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哲
二、民生安定，是文化传统再兴的前提条件
随着战火硝烟散去，移民济源的人口逐渐定居下来。他们因战乱而迁徙，因谋生而定居，第一要务自然是开荒种地。但是，中原人几千年形成的文化基因，又必然要鼓动他们寻求文化的再兴和家族的彰显。然而，这绝非易事，一般都要经过几代人上百年的努力奋斗。
在治国理念上，明清两朝和前朝相比，都有比较大的差别：金元两代比较注重道教，所以金元时期的王屋山道教就发展成为继唐代之后的第二个道教高峰期。入明以后，朝廷开始转向以儒学治国，并注重继续留用前朝官员，凡是愿意归顺新朝的，大多继续任用。
开明进步的治国理念，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有资料显示，经过100多年安定的社会生活，到明朝中期时，济源的民生已经十分富裕。这从龙潭寺《龙潭延庆禅院之记》功德碑中可见一斑。此碑刻于正德二年（1520年）。碑文中记有捐施人姓名和捐资数目，其中东留养村卞景富一家捐米麦15石。当时1石200斤，15石就是3000斤，等于一个6口之家一年的口粮；克井村有一家人，捐银、米麦合计银两达六十两。当时的一两银子，可以买4石米。那么，这笔捐资的价值，大约是200亩土地一年的产出。由此可见，那时的民间已经十分富裕。他们不但有猎取功名的愿望，而且有经济实力的支撑。
“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老百姓最善于把古人绕口的名言，简化成朴素而简洁的格言；他们以耕种土地为生，就把实现这一目标的奋斗路径概括为“耕读传家”。
“耕读传家”这一理念，在不少家谱中均有所表述。如东留村《李氏家谱》中称：“自明初洪武三年由邓州迁济源，递传至今，廿有余世，子孙万亿，耕读传家，邑之人佥以巨族称。”
南姚《王氏家谱》中称：“况尔来风颓欲陋，余每见邻乡比闾，间有孙祖同讳，奴充正宗，触目伤心，入耳发竖。余先人世业耕读，家传忠孝，可听余之子若孙随波逐流，与彼匪类同径乎？”
东轵城刘氏还把“耕读传家”写进了族人起名的字辈序中：“今预拟三十二字以示子孙，每一世一字，作名之首，其下一字，惟其所便，庶几，昭穆不紊云。三十二字开后：耕读传家，廉平荫子，居德以敬，济世惟和，成功立位，履素行端，见知产道，广兆顺宣。”
他们要用家谱训诫的方式，鼓励后代在以农为业、保障生存的基础上，立志读圣贤书，以求提高自己家族的身份，彰显门第。“耕读传家”成为最简洁明了的宗族文化标签。
在国家执政理念的引导下，明代有两个地方官僚对济源文教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是嘉靖时期的儒学教谕侯郡，一个是万历时期的知县史记言。
《济源县志》载，嘉靖十一年（1532年），凤翔人侯郡来济源任儒学教谕。他到任之后，“先申明教条，首以德行，次以文艺，诸生德行优者称之，劣者诫之，于孝弟之道尤加重焉。讲书作课，各有程式，诸生文字理明、辞顺者勉之，徒事怪诞者责之，由是士习大变”。他虽对儒学有意修复，但非职责范围内事情，所以无能为力。嘉靖十三年（1534年），济源知县缺员，上级让侯郡代理知县职务。他乘势而为，用7个月时间，筹集白银一百七十两，大修学校，“明伦堂、明宦祠、乡贤祠、讲堂、号舍焕然一新”。
史记言则通过创办启运书院，提供学署，鼓励士气，对济源科举文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史记言是山西河津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任济源知县，时间长达7年。在任期的7年时间里，他做了很多好事。百姓为表示感谢，曾为他建立生祠（为在世人立祠），塑像崇奉。书院兴工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冬天，历半年之久，第二年五月工成。正堂4间，东西学舍14间，有大门、仪门，又围以墙垣，颇为壮观。然后“聘山长，聚生徒，探究学问，切磋八股”。
以书院的创建为契机，济源科举从此有了突破性进展。乾隆《济源县志·名宦》载：史记言“创启运书院，吴应举、段国璋、周维新皆出其门”。因此可以说，启运书院的创建，是济源文教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它体现了国家对于儒学教化的倡导和把地方社会纳入理学正统秩序的努力，在地方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由明入清的政权更迭，虽然也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但对民生和文教的破坏并不大。清廷入关以后，在治国理念上迅速明确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大量汉族士人进入各级官府，大大促进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认同。顺治二年（1645年），即清廷入关的第二年，就开始科考取士。次年的会试，济源的段维衮和刘漪，以双入闱，引起了很大反响，极大地鼓舞了济源读书人的仕进欲望。
新到任的各级官员，自然要积极身体力行，兴学校建书院。到康熙年间，济源书院除了重建的启运书院之外，还建有甘公义学、俞公书院。至乾隆前期，萧应植任济源知县时，合并甘公义学和俞公书院为甘俞书院，修复一新。嘉庆十七年（1812年），知县何荇芳再创敷教书院。
济源文昌阁位于东城，以城墙为基。雍正十二年（1734年），邑绅何达善曾率众捐修。到嘉庆年间时，已经破败。何荇芳重新修复时，感觉地方狭小，每年的祭礼都要在室外进行，不合礼仪，于是又在城内创建文昌宫。新修的文昌宫，宏伟宽敞，可坐数百人，题名“敷教书院”。县令何荇芳每月都要到书院对学生进行考核督导。
“耕读传家”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标签，大量出现在家谱和祠堂碑刻中，反映出读书仕进成为民间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地方官署的“文化人”，在舆论上也编造故事，鼓励平民子弟刻苦攻读，耕读传家。乾隆《济源县志·杂志》记录有一则故事：“明万历年间，有异人夜登龙潭寺塔顶，语曰，济邑科第寂寥，因此笔锋欹倒，今特扶之。诘朝，渺无踪迹。只见铁柱擎天，祥烟缭绕，果于丙午而后科甲蝉联，迄于本朝鸿翔鹊起。形家之说，儒者所不废，而神仙为之先告，亦异事也。”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是想借用神人之言，利用北宋年间在龙潭寺读书成名的陈家之事，鼓舞济源之民再兴文运，其用心可谓良苦。
明清两代的文化教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清中期以后，农家子弟读书，已经蔚成风气，参加科考的人数越来越多。嘉庆十八年（1813年），知县何荇芳创修屏山试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考试人数众多，《续修济源县志·艺文》载：“济试童子，旧在县廨，试前一日，与试者流汗相属，自舁几凳置墀下。邵原、西阳、二里，距离城百数十里，城中少亲故，或奔波竟日，觅几凳不得。试日听点毕，列坐甬道两侧，风雨寒暑不得避。” 于是，知县何荇芳产生了修建试院的想法，但是因为经费问题，无法实施。嘉庆十八年，县府募捐修建通济桥（即东门桥）、续修县志，乡绅乡贤踊跃捐资，集资银两过万。待两项大事完成，所集资金尚余不少，遂用余资创修屏山试院。花费1700两银子，购买了城中大户段凤书宅院一处，有“正楼五间，正厅五间，南北厢楼屋各六间，临街屋九间，围屋十四间。新创建九间，木石案凳若干条，可坐千余人”。所买宅院原共有房屋45间，另外又新建9间。建成后，屏山试院可容1000余童生参加考试。
在官方的推动下，明清时期的济源民间，曾经出现过一些动人的“耕读传家”故事。比如，南姚王氏家族，为了给到怀庆府参加考试的子弟创造科考条件，族人就捐资在府邸置办房产。如此做法，今天读来仍让我们刮目相看。
据南姚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王廷谟、王勉 “恒念王氏考试人繁，府城居住不便，遂令三门捐钱，买到顾姓府西街路北、晏公庙东、萧公祠西房院地基一所，居住多年，只有腰房二间，后小房数间，院墙与街门墙，具已倒坏。余性存兄与族孙庆六触目伤心，科考之余，奋然兴其，遂邀我族人商议，各支收钱，买到北杜村房三间，又买青石数丈，祠堂立碑三通。惜乎我族孙庆六未几亡矣。性存不惮烦劳，又有三门会首共同协办，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冬将北杜村所买之房移盖于府寓。街房门头刻‘济邑南姚王氏安斋世馆’十字，以垂不朽。次年，又将族人所施钱文并买顾姓房院地基，文契勒诸贞珉。”
怀庆府官署在沁阳城，距济源35公里。加上到城西南姚的距离，有40多公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从济源到怀庆府，无论坐车走路，都要一整天时间。王氏的先辈们，为了方便家族子弟读书，及时参加科考，就在府邸旁买了房子；后来房子坏了，族人又凑钱，将以往在北杜村买下的房子拆掉，把建筑材料运到怀庆府，再重新盖起来，实属不易。其性质，有点儿像当下的“学区房”。但那时是家族行为，比起现在在学校周边买一个几十平方米房子，其社会意义是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