减少不必要的牵引式制改造带来的麻烦和资金浪费，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铁路电气化的加速发展。

亲自刻蜡版的教授

1978年8月12日，经中央批准，铁道部调整西南交大领导班子，61岁的曹建猷被任命为副校长，主管科研。当得知四川省教育局建议高校开设计算机专业时，他当即推动在西南交大设立了电子计算机技术专业。实际上，这样一个前沿学科，曹建猷早在1960年就曾尝试办过，后来由于历史原因遗憾地停掉了。改革开放后，新机会又来了，他意识到计算机发展不仅是对计算机专业本身，还对全校很多学科有影响，于是便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当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师资，曹建猷便先布局师资队伍，从机车、供电、电气化等专业公开招聘，结果却无人报名。因为很多老师自己也搞不清楚计算机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们大多已40岁左右，觉得改专业挑战太大。曹建猷考虑到自动控制与计算机专业的学科亲缘性，干脆直接取消自动控制教研室，改为计算机教研室。然后，他找来教研室的教师一一谈话，说服大家搞计算机。

接着，曹建猷带着同事潘启敬、朱怀芳、杨斗，到全国有计算机专业的学校调研。当时曹建猷已年过花甲，很多学校办计算机的老师比他年轻，但是他没有丝毫架子，非常虚心地向别人请教。

调研回来，曹建猷说干就干，在搜集和整理了10余本相关专业书籍之后，开始亲自编写讲座教材，从“二进制”写到“软件工具”，命名为“开门课”，意思是“一门打开，有志者进来”。

曹建猷夜以继日地编写《电子计算技术讲座》（上、下册）教材，并亲自刻蜡纸付印。曹建猷的儿子曹康白记得，父亲那段时间基本上不分昼夜地待在学校，因为他手写的教材涉及很多专业化公式与符号，印刷厂排版非常麻烦。为了尽快印出，他就亲自刻蜡版。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而言，刻蜡版是一件辛苦的事情。首先需要把蜡纸铺在钢板上，接下来逐字刻写。如果用力太轻，印出来的文字或图形就会模糊；如果用力太重，蜡纸就会被扎出洞，这张蜡纸就报废了。

但是，作为副校长的曹建猷丝毫不觉得辛苦，他加班加点刻写。因为他觉得既然要办计算机专业，就应该扎扎实实地搞起来，将其打造成西南交大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由于目前起步已经落后国内一些高校了，他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那段时间，曹建猷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犹如他平日最喜欢的那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教材编完之后，曹建猷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前言：“这是一本讲义，开门用的，让大家了解现代计算机技术主要有哪些内容。上册共十讲，从数字信息，直到讲完计算机设计，涉及的是计算机硬件。最后一讲是指令代码，可作为上册和下册的桥梁。下册十讲，讲的是计算机软件和程序编制……”

在曹建猷的亲力亲为之下，西南交大的计算机专业后来很快拿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计算机人才。

“还是把心交给党吧”

1987年3月2日，曹建猷向西南交大党委郑重地递交了入党志愿书。开篇，他这样写道：“敬爱的党，请考虑我这个迟到的入党申请人的请求。其实，这30多年，我自己以为，一直是跟着党走了过来。即使是自己最困难的时刻，我也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念。因为，我以为，党的事业是最伟大的。党，这些年来，也从未把我看成‘外人’。我也常常这样来看待党……”

那一年，曹建猷在向党支部汇报思想时写道：“过去我总以为自己是一匹‘不赶就跑的马’，在为社会主义工作。我现在体会到，一匹受制约的马与一匹放羁的马有多么不同！还是把心交给党吧！”

纵观曹建猷的一生，他用点滴行动践行了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的相统一，正如西南交大党委书记王顺洪对他的评语：“曹建猷先生的一生，是精忠报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开拓创新，不断开创中国铁路电气化事业新局面的一生；是勇于担当，为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鞠躬尽瘁的一生。”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