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生

那天，和同事在马寺街一家山西人开的“肉丝饸饹”吃了一次饭。那饸饹颇具现代特色，一是有肉，二是面是白面，且油水大。尽管如此，还是唤起了我对饸饹的记忆。

“60后”的我，从记事起，就生活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家乡在豫西北黄河北岸，南临黄河北靠山，东西两端是沙滩。山是穷山，光秃秃的只有些许荆、蒿和野草。蚯蚓一样的带状地块，遇上好年景，一亩地也就收三四百斤粮食。沙滩地不保墒，三年就有两年旱，一年不旱被水淹。那时是“大集体”，加上要求“以粮为纲”，不能随意种经济作物，红薯因产量高，便在农作物中占主导地位。用“离了红薯不能活”来形容当时的生活一点也不为过。上学红薯、放学红薯；上工红薯、收工红薯……尽管可以填饱肚子，但一天三顿吃，令人索然无味，于是就有了深加工，家家都有了饸饹床。饸饹当时叫饸饹条，成了庄户人家的主食。

饸饹的制作也要经过多道工序。先要把光洁、块大的红薯擦成薄片，摆在场院或草坡上风干。每当秋后，人们忙碌的身影和满地白花花红薯片的景象就成了一道景观。把风干打着卷的红薯片收到家里，伴着阵阵有节奏的石臼声，母亲披星戴月，把它们弄成能进入石磨眼的粒状。牲口蒙着眼睛，沿着磨道漫长地徒步。母亲直到把一箩一箩的红薯面装进面袋里，被染白的眉眼里才显出笑容。烧地火能很快蒸熟红薯面馍，把馍放进饸饹床里，使劲压那根木杠，一丝丝、一缕缕暗红色的饸饹面便冒着热气盘在秫秸板上。在那少油缺味的日子里，饸饹的吃法也简单，凉拌靠蒜汁，热炒靠辣子。以辣制胜使人胃口大开，吃得人大汗淋漓。大人们公认，饸饹远比红薯顶事儿，吃得饱、耐时候，让人扛得起大包、挑得起重担、拉得动平车。许是胃口不争气，我时常反胃，特别难受。后来，母亲为了调动我们的胃口，就变着花样，做晚饭时总是把萝卜礤架在锅沿，把和好的面团经礤孔漏进煮着玉米糁和萝卜条的滚锅里。家乡把这种半糊状的咸饭叫生面饸饹。我那胃口只接受了有限的几次就没了兴趣。很多次，我偷偷把饭端到杨姓邻居家的磨道里和同伴换饭吃。他比我大两岁，跟随他妈妈从山东来村里落户。他说这生面饸饹在他们老家想都不敢想，他们那儿常遭灾。我把他的玉米面咸糊涂、蒸菜什么的吃得津津有味。我俩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为了提高红薯产量，生产队那年盛行“红薯下蛋”，把犁耙平整的土地打成一道道岗，把一个个小红薯埋种在岗上。秋收时，那一棵棵秧根果然粗壮，结的红薯把岗子上的土顶成一个个大包并裂出一道道口子。红薯结得块头大，在地里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当时流行一句俗语：“红薯下蛋，亩产过万。” 但那红薯显然已不是原来的红薯，做出来的饸饹更加逊色，让人难以下咽。没过几年，“红薯下蛋”的种植方式就在乡村烟消云散了。

尽管肚饥，但我对饸饹的厌恶与日俱增，感觉那东西可能没什么营养，使得本该正常发育的我不能茁壮成长。那时，假期里，我已经能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了，只是身材瘦小、单薄。有一次，有个外地来的牲口贩子买队里的牲口，挨个儿给大伙散香烟，唯独把刚学会吸烟的我给忽略了，使得我长时间不能释怀。后来，我把对那个牲口贩子的强烈不满转嫁到万恶的饸饹上。

有一次，我和两个伙伴跑到十多里外的“国营硫磺矿”的澡堂里洗澡，出来时遇到一个本村在矿上当工人的老乡。他到大伙房买来几个白馍给我们一人一个。那白馍个大、瓷实，吃起来筋道味香，直往地上掉馍花儿。我们双手捧着，一路吃，一路欢歌。伙伴说，当工人天天吃的就是这种大白馍，配的菜里还有大肉片儿。我们共同发誓，将来一定当工人。当时的确不是志向远大，只为能和饸饹“一刀两断”。

提起饸饹，唯有老母亲与之难以割舍，一往情深。每当我微笑摇头的时候，母亲就说：“这娃从小就不待见饸饹，可你没想想，当年要不是靠这东西，我咋把你们姊妹几个拉扯大的？唯有这东西吃不伤人，人有力气也结实，不像现在的大鱼大肉吃得人这高那高一身病。”细品母亲对饸饹面的评价，再结合我到城里一路走来的体会，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尽管和饸饹面“绝交”多年，但每当吃到母亲种的红薯和做的饸饹面，我还是感到味道纯正，有回到老家的感觉。

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饸饹几乎销声匿迹。在今年的小满集会上，看到人们把一个老太太卖的红薯饸饹抢购一空，我寻思着有人可能是怀旧，但大部分人是为了让家人换换口味，图个新鲜。

饸饹面本是俗物，但在乡村最艰难的岁月里，默默无声，忍辱负重，像伟大母爱一样养育着我们的生命。

想起饸饹，不知怎的，我竟觉得颇有点恋母情结，当年自己对饸饹的厌恶其实也是一种罪过，像当今不少子女对母亲的默默付出视而不见，对母亲的絮叨感到厌烦。我们这代人，当年受不了故乡的贫穷和逼仄，总想逃离和远走高飞，如今却对故乡更加眷恋，且深入骨髓。

这样想来，我确实有点愧对饸饹。好在，我再也不会反胃，还能不时地品尝到纯正的红薯面饸饹，多少有些幸运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