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几十年，撰写和参与撰写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16种；他以8个季节的实验资料，证明地理上相距仅110公里的两个种群间存在着静止代谢率的地理变异，同时提出了地理变异季节相的新概念。他是孙儒泳，生态学是他一生的事业和牵挂。

放弃音乐梦

童年时期，孙儒泳特别喜欢在田野里和水边玩耍。逮蟋蟀、捉虫子、钓鱼虾……大自然是他幼时最好的玩伴。

多年后，孙儒泳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生物系。他自己也不确定，这是否与幼时亲密接触大自然有联系，因为他的第一个梦想其实是学音乐。

1927年出生的孙儒泳，其求学之路因时势动荡而充满艰辛，抗日战争期间甚至两度失学。1942年，他考入宁波沦陷期间新办的高中师范学校，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音乐教师李平之。

李平之是宁波市音乐教育界的老前辈，堪称业精为师、德高为范的楷模。出于朴素的敬仰之情，孙儒泳渐渐爱上了音乐，也弹得一手好琴。音乐，让师生二人成为“忘年交”，并缔结深厚友情。

高中师范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决心要为祖国挥洒汗水大干一场的孙儒泳，却迎来一个晴天霹雳。东迁“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沦陷区颁发的文凭是“假学历”，毕业生是“伪毕业生”，政府不予承认。孙儒泳只好在家待业，备受精神煎熬。

直到半年后，孙儒泳才受邀前往宁波四明孤儿院小学任教，教授国文和唱歌课。不久，他在与李平之的通信中表达了想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愿望。在李平之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唐山路小学，白天完成满满当当的教学任务，晚上去夜校补习高中课程。

1947年夏，孙儒泳觉得自己可以冲一把了，决定报考大学。音乐学院是他当时的梦想。然而现实却告诉他，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因为“学费天价，碰都不敢碰”。

再三比较，孙儒泳发现其他名牌大学学费也不低，家庭供养不起，唯一可供选择的就是免费的师范大学。孙儒泳把目标锁定了北平师范大学。考虑到自己的意愿和教育基础，他最终报了生物系。

“对于生物，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相对来讲，它也是当时的冷门。”孙儒泳曾这样说。他知道，这样的报考选择会有更大的“命中”把握。几个月后，他如愿走进了北师大校园。

人生的关键一步

“老师上课有的用英语，有的用汉语，下课夹着皮包就走了，想见也见不着。”孙儒泳生前回忆说。刚走进大学，老师同学之间缺乏交流，孙儒泳觉得自己有点找不着北。

第一节动物学实验课的内容是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然后按规定绘出草履虫的外观和所见内部结构。从未摆弄过显微镜的孙儒泳犯了难，又不好意思求助，便自作主张胡乱画了一张交差。

第二天，助教老师拿着孙儒泳的“作品”，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红叉，严厉质问道：“你画的是草履虫吗？”同学们哄笑起来，孙儒泳顿时脸红，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跟上。

一段时间后，孙儒泳从一个入学时连草履虫观察图都画不好的低起点学生，一跃成为班上的尖子生。

大学期间，对孙儒泳影响至深的一位名师，便是留美归国的著名动物生理学家汪堃仁。“动物生理学是一门讲生理机制的学科，理论性强，比较高深。但是汪先生层层解惑，像说书艺人丢‘包袱’似的讲解，深入浅出。”孙儒泳曾说。老师的讲解令他茅塞顿开。在恩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孙儒泳立志要专攻动物学。

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但关键的没几步，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对孙儒泳来说就是个关键。毕业时，孙儒泳被推荐留校担任助教。

担任助教期间，孙儒泳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待在生物系的小楼里。准备实验材料、示范标本、解剖用具、仪器设备……集体宿舍中无法安心工作、看书，他每天就在备课室熬到深夜。

捕田鼠的中国留学生

由于工作出色，1953年学校推荐孙儒泳留学苏联。随后，他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突击学习1年俄语。“记得出发时，同行者有1000多人，但只有近一百人是去读研究生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孙儒泳生前回忆说。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整整跑了7个昼夜才抵达莫斯科。

来到苏联，孙儒泳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他进入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师从苏联著名生态学家、鼠疫自然疫源地研究权威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攻读副博士学位。小导师舍洛夫专攻鼠类生态学，具体指导孙儒泳的生态生理学实验。

经过与导师的反复讨论，孙儒泳确定了论文题目《莫斯科省两种田鼠种群（或叫个体群）某些生态——生理特征的地理变异》，旨在证明地理上相隔不远的两个种群之间，在生理生态特征上可能出现的地理变异。

因论文实验需要，孙儒泳每个季节都要到野外工作1个月，工作内容是捕捉田鼠，同时调查田鼠数量，然后回校进行1个多月的实验。实验完成，再去野外，来回往返。

“我留给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师生的印象，大概是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去野外捕田鼠，话语不多的高个子中国留学生。”孙儒泳生前回忆说。他几乎整天与老鼠为伴，生怕困入笼中的田鼠晒死、饿昏、冻毙了。

喂老鼠、清洗鼠笼，孙儒泳都亲力亲为。他知道，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出差错可能会影响整个实验的精确性。小心翼翼做了两年，孙儒泳积累了上万个宝贵数据。

对于孙儒泳来说，留苏的最大收获，除了科研方法，还有就是明白了在学术上善于倾听反面意见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

有一次，针对孙儒泳实验报告中提出的结论，教研室展开了激烈争论，观点大相径庭。孙儒泳认为，人家提出反对意见之处，往往正是自己的薄弱环节，正是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根据各种意见，孙儒泳得到了启发，改进实验方法以增强实验结果的可信度，使原来不同意见双方达成统一。“从反面意见中产生新概念、新思想，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孙儒泳曾说。

论文答辩时，孙儒泳接受由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40余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考核，最终顺利通过。这是孙儒泳第一次写科学论文，而且是用俄语写作的。

完成学业后，孙儒泳归心似箭。学位证刚一发放，他便即刻整装踏上归国之路。

当时，中国兽类学老前辈寿振黄发出邀请，希望孙儒泳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但是，孙儒泳觉得应当知恩图报，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北师大生物系。

逆境中拼搏

回国后，孙儒泳整天都在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专长，做点具体的事情报效祖国。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国家急需立竿见影的工作，而继续搞哺乳动物生态生理学理论研究，似乎有些过于“阳春白雪”。

于是，孙儒泳主动找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自荐要从事流行病的自然疫源地研究，双方一拍即合。之后，他带领北师大一名助教和两名大四学生，参加了该所组织的“柴河林区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野外调查工作。孙儒泳担任鼠类调查组组长，干起了“老本行”。

1959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调查队驻扎在黑龙江的一个林区。队员们以杂粮为主食，不要说荤腥，连青菜都少见。就这样艰苦调查了半年，孙儒泳完成3篇论文，均刊发在《动物学报》上。同年，他被聘为该报的青年编委。

按计划，此次调查活动要延续至冬天，然而入秋后不久，科考队员就被急召回北京。

1961年，在学校安排下，孙儒泳正式登上大学讲台，讲授综合动物学教改试验课。几个月后，他发挥专长，改教动物生态学。“这是一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未曾开设过的新课程。”孙儒泳生前回忆说。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充满风险，因为根本没有现成教材，一切得从头做起。

在孙儒泳看来，尽管生态学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因此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国生态学教科书，必须联系中国实际。他决定，一边讲课，一边编写试用讲义，一届一届不断修订，再最终定稿。

孙儒泳没有想到的是，编写出版这本理想教材的愿望，用了足足20年才得以实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需要灭鼠除四害、防止鼠疫等。于是，孙儒泳再次主动联系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恳求参加灭鼠拔源工作。得到准许后，他随队远赴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生活异常艰苦，内心却很充实，孙儒泳常年离家，一干就是4年。

灭了4年老鼠，孙儒泳却开始怀疑灭鼠拔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搞这项工作不值得。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采用正面进攻、人工灭杀的方法，往往会使种群繁殖更多、恢复更快。

“科学的个性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孙儒泳曾说。作为生态学家，孙儒泳觉得自己肩上有推脱不了的责任。

“一只南飞的老雁”

1978年，中国科学迎来春天。孙儒泳受邀参加全国生物学教材会议，会上制定了《动物生态学》教材大纲，他负责编写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应用生态学和附录4个部分。改革开放后，孙儒泳先后赴澳大利亚、比利时、美国、英国交流访问，看到了我国生态学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孙儒泳的研究重心也从野外生态重新回到生理生态理论研究。“做研究工作，创新点还是在理论中，实际应用也必须有理论做基础。”孙儒泳曾说。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教师，教学和科研都要有所成就，千万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1987年，孙儒泳心中那本理想的教材终于问世了。90多万字的巨著《动物生态学原理》凝结着他20多年的心血和汗水。这本专著引发了国内外轰动，孙儒泳也随之名声大震。

1993年，孙儒泳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当选院士，最令我欣慰的是，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他曾在自述中写道，“我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

此后，孙儒泳继续指导研究生，在动物生理生态、动物种群生态、动物行为生态等领域培养人才，探索钻研。

生态学在20世纪末发展极为迅速，许多分支学科纷纷产生。孙儒泳不断吸收新知识，继续“动手术”修订《动物生态学原理》教材，并于2001年发行第3版。

从2002年起，孙儒泳把工作重心迁至华南师范大学，与两个学生一起进行海洋水产研究，每年夏天回到北师大工作。“一只南飞的老雁”，他这样比喻自己。

“搞了几十年的生态学，我总觉得自己离不开它了。”孙儒泳曾说。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孙儒泳在80岁之后不再带研究生，科研活动也少了很多。

从年少时的音乐梦到生物学家，孙儒泳说他“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优势只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