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生命之微，窥造化之奇。”这是王鸿祯的自勉。王鸿祯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地层古生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之一。

遇恩师，小苗得护持

1916年11月，王鸿祯出生在山东卞庄一个聚族而居的书香世家，儿时在家族开办的学校里读书。王鸿祯在这样的学校虽然很难学到现代知识，但却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不富强”的教育，使他在儿童时期心里就萌发了国家为重、事业为先、仁义诚信的种子。

童年时期，王鸿祯非常喜欢美术。后来，他曾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写道：“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绘画。小学六年级学地理课时，我喜欢绘制彩色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在进大学前，我还曾短期就读于美术学校。这个爱好对我后来绘制地质古生物图件和野外地质素描颇有用处。”

显然，童年时期对美术纯粹的热爱和学习，带给王鸿祯的主要是宝贵的自由与快乐，是发散性思维的张扬与释放。

1929年，13岁的王鸿祯考入山东省第五中学。在这里，王鸿祯遇到了对他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人。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新任校长徐眉生在学校实行教育革新，倡导师生关注社会进步，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因此，学校成立了各种社团。喜欢绘画的王鸿祯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小画社，经常开展活动。同时，读书会、小剧团都有他的身影。王鸿祯成了全校的小明星。然而，这也助长了他的傲气。比如，他对音乐老师出言不逊，用种种淘气的行为对抗语文老师刻板的教学方式。老师们忍无可忍，把“官司”打到了校长那里。

徐眉生认为，对有才华的学生也必须有所规诫，但要教育得法。他答应语文老师不让王鸿祯上课，但让王鸿祯到图书馆自学，期末以自学笔记作为语文学习成绩。这样的处理让喜欢读书的王鸿祯如鱼得水。两年多的时间中，他在图书馆广泛涉猎了文史、自然科学书籍，大大提高了自学能力。

进北大，找到成才路

1933年，王鸿祯随哥哥来到北平，在一所私立学校继续读高中。该校师资水平很高，管理灵活，学生可以自由安排的时间很多。这使王鸿祯得以在这座文化古都中阅读大量书刊。他从《独立评论》上读到过著名学者丁文江和胡适的文章，又在报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在西北科学考察中的重大发现。他还去听过鲁迅等文化名人的演讲。

1935年，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报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三所名校，均被录取。最后，他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吸引力的北京大学地质系。

王鸿祯曾说：“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前后四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了一个大师云集的学术界。”此时，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都还在；李四光有时也来带学生实习；蔡元培校长刚刚离开，但他的治校思想、学术理念，已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北大风格。

如果说这些大师对于一个年轻学子的影响更多的是耳濡目染的性情熏陶，是为学之道的示范，那么为王鸿祯日后在地质科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的，则是一位在北大教书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位研究古生物、地层学的犹太籍教授离开了美国。若干年后，美国地质学界发现：他的离去，使美国的地层学研究推迟了20年！

王鸿祯是葛利普在北大教的最后一班学生。葛利普学识渊博，讲课方式生动有趣。他的课对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他注重从历史演变和全球视野对地质现象进行分析。这也成为王鸿祯后来从事地学研究的方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王鸿祯参加了“湘黔滇步行团”。在1600多公里的行程中，他在原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袁复礼教授的指导下，沿途学习地质考察的方法。

西南联大设备仪器奇缺，但购置了不少图书资料。王鸿祯阅读了大量地质构造和古生物方面的专著。虽然这些书比较枯燥，但他把书中的材料和地理位置对照起来读，探索其中的规律，也能找到一些乐趣。他把心得写成书评，连续发表在当时的权威刊物《地质评论》上。北大教授孙云铸是中国古生物学奠基人之一。在他的指导下，一种用科学的方法学习、研究和使用文献资料的能力已在王鸿祯身上逐渐形成。

正如西方哲学家培根所说：“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王鸿祯从葛利普和孙云铸教授那里学到的，正是“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的运用它的方法。这些方法的掌握，使他开始从事地层和四射珊瑚研究。不久，他就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连连发表论文。20多岁时，王鸿祯就开始在中国地学界崭露头角。

1939年，王鸿祯毕业，并留校任教。由于教学需要，他经常在寒风袭骨、尘土扑面的铁皮房内，鉴定从各地采集的大量化石，整理成套的古生物标本。这些工作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学术功底。与此同时，他还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旁听了许多精彩的文史课，开阔了视野。

剑桥独辟蹊径，美国遍访名校

1945年，王鸿祯考取了英国的公费留学，赴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创造了一个令人惊羡的记录：仅用了1年半时间就完成了一篇后来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丛刊》上的博士论文。这家刊物代表了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

王鸿祯认为，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许多准备工作在国内都做了，包括大量文献的精读和一些研究方法的掌握；二是论文涵盖了多学科的内容；三是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

剑桥大学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当时，剑桥大学有一批学者，包括几位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常常聚在一起搞跨学科交流。在他们的影响下，王鸿祯利用已有的全球地质构造轮廓知识，在论文中涉及了时空分布等古生物学以外的学科内容。受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员H.D.Tomas的启发，王鸿祯用研究现代生物的方法研究古生物。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国、法国和苏联的国际三大古生物专著都介绍了王鸿祯的这篇论文，但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直到30多年后，扫描电镜技术应用于古生物研究，才证实了当时王鸿祯的观点是正确的。

出国前，王鸿祯曾专程赴重庆拜访了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黄汲清先生，请他们指导赴英研究方向。李四光要他“当如黄汲清之博”，而黄先生在嘉许他对古生物的研究之外，嘱咐他还要注意构造理论。这对王鸿祯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王鸿祯牢记李四光、黄汲清等前辈的叮嘱，不仅认真研读当时在国际地质界占主导地位的名家著作，还研读了当时被忽视的“大陆漂移说”所引发的“固定论”与“活动论”之争。李四光的名著《中国地质学》和黄汲清的传世之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都在这一时期给予了他新的启迪。之后，王鸿祯考察了法国西北海岸的地质，参观了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拓宽了学术思路。

王鸿祯在英国期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展中国的地质教育。他访问了英国几所大学的地质系，了解他们的教学方法。1947年夏，王鸿祯获得北京大学资助，转道赴美国访问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密西根、堪萨斯和斯坦福等大学的地质系，见到了不少名家。若干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947年的美国之行，我开始认识到地质学科的多样性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对我日后一直主张科研要有开阔的领域和思路有重要影响。”一个缩小中国高等地质科学教育与世界名校差距的憧憬，在他心中日渐清晰。

通古今之变，窥造化之奇

1947年年底，31岁的王鸿祯回到祖国，在北大当副教授。后来，他于1950年晋升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兼秘书长，又于1952年成为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兼副院长。

王鸿祯参加了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编制的我国第一部洲际地质图《亚洲地质图》，为中国和世界地质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85年，王鸿祯院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按领域划分，王鸿祯是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古地理学家、大地构造学家。他在这些领域中吸纳了中外地质学界优秀的学术理论，又在研究实践中丰富发展，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使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成为全球性战略问题。而要搞清油、气、矿产资源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古生物。因为古生物化石的存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那个地区的古环境，据此便可进一步分析是否有形成某种能源或矿产资源的可能。王鸿祯用新的研究思路和观察方法，弄清了古生物四射珊瑚的细微结构，并以此建立了新的分类体系，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开拓性成果。

地层研究是地质科学的重要领域。它在实际应用中与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探等相关。一些重大的地理、气候变化影响久远，因此不能光看眼前，要往前追溯，才能找出深层规律。

王鸿祯曾经对有关地层学根本问题的一种学说——全球标准剖面点(CSSP)的程序和方法持保留意见，并从物质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这个方法的缺陷。后来，他改进了全球地层表，提出了地层工作标准等。

普通人很难想象，搞地质研究的人，还要研究天上的星星。因为，这些天体运行的周期会对地球表层，例如海平面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王鸿祯负责组织这项世界前沿性研究，开辟了层序地层学的新领域。

另外，王鸿祯还主编了《中国古地理图集》。它聚集了古生物、地层、古地理、地质构造等多个学科，是王鸿祯广博的学识经过多年沉淀后的一次集大成的展示，是他的“全球构造活动论和地球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地球史观在古地理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因而，他也开启了活动论的古地理研究方向。

《中国古地理图集》跨越20亿年，反映了多种能源和矿产生成与分布的整体轮廓，是国家制定能源开发长远规划的参考。当年，这套图集还没出版，负责全国石油规划的学者就迫不及待地把底图拿去作参考。由此可见，它对现实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