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版:纪实

戴松恩:在祖国大地上焕发智慧光彩

戴松恩

“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有心中装下祖国、民族的利益,个人有限的才华、智慧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他曾说。

他毕生从事农业科研事业,为我国作物遗传育种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是我国著名细胞遗传学家戴松恩。

师从沈宗翰,立志成为作物遗传育种专家

1907年1月6日,戴松恩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唐市镇(今沙家浜镇)一个贫苦的家庭。戴松恩家中没有田地,父亲在唐市镇倪新泰米行做推销员,但收入微薄,不足以供养全家人生活。年幼的戴松恩陪着母亲去集市上摆摊挣钱养家。直到1913年,戴松恩才得到亲友的推荐,免费进入唐市镇上的教会小学——东唐市初级小学就读。戴松恩非常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勤奋学习。1917年6月,戴松恩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唐市初级小学毕业。同年9月,戴松恩升入东唐市高等小学继续学习。戴松恩的父亲由于常年在外奔波,积劳成疾,于1917年冬天去世,年仅36岁。父亲的离世,对一家人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戴松恩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全靠母亲摆摊来维持。然而,父亲的早逝,母亲的辛苦养家,并没有让戴松恩放弃学业,而是更加强化了他刻苦学习,掌握本领以养家的意志。

1920年6月,戴松恩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唐市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苏州晏成中学(今苏州市第三中学),并得到校方免费就读的奖励。戴松恩幼年曾目睹百姓患病难以得到救治的惨状,又亲身经历父亲因病早逝而带来的苦痛,于是从小就萌发了学医济世的想法。为了以后能学医,戴松恩进入晏城中学后选读了理科。

1924年6月,戴松恩从苏州晏城中学毕业。由于成绩优异,戴松恩被学校领导分配到苏州教会所办的“新民社”,担任交际干事。1925年夏天,戴松恩在“新民社”工作1年后,觉得这种社会活动工作不适合自己,便想辞职去学医。但是,他打听到进入医科大学很难,不仅学费高昂,还没有免费进医科大学学习的机会,并且需要学8年时间。正在戴松恩为难之际,他看到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在报纸上的招生简章,专修科1年就能毕业。这对于当时希望通过读书深造来改变家庭生活条件的戴松恩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友人的资助下,戴松恩凭借优异的中学成绩,于1925年免试进入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从此,他与农业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夏,戴松恩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并留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担任沈宗翰教授的助理。戴松恩协助沈宗翰开展小麦、水稻遗传育种的田间试验,并负责处理英文信件和报告。在沈宗翰的指导下,戴松恩一边工作,一边自学遗传学理论,逐渐发觉研究小麦遗传规律很有意义。他认识到“医学能治病救人,农业能解决人们吃饭穿衣的问题,同样是人生的重大需求”,便对作物遗传育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成为作物遗传育种专家。1928年夏,经老师推荐,戴松恩破格带薪进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学习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大二课程。课余时间,他继续参与沈宗翰教授主持的小麦遗传育种研究。

1931年6月,戴松恩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取得农学学士学位,荣获当时学校的“金钥匙奖”,并被选为“斐他斐”(Phi Tau Phi)荣誉学会会员。同年7月,戴松恩留在金陵大学担任农学院助教,继续协助沈宗翰教授开展小麦育种试验工作。经过3年的半工半读,戴松恩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理论知识,还在沈宗翰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小麦遗传育种的试验,参与“金大2905”等中国最早一批小麦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完成了从事小麦育种的初步科研训练。这为他此后开展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奈尔大学深造,树立“科学救国”理想

1933年夏天,国立清华大学第一次从理、工、农、医等30多个专业中公开招考公费留美研究生,每个专业仅录取1名。戴松恩得到消息后,喜出望外,马上报考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并从1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宝贵的公费留美机会。1934年1月,戴松恩从上海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赴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跟随作物育种专家洛夫(H.H.Love)教授攻读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

戴松恩非常珍惜在康奈尔大学深造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在洛夫教授的指导下,他对来自中、俄、美3国的5个普通小麦开展杂交试验,对杂交后小麦的叶片、叶鞘、秆毛、小穗、外芒、内芒等性状进行研究,探究引起各种性状形态变化的遗传因子,阐明了小麦单性状遗传和性状间连锁遗传的规律,并用英文发表了《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的博士论文。这种规模的小麦遗传研究,在当时国内农学界尚属首次。1936年冬,戴松恩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

为了借鉴当时美国各地农作物育种的先进经验,从1936年夏到1937年春,戴松恩参观访问了美国21个产谷州的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并重点关注了美国作物育种的试验区排列、杂交育种方法、抗病虫害试验、抗旱育种、小麦品质研究、细胞遗传研究等。回国后,戴松恩还撰写了《美国产谷州参观记》,详细论述了他在这次考察中的见闻,为当时我国农学界开展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美国留学期间,戴松恩亲身体验到当时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以及对弱国的欺侮。这让戴松恩深刻地体会到国家贫弱而遭受强国凌辱的痛苦,并认为“我有责任把贫穷落后的祖国振兴起来”,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戴松恩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导师主动提出请他留在美国工作,并承诺将他的妻儿都接到美国。然而,为了发展祖国的作物遗传育种事业,戴松恩毅然拒绝了。戴松恩坚定地认为,“搞农业离不开土地,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我那点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家乡父老、为更多人服务。”1937年2月,戴松恩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抗日战争爆发,坚持开展作物遗传育种研究

1937年3月,戴松恩回国,受聘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工作,负责小麦抗病育种和细胞遗传学研究。然而,戴松恩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日军侵略的炮声就在卢沟桥响起。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戴松恩不得不中断研究计划。战乱中,他辗转江苏北部、南京、芜湖、柳州、贵阳等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保障战时粮食为重点,开展了小麦、烟草、玉米、油菜等育种研究和推广工作。

1937年8月,戴松恩被派往江苏北部推动小麦增产工作。他在苏北各县推广改良作物品种,并以贷款和贷种的方式督促各县县长积极展开工作。11月中旬,戴松恩因病回到南京。当时南京即将沦陷,戴松恩只能抛弃多年积累的资料和书籍,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去芜湖,辗转多地,于1938年2月到达位于贵州贵阳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他对贵阳的农业生产条件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贵阳地区适宜发展烟草种植。于是,他引进美国烟草品种,进行试种和改良。1940年,经过戴松恩3年努力选育出的改良烟草品种“佛卅黄金”在贵阳地区第一次开始种植。他还在当地示范推广了烟草育苗、移栽、管理、采收和烤烟技术。“佛卅黄金”的烟叶得到了当时贵州烟草公司的采用。该品种在贵阳地区获得大规模推广,改变了当地不能大规模种植烟草的历史。戴松恩的烟草研究和推广工作,为贵阳地区烟草种植业和卷烟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油菜育种上,戴松恩培育出“罗甸一号”改良品种,在1940年和1941年的《农报》上分别发表了《菜籽人工自交影响研究之初步报告》和《菜籽育种方法之我见》两篇论文。在玉米育种研究中,戴松恩对当时大量引进美国玉米杂交种的问题进行了引种试验研究,指出美国双杂交玉米品种并不比当地品种好,并在1939年的《农报》上发表《美国杂交玉米在我国的利用问题》,提出直接引种美国双杂交玉米品种并不能解决玉米增产问题,只有利用它们的自交系与中国玉米材料杂交,才能获得适用于中国的高产玉米品种。

戴松恩还对当时在我国长江下游地区严重流行的小麦赤霉病进行研究。他搜集了多个小麦品种,开展了连续4年的抗病性鉴定试验。1940年,他在《农报》上发表了《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指出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中具有抗赤霉病的材料,并筛选出“云南牟定火麦”等高抗赤霉病品种,证明了选育小麦抗赤霉病品种的可能性,反驳了当时某些国外专家认为不能进行小麦抗赤霉病育种的观点。

兢兢业业数十载,为新中国农业科研事业献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亟待恢复和发展。戴松恩克服困难,兼顾科研和管理,迅速投入到恢复和发展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工作中。

他积极为新中国农业科学事业建言献策,在《农业科学通讯》上先后发表《纪念五一作物育种工作者应有的认识》《两年来华北农业科学的进展》《我对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运动的认识》《新中国五年来农业科学的主要成就》等文章,为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55年6月,戴松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

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戴松恩被任命为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学组副组长。同年11月,戴松恩随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赴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访问。访苏期间,他就实施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与中苏合作项目等有关农业方面的重大问题与苏联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1958年3月,戴松恩从苏联访问回国后,在《农业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农学及园艺等方面的访苏传达报告》,对“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荒地开发问题”等提出了建议,这对指导我国农业发展及农业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8年,戴松恩开始进行小麦非整倍体研究,成为我国率先开展这一研究的科学家。1980年1月,戴松恩在《农业科技通讯》上发表了《为什么研究小麦非整倍体》,介绍了小麦非整倍体的研究内容及取得的成果,认为小麦非整倍体研究可以更快地弄清小麦各种性状的遗传规律及其染色体和近缘植物中染色体的部分同源关系,从而更有计划地选育出各种优良的小麦新品种。同年2月,他翻译出版了《普通小麦的非整倍体》。随后,戴松恩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小麦非整倍体研究第一次座谈会,提出了全国分工协作开展小麦非整倍体研究的设想。此后,戴松恩带领助手和研究生,不顾体弱多病,坚持参与田间研究。他首次提出,鉴于ph基因突变具有促进部分同源染色体配对的特性,可以直接将其用于品种间杂交,创造出更多优良变异。他还设法从美国引进相关的小麦材料,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获得了许多小麦优良变异类型,为细胞遗传学研究和小麦育种工作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证实了ph基因在小麦品种间杂交利用的可行性,提出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对我国小麦遗传育种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8年,戴松恩率先向政协提交了《关于迅速制定〈种子法〉的建议》。1981年8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围湖造田、后果严重,科技工作者对发展多种经营的建议》一文,分析了造成我国湖泊面积日益缩小的原因,并提出了重视湖泊在生态平衡中的重要性、成立全国水利资源委员会等建议。

戴松恩积极倡导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为研究生院的创办付出了很大精力。198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任职期间,戴松恩积极探索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招收在职研究生、筹备中国农业科学院英语培训班等工作,为我国农业科研事业培养了一批具有英语交流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人才。

在科学研究上,他坚持实践出真知、实事求是,刻苦勤奋。在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上,他成果斐然。在培养学生上,他不顾体弱多病,和学生一起开展田间试验。在科研管理工作中,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谨奉公、不谋私利,为我国农业科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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