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前半生历经动荡，虽学有所成，但仍建树有限，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显露身手。如今，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动力机械工程专家、中国能源学会会长。他是倪维斗。

倪维斗说：“人的顺利是相对的，不顺利是绝对的。只要自己努力了，凭良心做对国家好的事情，就问心无愧。一个人总要为社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从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算起，倪维斗已投身动力机械工程领域半个多世纪。他曾留学苏联8年多，习惯了喝咖啡、吃面包，也养成了开朗、乐观、直率的性格。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执教，孜孜不倦地为两件事不懈努力：教书育人和推动中国能源动力事业的发展。

倪维斗最关心的依然是中国能源问题的未来。他说：“能源、动力事业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人均石油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也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探索中国人应有的用能方式，珍惜每一滴水、每一滴油、每一块煤。这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十分严肃的课题。”

磨难中成长

倪维斗常说，在糖水罐子里长大的孩子不会有大出息。这是他的切身体会。

1932年10月，倪维斗出生于上海，是家中次子。父亲倪家玺生于浙江宁波颇有名望的工商世家，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组织过童子军团抗日，后成为北京老字号——义利食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母亲严梅卿则是宁波著名儒商、钱庄大亨严康懋之女，温柔聪慧。

倪维斗幼时家境优越。但他不到6岁时，上海就被日军占领。当年和小伙伴躲在床下偷偷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他至今仍历历在目。为了与在湖南衡阳开运输公司支持大后方抗战的父亲团聚，倪维斗随母亲颠沛流离地行走了5个多月。后来日军南下，湘桂战役打响，倪维斗随家人撤往贵州。家中经济日渐拮据。为解决温饱，年仅11岁的倪维斗和大哥天不亮就去排队批发大饼、油条，然后挎着篮子沿街叫卖。此后数年，倪维斗与家人辗转逃难。他“坐”过火车车顶，见到隧道就要赶紧机敏地趴下；也患过疟疾，生过疮。一次，他在船上发高烧昏迷不醒，差点被同船的人当作传染病患者扔到江里，幸得母亲拼命护住。

倪维斗说，那段异常艰辛的经历是被侵略者逼的，却也让他练就了不怕吃苦、克服困难的本领。

抗战胜利后，倪维斗返回上海，入读有名的南洋模范中学。他学习毫不费力，边玩边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50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被选派到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校留学。作为首批大规模赴苏的留学生，临行前，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接见了他们。倪维斗回忆说：“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东西，我激动得狠狠地咬到了叉子，差点把牙齿硌掉了。”

因满怀报国之志，倪维斗留苏时十分用功。初到莫斯科时，他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5年后，倪维斗一口流利的俄语让苏联人觉得他是“自己人”。最后，倪维斗以全部课程满分的优异成绩毕业。

1957年，怀着爱国热情，他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却碰上了国内轰轰烈烈的各种“运动”。从“整风”“反右”、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到“大跃进”，倪维斗觉得自己基本没干什么真正的业务工作，还要在一些会上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很难受。

1960年，听闻有个留苏机会，因中苏交恶，许多人不愿去，倪维斗却表示“实在太愿意了”。用他的话说：“浪费了3年，不如赶快再去学点东西。”于是，他再次前往苏联，到世界著名的加里宁工学院（现称圣彼得堡国立理工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中国的博士学位）。

两年后，倪维斗第二次学成归国。恰逢国家“抓革命，促生产”，他积极到各地了解情况，打算好好利用所学知识为国家动力机械工程的发展多做点事。然而，席卷全国的“文革”很快到来，倪维斗刚有点眉目的科研工作随之停滞。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的他，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

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用武之地，让倪维斗很是郁闷。他说：“我心里很难受，受国家多年培养，留学花费国家大量资金，都白费了。但我比较容易适应环境。既然大环境如此，我也只能怀着乐观的心态来调整自己。”

尽管住着潮湿拥挤、老鼠四处乱窜的木板铺，喝着南瓜汤、吃着空心菜和米饭，倪维斗还是很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在食堂排队打饭时，他在脑子里用材料力学来分析头顶上哪根横梁受力最大；挑担时，他用力学原理研究怎么挑最合理和省力，包括担子压在哪块肌肉最合适、扁担的刚度如何与所担重物配合、如何换肩等；插秧时，他在木板上均匀地钉上钉子，把它当作标尺，用以标记每根秧苗的位置，插出来的秧笔直又整齐。他站在地头看着“像样”的成果，感到心满意足……

倪维斗还不断给自己加码。例如挑砖盖房子，最初，他只能两只担各挑4块砖，被戏称为“4块老俵”，后来逐渐增加至“16块老俵”。“做一件事，就要有决心把它做好。”倪维斗说。凭借不服输的精神，倪维斗渐渐成了干农活的“老把式”，并做好了一辈子留在农村的准备。

节能是一种社会道德

“文革”风潮终于过去，1978年，倪维斗回到校园，担任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主任，真正开始了他已盼望20年的科研教学工作。那一年，他46岁。

倪维斗介绍，燃气轮机，即燃气涡轮发动机。它是继蒸汽轮机、内燃机之后的一种先进而复杂的成套动力机械装备，被世界公认为是21世纪的主要动力设备。它是典型的高新技术密集型产品，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于一身，代表了多门理论学科和多个工程领域发展的综合水平，是一个国家高技术水平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发电、车辆、船舶、航空等动力系统。

重返科研岗位，倪维斗深感时间紧迫，率领清华大学燃气轮机教研组的师生们争分夺秒地在国家能源动力发展的最前沿探索。他后来还相继担任了清华大学热能系和汽车系主任。倪维斗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复杂热力系统，并研究出其关键部件的先进建模方法和一系列新的控制策略；解决了先进燃气轮机应用中的关键问题；率先研制了国内第一台具有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燃气轮机-蒸汽轮机联合循环仿真装置；提出了大型电站远程在线监控与诊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

因为推动先进燃气轮机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倪维斗和他率领的团队多次荣获国家级和部委级奖励。1987年8月，他作为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14名中青年专家之一，应邀到北戴河休养，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1988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主管全校的科研和外事工作。1994年卸任后，他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煤燃烧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攀登计划”B类项目的首席专家等职务。

随着研究的深入，倪维斗越来越觉得，中国缺乏完善而具体的能源战略部署，能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将研究重点由动力机械的微观研究转向国家能源战略与政策的宏观研究。“倘若缺乏顶层设计，技术改造能起到的作用将非常有限。但如果只有上层想法，脱离了基础知识和实际，想法往往只能停留在概念上。”倪维斗决定，将自己的技术理论基础与能源宏观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

倪维斗说：“中国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跟着外国亦步亦趋，一定要根据国情，探索中国人应有的生活和用能方式，在技术上走出自己的路子。”

他提出，应结合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一次能源仍将以煤为主的实际情况，发展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系统。简单地说，就是先把煤气化，得到净化的“合成气”，再与其他行业的不同技术结合，用于发电、化工、钢铁、供热、液体燃料的生产等，从而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资源，以应对中国能源供应紧张和煤炭使用污染严重的两大问题。这项技术在中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和工业基础，受到国家重视。相关研发和产业化工作仍在推进之中。

“把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这是倪维斗有关中国能源战略的核心观点。除了煤炭资源，他还结合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的特点，积极推动风能的“非并网发电”，以解决风力不稳定对并入电网造成的影响。他建议因地制宜地分散使用太阳能和秸秆等生物质能，同时倡导加速核能的自主研发。

“能源是现代文明的动力，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以能源的利用为基础。但是，能源的利用是有代价的，我们不能做盲目的用能者，而要做文明的用能者，要把有限的资源按照最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原则，最高效经济地应用。”倪维斗说。研究了几十年能源和动力，倪维斗认为“节能是一种社会道德”。他到处呼吁人们少乘飞机，多坐火车；少开汽车，多骑自行车；在外就餐如有剩余，要打包。他说：“争取和自然的最大和谐，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最起码的道德标准。”

不图虚名，只求实效

倪维斗的科研之路颇不平顺。他感慨道：“人生未必尽如人意，并非所有愿望都能成为现实，也并非所有道路都不能修改和放弃。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路不通，就再换一条，艰辛的实践终有回报。相信最终，我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

倪维斗科研工作起步太晚，蹉跎了许多岁月。这是他平生最大的遗憾。而他最满意的事情是，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听人夸我的学生有出息，我就高兴。但是，这事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清华招的都是‘好材料’。只要把他们引到正路上来，就行了。”他笑眯眯地说。

多年来，除了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倪维斗先后指导了70多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多数成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包括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位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总工程师。

他的学生们说，倪先生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还是人生的导师。倪维斗强调培养正确看待问题的方式，要首先找到宏观的正确思路，而不要过度纠缠于问题的细枝末节；要从物理概念去思考问题，而不要死记硬背公式。他强调团队合作，主张“把别人的优点放大一点，乘上1.2，把别人的缺点缩小一点，乘上0.8；而对自己，则要优点乘上0.8，缺点乘上1.2”。

有时，倪维斗会亲自写下一些人生哲理送给学生们。例如，“勤奋、乐观、真诚、实事求是、助人为乐是做人的准则，进而争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更高的要求。”

倪维斗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时，经常带上学生，为的是让他们增长见识，结交相关领域的朋友。除了在校期间的学术培养，他还主张老师应介入学生的工作分配环节，并在学生工作后持续给予关心和指导。甚至学生找对象他也帮着操心。倪维斗曾提出，培养学生要做到“三个关键”，即毕业生应到关键企业的关键部门做关键的工作。他和许多已经毕业的学生长期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时有书信往来。

受毕生以实业救国的父亲的影响，倪维斗也常说，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办实事，不图虚名，只求实效。他的夫人张立宁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校任教，一生默默工作，不求名利。岳父张任也是“老清华”，1917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归来后一生献身中国水利事业。因为在清华学习和工作多年，倪维斗说他有“清华情结”。他认为，清华近百年来之所以能享誉国内外，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兢兢业业、不问个人得失、为国家民族而努力的中坚学者队伍。这也是清华“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

倪维斗强调，要想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重点在于能否培养出一流的人才。针对目前大学里存在一些学术浮夸、弄虚作假、急功近利的现象，倪维斗一再告诫学生们：“力戒浮躁，抵制‘包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和技术问题。”

在学生眼中，倪维斗总是充满活力。他坚持每日跑步，跑了40多年。他长期举哑铃，掰手腕的话，大部分学生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还会变各种各样的扑克魔术。为了保护膝盖，倪维斗虽不再跑步，但每天仍坚持和夫人在清华园里散步。他笑称自己拥有一座五六十亩的“私家园林”。

倪维斗一直致力于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关于燃气轮机，他坦言：“中国目前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从基础研究做起，重点在于加强自主研发，材料和工艺也要跟上。“想要摘取这个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不是一两天的事，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倪维斗说。

来源：《人民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