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中国技术经济第一人”。他说，能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当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很幸运。他就是李京文。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李京文的办公室陈设十分简朴。李京文始终未配备秘书。平时，他的大小事务全是由自己指导的博士生们处理。李京文说，这样可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与他相处，了解他的工作，学习他如何待人接物，因为“身教重于言传”。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被选派到苏联的留学生之一，李京文回国后曾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重要单位工作，官至司局级。但他始终心心念念的还是当学者。在他的主动申请下，改革开放后，李京文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任首任所长。1998年，李京文卸任后，多所高校邀他加盟，其中不乏待遇优厚者。但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牌子”不算响、条件很一般的北工大经管学院。当时，全院教师中仅有一位博士，但李京文觉得，“只要肯干，在那里能做些事的”。

投身中国的技术经济研究几十年，李京文坦言，自己的学术之路并不顺，“把事做好”是他一路上的启明灯。他说：“书、文章和学生，就是我全部的财富。”

光荣的“学二代”

李京文说，他以自己是“学二代”为荣。

李京文的父亲李耿，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因勤奋好学，一步步成为小学老师、中学校长、大学副教授。母亲曾仁杰八九岁就到父亲家当童养媳，目不识丁，通过努力学习，摘掉了文盲帽子，后成为一个千人大厂的党委书记。李京文有7个兄弟姐妹，他们全部大学毕业，分别成为作家、工程师、教授、研究员等。大姐李绍清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她说：“爸妈的熟人总爱夸我们几个有出息。”

1933年，李京文出生在广西陆川县，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京文，原名京孙。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祖母是北京人。没想到，他后来竟真的定居北京了。

据大姐绍清回忆，李京文幼年瘦弱，却很聪慧。祖父的烟筒、衣服、鞋子要是找不到了，喊京文帮忙，准能很快找到。祖父常夸这孙儿将来定有出息。李京文患有先天性远视和散光。受当年验光技术所限，配不了眼镜，所以上学后，他晚上不能看书，只能白天用功。但靠着天资聪颖、学习方法得当，他的成绩一直不错。

李京文从小文静内敛、不骄不躁，但很早就表现出敢想敢做的秉性。1940年，父亲李耿到南宁一所高中教书，李京文随之前往南宁，在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两年后，他嫌这所小学不好，与邻居家的孩子一起悄悄想方设法转到了另一所有名的小学。父母事后才得知，颇为意外。

抗战时期，父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党员们常到家里开会，李京文对此印象深刻。父亲曾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9年病倒狱中。父亲生病后，李京文便每天主动到监狱里给父亲送饭。他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坚持自学。李京文称这是长子应尽之责，还调侃说：“这让我后来在家里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国民党败退以后，父亲重获自由，后到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李京文也有了更好的求学环境。1951年，李京文考入武汉大学。他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诗人、文学家；后深感现实丑恶皆因未以史为鉴，转而想当历史学家；再后来数学成绩出色，常获老师表扬，一度又想当数学家。高考时，在父亲和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的大姐的建议下，李京文最终选择了百废待兴的祖国更为需要、“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专业。

大学期间，李京文成绩优异，曾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因表现突出，他大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李京文被选送到苏联留学。临行前，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亲自到校园里看望他们这批将要赴苏的留学生。后来，他们又被接到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李京文激动得流下眼泪，心想：“一定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嘱托，一定要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在北京突击学习一年的俄语后，1953年秋，20岁的李京文坐了七天六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他先在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到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主要学习“物资技术供应经济”专业。留苏的5年里，李京文一直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他每晚学习至凌晨，就连周末、节假日也泡在列宁图书馆里。刚去时，他听课吃力，只能记下零星的单词；毕业时，他各门功课全优，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在校期间，他连续几年被选为学校的中国学生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还收获了爱情。李京文与比他晚一年到苏联留学的余平相知相恋。

李京文说，5年的时间并不长，但留苏5年的学习和锤炼对他的一生极为重要，奠定了他后来的学术基础和方向。

不爱当官的司长

1958年学成归国，李京文本想到中国人民大学当老师，但国家教育部决定把他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教育部的办事员笑着劝他说：“国家计委是最好的单位，你还想挑什么？”李京文说：“我不是不喜欢计委，是不愿走仕途。”

在国家计委工作几个月后，时值“大跃进”，要求国家机关干部参加地方建设。李京文被安排到河北省计委，给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杨英杰（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当秘书。李京文每天的工作就是浏览堆积如山的文件，在重要文件上进行标注，再送省长审阅；接数不清的电话和来访，向领导汇报，再答复各种人。这段经历让李京文增长了见识，了解了国情。但他始终对琐碎的机关工作喜欢不起来。

一天，杨英杰吩咐李京文去把“化工厅的小韩”找来。李京文问：“哪个小韩？”杨英杰说：“他们知道。”于是，李京文给化工厅打电话，原话转达：“哪个小韩，省长说你们知道。”对方顿时哈哈大笑。原来，此“小韩”不是别人，正是杨英杰的夫人。她在化工厅当厅长，众人皆知，只有“书呆子”李京文不知道。

后来，杨英杰同意李京文到省计委综合处“锻炼”。在那里，他可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了。对此，李京文心存感激。他说：“和数字博弈，单纯愉快；在官场博弈，需具备特殊才能。”

李京文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虽身在政府部门，亦可从事偏重研究的工作，将个人专长与管理职能结合起来。

“文革”爆发后，李京文所从事的技术经济研究领域受到了批判，他个人也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苗子”，被下放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71年，他被调回国家建委建材总局，一干就是10余年。从技术员、工程师、教研室主任、处长到司长、总局局长助理……他一直做着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技术分析和经济核算工作。

尽管如此，李京文心底深处的理想之光从未熄灭：当一名学者。“文革”结束后，国家拨乱反正，科研机构逐步恢复运转。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里分出来独立建院。在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力邀下，经多次协商，1985年，国家建委终于同意李京文担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弃官从文的李京文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说：“我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太多社交活动。我一直认为，用学识著作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件神圣的事。虽然这很清苦，但我喜欢。”

正是这次选择，让李京文走向了事业的辉煌。

寻求技术与经济最优结合

技术经济究竟是研究什么内容呢？李京文介绍说，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一个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例如什么项目值得投资、投多少资金合适、生产力如何布局效率最优等等，光定性地分析不够，还要用一些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寻求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最佳结合。

“文革”期间，李京文一边劳动，一边设法看些俄文、英文的学术资料。他发现，美国开发田纳西州时用了一个叫做“可行性研究”的方法，可用于判断一个项目该不该“上马”。结合在国家计委和建委工作多年的经验，李京文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方法好”。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李京文较早地开始在国内提倡可行性研究。这也是他后来被于光远选中担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原因之一。

李京文是中国技术经济和工程管理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然而，现在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可行性论证”，当年听说过的人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初次接触到这个词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在建设一个项目之前又要多一件麻烦事了。因此，李京文刚开始推行这个方法时，阻力重重。不过他坚信：“只要坚持、善于做工作，科学的东西总会被大家接受的。”

李京文坚持不懈地带领团队研究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论证理论和方法，先后主持了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投身学术后，李京文如鱼儿入海，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遇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多年来，他结合专长，一直在与经济、数字打交道，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又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

他在中国率先对科技进步测度方法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问题；他参与制定了环渤海经济圈、中部五省、海南、深圳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他较早运用数学模型对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主编了中国近20多年来的“经济蓝皮书”。

李京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是中国第一位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学者，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在人们眼中，李京文是成果卓著、荣誉加身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但他自己总说“受之有愧”，说自己做得仍“不够多”“不够好”。

时间有限，追求无限

李京文说他受父亲影响很深。当年，父亲一颗红心，为国家、为理想执着追求，被捕入狱也不改其志。亲历国家从山河破碎到今天的欣欣向荣，李京文总希望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李京文的经济并不宽裕。当年结婚时，他和余平住在单位分的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小的只能挤下一张床、一张三屉桌和一个小书架。他和余平每天白天上班，晚上一起看书、译书，虽清苦，却觉得充实甜蜜。

熟识李京文的人都对他的勤奋用功印象深刻。他的学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冯俊说：“我每次去老师家，都看到他在伏案阅读、写作。”

李京文曾在随笔《我的生活信念》中写道：“时间是有限的，而追求却是无限的。人有了追求，生活就显得充实，心里就充满了希望。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想要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就要有决心、毅力和干劲。”

勤奋刻苦让李京文收获了累累硕果。据统计，他至少出版了4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了300余篇论文，培养了数百位博士、博士后和硕士研究生。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已成为学术界、企业界的领军人物，还有一些在政府部门颇有建树。

大姐李绍清说，李京文从小爱读书，但不死读书。同事们说，李京文不但热衷于搞研究，还善于搞管理。任研究所所长时，他从全国各地招揽优秀人才，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重大问题紧密结合，并与国际知名学者开展合作，使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逐渐在国内领先，走向国际前沿。在他的努力下，原来只有一个硕士点的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现在发展成为国内少数同时拥有管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博士点的工科院校经管学院之一。

李京文总说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不愿走仕途。不过，学生、同事们都说他平易近人，善于领导人、团结人。据说，在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评估论证过程中，他开始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后来慢慢就成了领导者。他的学生、现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说：“他是一个大儒，具有佛家的豁达，儒家的宽容，道家的超脱。”

李京文总是谦虚地说，他的成绩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没有国家的强盛和兴旺，没有国家派我到苏联学习，没有亲人、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和支持，我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李京文说。

他时刻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并表示有生之年，只要还干得动，就继续在中国的经济研究领域贡献力量。

来源：《人民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