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他在国内创立了动物和人的心肌细胞培养方法，并用于中药研究；20世纪90年代，他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与技术规范；2000年以来，他首创中药与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管移植治疗冠心病的新方法。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药药理学专家李连达。

出身西医，改学中医

李连达出生在一个医学大家庭，祖父和父母亲都是医生，兄弟姐妹九人中有七人是学医的。1956年，李连达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学西医的他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工作。之后，他参加西学中班学习中医，又拜赵心波老中医为师，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亲身的临床实践使李连达对中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中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良好的治疗效果，更有完整的理论和独具特点的学术体系，不仅擅长治疗慢性病，还对疑难重症、感染性疾患等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有一次，李连达随赵老中医会诊，见到一个患腺病毒肺炎合并金葡败血症、高烧持续4周的两岁小孩。当时，孩子父母几乎请遍了专家会诊，用了各种中西药，但孩子病情依然没有好转。赵老中医采用温病的甘寒清热方法对其进行治疗，孩子服药两天后体温开始下降，一周后病愈出院。另一次，一个被拖拉机撞成严重脑挫裂伤患者全身瘫痪，神志不清，经半年多治疗，仍无好转。请赵老中医治疗两个月后，患者逐渐恢复。这两件事对李连达触动极大。于是，他下定决心，努力学好中医，为中医事业作贡献。

1958年，国内麻疹流行，很多是合并腺病毒肺炎，病情凶险，病死率很高。但只要能控制住这些，麻疹肺炎就有可能被治好。当时，中药最大的困难就是口服汤药难于速效。如果能把中药做成速效、强效的注射剂，病人来了一针打进去就能争取到进一步治疗的时间，把命保住。李连达当时就有搞中医药实验研究的愿望，把中药做成注射剂急救病人。但是，当时领导及老中医认为搞实验是不务正业。

于是，李连达便利用节假日和晚上的时间做实验，没有经费就自掏腰包。但是没多久，他就被命令停止实验。李连达第一次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中药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在此后的临床工作中，李连达更多地体会到中医药要发展，不能只停留在以前的水平，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只会阻碍中医药的发展。因此，李连达始终怀揣着中医科研的梦想，进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但限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他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终于在1974年，李连达的中医科研之路迎来了转折。他得到了新任院领导严荣院长和齐雷书记的支持。当了17年儿科医生，已是医疗、科研、教学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的李连达，在外人看来，这是在胡闹，放弃从事十几年的中医临床工作，从零开始，去搞中药，损失非常大。但是，李连达下决心一定要研究中药，解决治病救人的难题。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李连达将一间9平方米的卫生间改成实验室，在抽水马桶与洗澡盆上面放了两块木板，便成了实验台。在这里，他终于开始了中药的基础研究。虽然质疑声很多，但李连达坚定地认为，中药现代化是当时中医药发展最需要开拓的工作。他就在这间实验室，在木板搭成的实验台上完成了第一个实验——“冠心Ⅱ号对大鼠应激性心肌小血管内血小板聚集的影响”。当时，李连达还得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无私援助——借用电子显微镜。按当时规定，用1个小时要收30块钱。然而这个实验要用几百个小时，李连达根本支付不起这笔钱，便跟研究所说明情况，获得了免费使用权。第一个实验完成后，李连达发表了论文，得到了中医界一些领导和中医大夫的支持和认可。

过去，人们只知道中药能治病，却说不出它为什么能治病。李连达用大量实验说明了中药的作用原理，为中医药现代化起到带头示范作用。

李连达生前回忆当年买实验动物的情景时，曾说：“买大鼠、兔子，我就骑着自行车，在后驮架上挂两个铁篮子装着运回来。买狗，我就栓根绳，把它绑在自行车上，狗在车后跑，街上小孩也在后面跟着跑。”科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研究工作取得一些成果时，人们看到的是撒满鲜花的阳光大道，是胜利的喜悦，是红花与奖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每一项成果、每一张奖状，凝结了多少心血与汗水，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1981年年底，李连达在实验室搬动几百斤重的水泥解剖台时，腰部严重损伤，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损伤，剧痛难忍。本应立即住院治疗，但由于全国首届中西医结合大会召开在即，李连达承担了大会专题报道及分题总结的任务，便强忍剧痛，带病工作，坐着轮椅参加会议，每日靠着杜冷丁止痛，坚持开完会议。大会结束时，由于延误治疗，没有合理休息，李连达病情恶化，被立即送进医院，卧床一年多才康复。

创新中药实验方法，领衔制定评价标准

20世纪70年代，中医药科研刚刚起步，研究方法有限。当时，李连达的想法是：既要注意中医药特点，又要吸收国内外先进方法，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1978年，李连达在国内首次创立了心肌细胞培养方法。他培养成功了乳鼠心肌细胞，并且该细胞在培养瓶中连续搏动106天，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随后，李连达又培养成功人胚心肌细胞，建立了生理、生化、形态等各种观测指标。在此基础上，他首次将培养的心肌细胞用于中医药研究，进而又建立了缺血样损伤、免疫性损伤、中毒性损伤及心力衰竭等各种细胞病理模型，观察了中药复方、单味药及单体对上述病理模型的治疗作用，克服了一系列理论与技术困难，使中药研究进入细胞及分子水平，体现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李连达先后完成十几项研究课题，举办了3届全国学习班，使先进技术迅速普及全国。

1987年，我国颁布了新药审批办法。当时没有药理学标准，研究新药十分困难，新药审评工作难于标准化、规范化。于是，卫生部委托李连达负责这项工作。李连达克服重重困难，起草了40多种疾病的药效学标准。这个标准使中药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大大推进了整个中药新药的研究及审批。

1992年，该标准由卫生部印发全国，成为我国第一个官方批准、学术界公认的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随后，李连达在全国多个城市作专题报告，进行推广工作。

胸怀坦荡，仗义执言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医事业，是李连达一生的信念。

李连达在从事繁忙的医疗和科研工作的同时，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和中医事业的发展。他在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时，积极向国家领导反映中医事业及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我要把毕生奉献给中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连达曾说。他一生刚正不阿，敢于讲真话。

2000年以后，医患纠纷严重。由于当时的舆论导向和舆论压力，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医务人员主持公道。

李连达曾在政协会议上代表医药卫生工作者，提出医患矛盾激化的责任不在医生，主要是一些社会矛盾和医疗体制机制的缺欠不能及时解决，导致群众把怨气转向医生，并强调绝大多数医务人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希望中央能够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恢复白衣战士的社会声誉，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某些社会矛盾，改善卫生工作的体制与机制，确保人民健康。

随着中药使用范围的扩大等原因，不良反应日益增多，引起广泛重视。国外刮起一股禁用中药风，国内也有人全面反对中医中药，特别是中药注射剂出现一些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后，又一次掀起全面禁用中药的狂潮。当时有些群众不明真相，甚至失去了对中医中药的信任，这对中医事业的发展是一次致命性打击。

在此严重情况下，李连达据理力争，指出中药注射剂在抢救危重患者时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提出“要实事求是对待中药，特别是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加强研究工作，提升药品质量，提高安全性及有效性，确保广大病人的用药安全”，并得到卫生部领导的大力支持。李连达为挽救中药注射剂，保障广大群众健康与用药安全和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连达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中医药事业。面对自己作出的卓越贡献，李连达自认为是“小大夫作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与师兄弟、师姐妹及其他专家学者相比，差距甚远”。他总是强调学海无涯，自己的知识有限，应该活到老、学到老。

中医中药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疾病斗争的宝贵经验的结晶，是民族繁衍昌盛的保证。过去的传统医学是古代科学的一部分，属于经验医学，而当代的传统医学则是从古代科学向现代科学发展，从经验医学向精准医学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应该与时俱进，持续发展。

李连达认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医学）要不断发展、创新，应该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医中药的现代化、标准化、科学化；我国医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长期共存，团结合作，优势互补，共同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为全人类的健康服务。因此，他不同意“西医消灭中医”和“中医吃掉西医”的提法，不同意中西医相互对立，互相排斥，互比高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他还认为，在学术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看法，有争论，体现百花齐放，但是不应把学术之争变成人身攻击、派系之争，甚至帮派之争；不应无限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不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科学问题，用行政措施干涉学术发展。

李连达曾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医事业的热情是无限的，是永生的。”他积极、乐观、勇敢地面对现实，信守诺言，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事业。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