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生

记忆中，初次吃大席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尚未成年，只能在春节期间跟着大人，翻山越岭去参加亲戚家的婚宴。像大人一样，我在八仙桌旁占个座位。一张桌，八个人，其中必须有一个年长老成的“陪客”。尽管我盯着桌上的几个凉菜，肚子里咕咕叫，但是也不敢轻易动筷子，因为大人在来的路上已经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吃席一定要稳重，注意礼节，别太失礼，“陪客”让吃才能吃，并且吃的时候不能动静大……于是，我只好耐着性子，一边听大人们交谈，一边学着大人们的动作，吃几口菜，把筷子的一端搭在菜盘子的边上，稍作停顿。由于庄户人家的日子都不富裕，席面很薄，其他菜品我已经记不清了，唯有那道“绿豆芽凉拌粉条”逢席必有！那种酸酸的、凉凉的、吃在口里爽爽的，下咽时滑溜的感觉，至今令人难忘。我感觉自个儿吃上一大盘子也是三下五除二的事儿。但是，我已经到了爱“面子”的年龄，不敢露出原形，只是心中嘀咕，干吗要用“陪客”，让人吃大席的时候根本放不开，很拘束，不过瘾。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到了可以当“贺客”的年龄。尽管家里很穷，但是总要想方设法凑出那块儿八角的份子钱，打着给乡邻贺喜的旗号，奔的却是那顿饱餐。好在心想事成，并不需要“陪客”，只要坐满一个桌子人，就会有人热情地招呼上菜，一再嘱咐大伙吃好喝足。办喜事的主家要的是人缘和人气，我们心里却有自己的小九九，一定要把投入的“血本”吃回来！因此，每遇大席，我便如狼似虎，结果翻江倒海，甚至不省人事。这不足为奇。尽管为此没少挨训：东西是人家的，命是自个儿的！痛苦的时候，认为大人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决定过后必改，可这种想法转眼即逝。再遇吃大席的场合，不惧天黑路遥，依然热血沸腾、兴高采烈，而且乐此不疲。

最难忘的一次，是本村的一个姑娘出嫁到黄河南岸一个叫荒坡的小村庄。我们一伙年轻人有幸被请去给人家抬嫁妆。七八个人抬着那搭着红被单的桌子、柜子，精神抖擞地随着送亲的队伍乘渡船过黄河，望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水，听着喜庆的阵阵唢呐声，很快就到了对岸。尽管只有一河之隔，那边属于洛阳新安县管辖，风俗可能不同。对方来迎亲的人，没有安排接嫁妆的人员，也没有像我们北岸办喜事的人家把抬嫁妆的当成“有功之臣”而发给每人一包香烟什么的。我们的领队一脸不悦，毫不客气地挡回了对方敬来的那支烟（他烟瘾最大）。我们都赌气称：不吸！对方很纳闷，一直赔笑脸。我们把嫁妆抬到院子里，怄气不解绳子。后来，亲家双方共同出面，对我们好一番安抚，希望多多见谅！我们勉强落了座。席间，领队暗示我们今天采取“扫荡”行动，以此惩罚他们的抠门！那是一种“水席”，菜品全、盘子大、带汤水的多。领队比我们年长两岁，在我们的心中很有威望。加上他的指令正中下怀，于是，我们一个个怀着复仇的心理，放开肚皮，猛吃海喝。凉的、热的、素的、荤的，统统盘盘光、碗碗净。帮忙端盘子上菜的人感到很惊奇，进进出出、一路小跑、一声声吆喝：来了！来了！后来，见到我们的邻桌不少的菜品基本没动几口就又端下去了（桌子上放不下），我们还一个劲儿地吆喝上菜！我们甚至用分配包干的方式把那些汤水尽数灌进肚子里，直到席终人散。我们离开的时候，听到院子里几个帮忙的人在我们身后窃窃私语：老天爷，河北这一帮货，吃得真恶啊！回来的路上，我们把这当成了笑料，一个个扛着扁担，挑着绳子，晃晃悠悠像打了个大胜仗。

时光如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早就已经丰衣足食了。平日在家里，很容易就能吃到大席上的菜品和丰盛的佳肴。加上身体的“横向发展”，我对吃大席的那种渴盼和向往早已荡然无存。

如今，改革开放40年。人们的幸福日子已经超出想象，吃喝的观念已经上升到营养搭配、健康养生的高度。遇到不得不参加的吃大席任务，我再也没有了先前那种征服的激情和实力了，而且看到诸多把整盘子的大鱼大肉打包或撤回的场面，心中有一种别样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