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8日，全世界众多著名的数学家来到南开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东西方两座以他命名的数学大楼里纪念这位“微分几何之父”。

那是属于数学上的纪念。

陈省身，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赴德国汉堡大学深造。他曾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建原中央研究院数学所、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南开数学研究所。

陈省身开创并领导着整体微分几何、纤维丛微分几何、“陈省身示性类”等领域的研究。他是唯一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被国际数学界尊为“微分几何之父”。

2000年，陈省身定居南开大学，被天津市授予永久居留权。他是南开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为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他贡献了自己毕生心血。

陈省身，这不是个挺大的数学家嘛

南开大学省身楼里经常举办各类活动。每次活动过后，负责后勤的李全乐就把会场布置的花朵收起来，献给葬在这座楼前、墓碑上刻着数学公式的那位老人。

李全乐以护工的身份为这位老人服务了４年多。在此之前，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第一次见到陈省身时，李全乐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见到的是一位被很多数学大师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几何学家之一”的人物。

那是2000年的一天。李全乐记得，当时89岁的陈先生坐在轮椅里，主动伸出手说：“谢谢你，认识你很高兴。”

从那时开始，李全乐觉得这个讲话中气十足、耳朵比常人大得多的老人没有什么架子，不会难以“伺候”。

2000年，89岁的陈省身因腿脚问题坐上了轮椅。南开数学研究所通过天津市护理学会寻找两名护工，来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条件并不苛刻，陈省身的生活秘书兼司机胡德岭说：“只要求勤快、负责、厚道。”

由下岗工人改做护工的李全乐和蔡庆延被挑中。面试时他们才听说，服务对象是陈省身教授。那时，李全乐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两人骑着自行车回去的路上，蔡庆延说了一句：“陈省身，这不是个挺大的数学家嘛！”

其实，这位大数学家的地位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

我这头“猪”，就交给你们俩了

有时，别人会问起生活中的陈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全乐和蔡庆延会形容，就是挺平常的一个老人。如果说护理陈先生跟护理别人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为他服务很省事，因为他从不挑剔。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他们发现，当陈省身会见大人物时，无论对方地位多高，只要陈省身往那儿一坐，“那些大人物在他面前也就不怎么大了”。而在普通人面前，陈省身又像个普通老人，跟谁都能聊得来。很多朋友回忆，陈省身在伯克利任教时，在当地的中餐馆享有崇高声望。他跟餐馆老板、服务生交上了朋友。

“陈先生好像一块磁铁，有一种吸引力。”蔡庆延说。

陈省身曾对李全乐说：“小李，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不过分工不同。我干的就是拿笔写写算算，你不会。可是反过来，你做的工作我也做不到。”

由于浴室地面太滑，两位护工会帮着陈省身洗澡。刚开始，属猪的陈省身同二人开玩笑：“我这头‘猪’，就交给你们俩了。”

他还经常鼓励身边人好好学习。陈先生问过李全乐会不会开车，李全乐说不会。陈先生说：“你怎么不学呢？你得学会一些东西。你不可能跟我一辈子。”李全乐说，他在学按摩。陈省身当即表示：“要是交学费，我替你出。”当时，李全乐的按摩老师是定期为陈先生按摩的中医，不必付费。陈先生听后，开玩笑说：“那好啊，不用交学费。你要是学好了，可别不管我了。”

蔡庆延还记得自己出过一回岔子。天津市一位副市长约好要去看望陈先生，蔡庆延把会面时间记错了。他向陈先生道歉，陈先生平静地说：“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穿着借来的皮鞋领百万元金奖

数学大师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他每天早晨6点半到7点之间起床，8点左右吃早饭，中午12点吃午饭，然后午休到下午2点多钟，下午６点半开始吃晚饭。晚饭过后，他有时会看一会儿电视，看的多是弟子张伟平为他买的影视剧碟片。晚上9点到10点之间，他开始入睡。

这位在数学界有名的美食家，平时对饮食并不挑剔。李全乐不记得他提过想吃什么饭菜的要求。家政服务员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晚年，陈省身把获得数学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奖金、藏书和4辆汽车捐给了南开数学所。但他平时却极其节俭。有时在饭店点的菜没有吃完，他会打包带回家。

陈省身的衣柜里甚至只有两身病号服。那是一次住院时发的，出院后他直接带回了家，当作睡衣穿。

2004年9月，陈省身赴香港领取首届“邵逸夫奖”。去香港之前，他发现衣柜里的旧衣服招了虫子。于是，他回国定居后，第一次订做了套西装。他穿着新西装，打着旧领带，穿着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女婿朱经武的皮鞋上了颁奖台。那双鞋不算合脚。会后换鞋时，家人才发现有些挤脚。随后，他宣布将总额为100万美元的奖金捐出。

有一次，他要用笔，李全乐找到一支，顺便在一个空白的旧信封上划了几道，想试试看是否还能用。陈省身罕见地“严厉”批评了他，说：“你这不是浪费吗？”

陈省身的书桌是没人整理的，上面散乱地放着书籍和纸笔。外人看来那书桌很乱，但从来不敢去动，担心整理后会导致他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他每天伏在桌上写写画画。

九旬高龄钻研属于年轻人的难题

对于数学，陈省身自称这是他“惟一会做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停止去做。陈省身随身的口袋里总带着笔，便于随时记下灵感。他曾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也在想数学，早晨醒来后，害怕忘记，赶紧记下来。在他去世之后，蔡庆延发现，他用完的一摞演算纸厚度约有20厘米。

当大脑陷入沉思时，他会坐着一动不动，两眼盯着一个方向，有时是天花板。此时，身边人就知道他在思考，除了端茶送水，不敢打扰。

陈省身很少跟身边不懂数学的人谈起工作上的事情。2002年，由陈省身担任名誉主席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学术会议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陈省身为此做了很多努力。第二年，SARS疫情暴发。他对秘书胡德岭说：“小胡，我们很幸运。如果在今年，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有这个运气，中国也有这个运气。”

在93岁生日之前，2004年，陈省身完成了一篇关于六维球面的复结构的论文。这是他多年前就已关注的难题。陈省身在国内外到处请数学家来看这篇论文，包括自己的一些“徒子徒孙”。他起初以为自己解决了难题，后来发现其中仍存在问题。直到去世之前，他仍在修改。

有同行对他的家属说：“这个难题是属于年轻人的。陈先生以九旬高龄去钻研，会加速他身体的衰老。”

而陈省身当时居然一次提出了四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胡德岭说，2003年SARS爆发期间，为了保护陈先生，南开停止了陈先生的一切会客活动，连他本人也不能到陈先生的房间里去。这段时间，陈先生的生活突然安静了下来。他花了太多精力在六维球问题上，有时半夜起来演算。

有一次，闷得发慌的陈省身在电话里发了火：“小胡，你为什么不上楼来？我现在请你马上上楼，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一张纸条把官场的事挡在了学术的门外

在正常的社交生活中，陈省身会与朋友、弟子打打麻将消遣。很多时候，他一个人玩纸牌。

陈先生极重感情。回南开定居后，他定期把昔日同学和朋友召集在一起聚会。曾有一个陌生的晚辈找上门来，拿着一张老照片。他认出照片里是自己少年时代的邻居、母亲当年的好姐妹，赶紧请客人进门。此后，他常请这家人做客。

从他卫生间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木质房檐上有个小洞，麻雀在那里做了窝。有一年，陈省身要到外地，学校借机维修房屋。临出门时，陈省身叮嘱胡德岭，一定要把那个窝留着，给小鸟留一个家。

晚年，陈省身研究过清朝的孝庄皇太后，甚至发表了与此有关的文章。2001年9月，陈省身参观浙江兰亭后，当晚默写了一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陪在身边的蔡庆延找原版比对，发现只有三字之差。陈先生得意地形容自己“不简单”。

陈省身对身边人形容过自己是“走江湖的”，能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一次，把客人送走后，他跟李全乐开玩笑：“小李，你看我当个外交家没问题吧？”李全乐说：“绝对没问题。您走南闯北，是老江湖了。”

国内举办宴会，怎样安排席位是个难题。南开数学所所长助理吕宏海记得，陈省身夫妇曾想了个主意。他们给每桌编号，陈太太拿着写有桌号的纸条等在门外，每位客人登门时抽取一张写有编号的纸条，对号入座，皆大欢喜。这样就轻而易举地把官场的事情挡在了学术的门外。

他对胡德岭说过，中国人为什么很少能拿到沃尔夫奖、菲尔兹奖、诺贝尔奖？因为人们一旦学术上有所成就后，就会被安排很多官场上的事情，而没有时间做学问。要做学问就得安静，甚至电话也不要接，不能打断思路。

多年前，南开在校内兴建“谊园”招待所，以满足数学所的学术交流需要。陈省身曾亲自去工地请包工头吃饭，并郑重其事地向他们表达委托和信任。后来，陈省身给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写信，申请建设南开国际数学中心大楼，获得财政支持。大楼施工时，他几次坐着轮椅去现场对承建方说：“这个楼要能用百年，你们能保证吗？”有一天，陈省身提出去看工地。胡德岭问：“您不是去过了吗？”他反问：“去了就不再去了？”

陈省身前后去了三四次，但最终没能进入这幢大楼为他预留的办公室。他去世之后，大楼被命名为“省身楼”。

那颗小行星把陈先生带到了天上

省身楼即将投入使用时，一天早晨，陈省身说自己不舒服。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回国定居几年来，他只住过两次医院。陈省身不爱看病，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南开每年组织老教授体检，他都不去。就连校医到家里为他做常规检查，他都不太情愿。除了血糖偏高，陈省身几乎没有生过病，连感冒都很少有。很多人相信，他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那天，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大家劝他住院，但他不肯去。后来他的助手沈琴婉教授也来劝，他因为“尊重女士”，才同意住院，但表示最多住一周。

没想到，他只剩下了５天时间。在医院里，陈省身前3天精神还好，与人谈工作，第4天就陷入昏迷。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时，他半躺在床上，拿着笔在纸上画，但没人能看出写的是什么。

在他弥留之际，有人依稀听到他说，他就要去希腊了。古希腊是数学的圣地。他的弟子丘成桐后来评价，导师的成就堪与那些大几何学家比肩。

最后那天下午５点多，李全乐看到病房里的监控仪上“所有的线都平了”，赶紧找医生抢救。两个小时之后，数学天才真的告别了人间。

直到料理完陈先生的丧事，李全乐和蔡庆延才知道，陈先生生前对他们是有所安排的。女儿陈璞转达了陈省身的一个遗愿，希望南开数学所能为他们保留工作机会。他们原本以为就要回到护工的本行。

每年清明节，在给已故的家中长辈烧纸时，李全乐也给陈先生烧一份纸，“就当是我的老人”。他说，陈先生对身边人说过，要善待别人，不要去害别人。有一回过新年，电视台到家里采访，为了让人们看到后喜气洋洋的，他在客厅的黑板上写了“大家快乐”四个字。

陈省身去世那天是2004年12月3日，天津大雾，格外寒冷。半夜，秘书胡德岭与陈璞、朱经武回到南开校园里，惊讶地发现，难以计数的学生自发围在湖畔，手捧蜡烛，为陈先生守夜。朱经武夫妇专门拍下了照片。第二天，他们写了一封信，贴在寓所门外，向师生表达感激之意。

回忆起当晚的场景，胡德岭突然捂住双眼，挡住眼泪。“你说，我怎么能忘呢？”他哽咽着说。

他说，一撇一捺是个“人”字，陈省身把这个字写到了最高的境界，才赢得了那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就在陈省身辞世一个月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陈先生本人形容此事“很好玩”，但胡德岭在感情上一直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把它形容为“最坏的东西”。他觉得，是那颗小行星把陈先生给带到了天上。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