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勤

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在最短的白昼里，却留下了我最长的记忆。

1979年，冬至前夕的一个早晨。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喊醒，催我上学。我感到头晕恶心，软绵绵地躺着不愿起床，呜呜咽咽哭个不停。我不知道闹了多久，只记得姐姐说：“不就是想用我的红围巾吗？你拿走吧！”于是，我就围着姐姐的红围巾走向了学校。下早读课后，有同学告诉我：“你妈躺在操场边，围了好多人。”我跑到现场，发现母亲已经清醒了，坐在地上歇息。原来，为了防寒，母亲把家里的大隔扇窗户糊严实了，忘了留点空隙，结果，发生了煤气中毒。我一大早感到头晕恶心，想必就是中毒的症状。我上学后，母亲和姐姐又躺了一会儿才起床。姐姐起床后，东倒西歪走不成路。母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赶紧跑去医疗点找医生。到了操场附近，她迷迷糊糊就摔倒了。事后，母亲说幸亏我上学早，要是星期天，一觉睡到大天亮，我们娘仨可就难逃一劫。

小时候，我家老房子的东里间，依着后墙放着一张床，紧挨着窗户盘着一个大煤火台。冬天，我们就在屋里做饭取暖。老房子有木质楼板，房间的封闭效果还是很好的。那时候，烧的是散煤，母亲每每回想起来，总是心有余悸。那个供全家10多口人吃饭取暖的大煤火台，在1982年春完成了使命。因为这间房子的楼板上被裱了一层白纸，贴上了大红的剪纸，成了三哥的婚房。我们一家在阳台西边垒个煤火台，做厨房。冬天取暖，主要还得靠那个已经崩了一条缝的、母亲嫁妆之一的铁火盆。放学回到家，阳台上已经拢起来一盆火，我们一个院子里的3家人，都爱围坐在火盆旁边吃饭边聊天。晚上，架上几根耐烧的榆木之类的干柴，烧上一盆炭火，端到堂屋里取暖。大人们围着火炉闲聊，孩子们围着火炉烧红薯或者烤馍片吃。等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有了蜂窝炉。冬天，可以把蜂窝炉搬到堂屋里做饭取暖。1992年1月，我结婚的时候，刚刚流行铁煤炉，我的嫁妆里就有一个像桶一样可以提来提去的铁煤炉。之后五六年，冬天取暖做饭就靠这个铁煤炉。

或许童年有过一次煤气中毒的经历吧，我对煤气特别敏感，哪怕挨冻也不让煤炉在屋里过夜。尽管千小心万防备，但是后来仍然又中了两次煤毒，且都是在冬至这天。“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所以，每到冬至中午，我都忙着煮萝卜、盘大肉饺子馅儿、包饺子、煮饺子……可能在屋子里待久了，又晕倒了，还大哭不已。好在是大白天，等家人把医生叫来，我已有几分清醒，在外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没事了。

2009年腊月二十五，三嫂做炉馍。母亲喜欢那盆红红的炭火，就让三哥把火盆端到她住的小屋里取暖。三哥是个很细心谨慎的人，晚上11点睡觉之前，还跑到母亲的房间里看看，刨刨盆里没有一点火星了，才把窗户关好。灾难总是让人猝不及防，第二天早上，母亲还是中了煤毒，不省人事。被救护车拉到医院抢救了一天，母亲清醒了，能下地走路了，还欢欢喜喜地过春节迎元宵节。本以为母亲又躲过了一劫，没想到煤气中毒的后遗症那么大。正月十七早上，母亲彻底痴呆了，在医院的氧舱里待了20天，也没有一点好转。母亲身体素质挺好的，80多岁了，还常和我们爬老鸦寨，上万羊山。本以为她能够健健康康地多陪我们几年，没想到因为一盆炭火而病倒，9个月后永远离开了我们。

星移斗转，四季轮回。改革开放40年来，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冬天的煤炉早被暖气和各种各样的电暖器具所取代。即使在农村，大多数家庭也有冷暖空调，室外滴水成冰，室内暖意融融。

又到冬至，寒冬不寒。过完冬至，一天长似一天，春暖花开的好日子也会悠远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