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安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我还是一名10多岁的懵懂少年。没想到的是，几年后我会迎着国徽踏入检察院的门槛。

很喜欢豆绿色的检察装，尤其喜欢那红丝线绣成的肩章，镶着金边儿，嵌着国徽，像两面红旗扛在双肩。帽子正中镶嵌的也是国徽，闪着光。随后，检察装几经变化，从豆绿到藏蓝，从制式到一般，不变的，永远是那标志性的 “中国红”。红色的检徽映衬在胸前，就像蓝天中一颗亮晶晶的镶着金边儿的红钻。

庞大的核桃树荫铺了一地，荷花牌台式电风扇在瓦房办公室的桌子上辛勤地摇摆。这边，控告申诉科的老李科长在耐心地给要求看病的老者解释，检察院为啥不能给人检查身体。那边，法纪检察科的老刘科长正在板起脸来训人：倒要看看你这出戏咋给我往下编！正在看卷的刑检科老检察官有时会气愤地从花镜上方抬起眼说：捕他！

经济侦查科需要搜查一名女嫌犯的身体。我不得不按照老检察官的授意，如此这般，硬着头皮“层层深入”。面对她羞愧的面容，我自己也涨红了脸。

报了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的法律大专班，随后又报了电大法律班，夜夜沉浸在法理、法条和案例中，总算明白，检察院里为什么没有律师。就像那位老者明白了检察院为什么不能给他看病一样。

1988年，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第10年。我已成为一名能给来访群众指明出路的合格助检员。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各式各样的表情。那位天生一副好嗓子、曾给电影厂配过笑声的“女演员”，那位满头白发、凭一张假证件屡屡逃票上访的“老红军”，那位一来就给大家看病、算命的“半仙儿”，就算如今在街上碰见，我依然认得。

记得那时随同老检察官们骑着自行车到各乡镇繁华地带宣传法制法规。老科长费尽力气用粗铁丝把举报箱捆在电线杆上、固定在青砖墙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98年，又是一个10年。历经风雨，初见彩虹。其间，我已成为一名受过系统法律培训的检察员。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拳，我更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经历过乡间陋舍调查取证的执着，经历过法庭上面对国徽指控犯罪的庄严，经历过夜深人静瞅着稿纸“黔驴技穷”的窘迫，经历过新年临近仍在看守所提审嫌犯的紧张，感觉随着检察机关的壮大，自己也渐渐成熟了许多。

那时，还没有统一配备电脑。记得公诉科的同事们在集体办公室里埋头摘抄卷宗的美好时光；记得老检察官们面红耳赤争论定罪定性的纯情瞬间；记得一人烧水大家喝、手拎茶壶逐杯倒的温馨日子；记得各自办案中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趣闻乐事儿……

当然，那年刑法与刑诉法相继大修带来的挑战与应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在庭下一遍遍演练，只为把那适用新刑诉法的第一个庭开成标本。

2008年，第三个10年到来时，我已经在新成立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工作了6个年头。我见证了分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我们从房顶上长满瓦星星甚至还长着小树的危房，搬入黄河大道上庄重大气的新楼房，新车辆、新电脑、新同事……一切都在变。而不变的，永远是楼前那硕大醒目的国徽。

这一年，我由公诉转入纪检监察岗位已近两年。有一种爱叫监督。监督，真的是一种别样的、深深的爱。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希望自己种下的，不是刺，而是盛开的玫瑰。

201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年。新时代带来新挑战，司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多重改革叠加引起的阵痛，相信每位身处其中的检察官都有深切的感受。

这一年，我与转隶到监察委的12名同事依依惜别。同时，我也与自己几十年的检察官身份依依惜别。此时此刻，万千的不舍涌上心头，任凭多么贴心的话语都难以平息内心的波涛。原来，属于检察官的荣光早已融入血液，早已深入骨髓，早已铭刻在心。此时此刻，我一下子理解了刚上班时那些仍坚守检察岗位的退居二线的检察官，一下子理解了2002年第二次机构改革时那些不得不提前离岗的老检察官，想起当时我为他们办的壁报《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10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杂文《有感于“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所有的权力机关和当权者，都能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自上而下风清气正，送钱、送卡、送物、送色一路红灯，讨好、拍马、变相贿赂处处碰壁，那么，作为检察干警，即使无案可办，转行再就业，也为之心甘情愿。”

想不到的是，短短几年，那些昔日台上的腐败官员，一个一个都被铁腕拿下。那些铁一般坚硬的词语——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一一从讲话稿中走出来，以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向世人解读其中的深刻内涵。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抬头又见窗外旗杆上升起的国旗，在蓝天白云下漫卷，我心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