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带领变质岩研究小组在华北及东北地区进行变质作用研究，提出“变质岩石组合”“混合岩矿床”等假说；他曾从事蓝片岩带研究，提出的扬子北缘元石化的陆内板块俯冲为国际所关注。他是我国变质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为我国的地质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董申保。

辗转求学，以苦为乐

1917年，董申保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兄弟姐妹四人，上有一个兄长，下有两个妹妹。父亲董康为清朝末期进士，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及上海法科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董申保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上海实学专修学馆、上海东吴第二中学、上海华侨中学、上海大中中学和上海浦东中学。

1936年9月，19岁的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当时，北大地质系名师云集，如中国地质科学创始人丁文江、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德国著名地质学家P.米士等，因此在全校的院系中乃至全国都颇具影响力，竞争也最为激烈。董申保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对那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特别感兴趣。19岁的董申保，风华正茂，年轻气盛，觉得能考进北大地质系非常有“面子”。于是在激烈竞争下，董申保被录取了。董申保曾回忆说：“北大地质系在全国有名，同时也可满足我游山玩水的心愿。至于什么是地质，出去做什么工作，我是知之甚少。”虽然有“误打误撞”的原因，但亲身接触到地质工作后的董申保居然一门心思地爱上了地质这个学科。他明确知道，干地质是很苦的，要经常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勘察。但他明白，世界上没有不吃苦的事，搞研究就是以苦为乐。在北大，在知识的海洋里，董申保为自己的事业寻找到了一生的归属方向。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迅速侵占我国领土，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正读大二的董申保随校南迁，辗转到西南联合大学。据董申保回忆：由于当时迁移较晚，他们未能与迁移的大部队同行。晚走的老师同学，各自分散地离开北平。由于日本兵占了保定，他们只能从天津租界上车走津浦线，再从徐州转陇海线到达长沙。北平到天津的车站，日本兵盘查很严，看见知识分子和当兵的就抓起来。同年11月，董申保动身离开北平时，穿长衫戴礼帽，装扮成商人登上火车，路上战战兢兢混过检查。他到了天津租界打算坐船到青岛，再乘火车到济南，但听说济南沦陷，津浦线走不了，只好再坐船到上海。这下圈子兜大了，从上海坐船到香港，从香港转越南海防，在海防通过法国人设的边卡，最后乘坐滇越铁路的小火车抵达昆明。他沿途一路颠簸，绕了大半个中国。而先期到达长沙的同学，不少人后来是翻山越岭徒步走到昆明的。国破家亡，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从北到南一路逃难，他除了行李，什么书也没有带。

“我们这一辈求学的经历是后代人难以想象的。”董申保曾感慨地说。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联合形成的。由于建校仓促，并流离辗转、困难重重，系里的图书、设备奇缺。据董申保夫人回忆：“当时，联大由于一下子涌入师生过多，房屋供给严重不足，临时房屋都是竹子墙、草棚顶搭建的，后来新建的教室及宿舍也都是一些低矮的土墙泥地草顶（部分是铁皮顶）的平房。遇到下雨天气，则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以做家庭教师自筹生活费和学费的。董申保在北京的家已经深陷沦陷区，当时的时局是沦陷区被封锁，不能为他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支持。他在联大生活极其艰苦，也是以做家庭教师维持生活费和学费。他当时做家教时竟然连一件衬衫也没有，只有唯一一件制服可以穿，冬天就两套黄布制服，然后一个棉大衣。吃的米有一阵是云南粮仓供给的。那些米中，有相当多的沙子、稗子。”董申保曾回忆道：“有两位教授的一家老少都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师母们为了生计还要摆小地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此可爱，君子固穷，在最艰苦的环境下还要给学生们呕心沥血地讲课，即使生活再艰辛，也要为国家培养一流的人才。而学生们也是颠沛流离几千里来上课，课堂上没有教科书，没有实验仪器也认真科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没有半句抱怨。董申保和同学们不得不到云南别的学校借实验室、借教室。图书馆座位少，很多学生只能去街市的茶馆中看书。晚上，董申保还要在微弱的灯下研读，眼睛本来就不好，这下就更糟糕了。早晨，全校师生必须躲在山上，因为日军要轰炸。同学们整天提心吊胆，还要匆匆忙忙上课。在这样危险、艰苦的环境里，大家没有丝毫懈怠，都认真刻苦地进行野外地质工作。在这样严谨而质朴的学风之下，董申保更加坚定了从事地质事业的决心，并拓展了地质视野，奠定了通往地质理性认识的必由途径。

1940年，董申保从西南联大毕业，担任国家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勘测处技术员。1941年，他又返回西南联大，在王恒升和米士（P.Misch，德国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董申保的专业方向是区域变质。这一专业的确定是与米士先生分不开的。米士先生早年进行区域变质的授课，把他在阿尔卑斯山的工作和喜马拉雅山、滇西和云南大理苍山等变质地区的研究融在一起。后来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时，董申保曾说：“这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一批的青年人，决定了我的区域变质作用研究的方向。”

1943年，董申保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为《易门地质》。1944年7月，他获得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硕士学位。1944年，他留在西南联大地质系任研究助教。在云南，董申保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八年。

1946年，适逢有一次留法公费考试，董申保“无心插柳柳成荫”，获得了当时法国公派留学的机会。他先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后转入克莱蒙非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克莱蒙非朗大学地质系，董申保的导师是M.Roques教授，研究方向是法国中部高原的变质岩系。当时，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导师对他非常友好，董申保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星期天也不休息。室内测试，除了做偏光显微镜及费氏台鉴定测试，他还要做岩石成分的化学分析。董申保只用1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学位论文。有人说，这些工作如果法国人做大约要3年时间。这足见董申保工作的勤奋和效率。

1951年2月，董申保留学结束，回国效力。

严谨治学，勤奋耕耘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董申保带领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师生对山东、辽宁、吉林及河北等地的前寒武纪变质岩区作了1：20万地质调查。在这一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辽东半岛的变质岩系和变质矿床，提出了变质建造和混合岩化成矿的理论，对开展我国变质岩区的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变质岩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欧洲等地区的变质图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填补我国这一空白，董申保从1980年开始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有全国22个省区、26个单位2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中国变质地质图编制工作。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若干与国外不同的中国变质作用演化特点，于1985年完成了编图工作，出版了《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及其说明书》（1986，中、英文版）和《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1986）等专著。这些图件和论著对中国的变质作用类型、变质相及变质相系、变质旋回及变质地质单元等进行了合理划分，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中国大陆形成与演化的历史。由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组成的评审组认为，该成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变质岩研究工作的一次深入总结，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国际变质带编图分会主席H.J.兹瓦特（Zwart）教授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图优于国际上同类图件的水平，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变质作用的研究。

对各种变质地区和变质作用类型的综合研究，使董申保对变质作用的基本理论有了深刻认识。他强调变质作用是与地壳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种地质作用，研究变质作用要着眼于其全过程。这包括：一、变质作用的起始状态——指原岩建造特征及形成时的大地构造位置；二、变质作用的进行状态——指变质相和相系特征；三、变质作用的后继状态——指混合岩化作用及地壳深熔型花岗岩浆作用特征等。

关于花岗质岩石的分类与演化，董申保认为，从变质作用到地壳深熔型花岗质岩浆作用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在地壳深熔的初期，可形成混合花岗岩，晚期出现岩浆花岗岩，在某些地区可以形成花岗岩系列。此外，岩浆型花岗岩也可以由地幔热流和混熔形成。相对于碰撞而言，伸展构造也在花岗岩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完成变质编图工作后，董申保又开始了对蓝闪石片岩等高压变质岩石的研究。他提出，过去认为代表高压相系的蓝闪石片岩可分成蓝闪石-硬柱石片岩相和蓝闪石-绿片岩相两种，两者形成不同的变质相系。中国的蓝片岩带大部分属于蓝闪绿片岩相型，它们形成于硅铝壳环境之上，与陆内A型俯冲有关。这一论点与蓝闪石变质作用仅与大洋板块俯冲有关的传统认识不同，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讨论。

董申保着重于野外地质观察和实验，并与物理化学理论相结合，强调它们之间的动态变化，认为没有大自然实验室的地质观察，就不可能用物理化学理论来解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应以地质观察为主，否则将一事无成。

董申保治学十分严谨。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坚持长期野外实地考察。仅在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期间（1980—1985），他就踏遍了中国大部分省区，并观察研究了数以千计的岩石薄片。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把自己的最新认识和理论知识传授给基层同志，经常把自己未发表的手稿毫不保留地提供给他们，引导他们总结科研成果。

作为一名教师，董申保非常重视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尤为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刚到长春时，学院百业待兴，师资短缺尤为明显，董申保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培训青年教师的任务。他为青年教师讲授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引导他们关注前沿学科的发展。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董申保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变质作用研究的优秀人才。调到北大之后，他仍坚持不懈地培养研究生，承担教学工作。为了年轻一代的成长，他呕心沥血，勤勉耕耘。他的严谨与创新昭示着一个学者的思想，他的勤奋与正直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范。

无私奉献，热心公益

长期的野外工作使得董申保看到中国农村劳苦民众的苦难，这让他铭记于心。他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不仅体现在对待自己学术成果的态度上，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学术上，董申保科研班子里的同事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可以说篇篇都有他的论点或得到他的帮助，但篇篇都没有他的名字。人们写上得到董申保教授的指导，有的也被他勾掉了。他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得失。

在生活上，董申保经常帮助同事甚至是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苦难时期，他经常把自己的粮票分给别人，甚至不问名字就把自己的钱借给陌生人，只因对方说亲人生病了，没钱医治。

另外，董申保和他夫人还资助了几名失学儿童。

董申保曾说：“‘科教兴国’是我们的国策，教育和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人们都知道，不需要多说，关键是要把它落实。资助孩子上学，只是想为希望工程尽一份力。看孩子们寄来的照片和书信，知道他们在成长，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说实话，自己付出的只是一点点，而孩子们却给了我很多快乐。”

董申保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奉献体现在他一生的每时每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后辈去传承。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