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

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延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这段记载说的是，在舜称帝三十三年，已届94岁高龄的时候，决定由禹嗣帝位。在禹一再推辞之后，舜仍坚持决断。于是就择吉日，禹登大位。这时，舜帝就命令禹率众攻伐三苗国，以除去自己的心头大患。禹很快号令诸侯，组织起征伐大军，宣誓出征。可是打了一个月，三苗国仍不投降。

这时，副手伯益向禹献策，建议停止武力征伐，相信舜帝的大德一定能感动三苗。

禹听从了伯益的建议，班师回朝，大布文德。每天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大规模的舞蹈。人们举着盾牌和雉尾，载歌载舞，表示偃武修文。70天后，三苗终于自动前来归附。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里说，从黄帝到大禹为华夏统一进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和黎族、苗族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横贯尧舜禹三代与三苗的冲突就此终于划上句号，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统一融合历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而这件大事的达成，我想应该和丹硃有关，也唯有和丹硃有关，禹才会谥丹硃以帝位。

那么，丹硃不是早就死了吗？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是这样猜想的：

大禹统率大军攻打三苗国的时候，可能惊动了东海之滨的丹硃国。因为历史的原因，它们之间一定还保持有特殊的联系。这时，丹硃的后人眼看三苗国面临灭顶之灾，萌生同情与愧疚之心，因为不管怎么说三苗是因为丹硃的事跟尧舜二帝卯上了的，同时也感怀尧的盛德早想回归祖宗怀抱。于是趁战争的间隙，斡旋于禹与三苗之间。

斡旋的结果就是，禹答应谥丹硃以帝位，以示三苗无罪，三苗则归顺于舜。这对于双方，无疑都是一个很好的台阶。

于是就出现了上面《大禹谟》里记载的朝堂上出现的动人场面。

这是完全可能的，符合逻辑的。

三、一份不容推辞的责任

（一）舜让禹位

如果说尧禅位给舜，经历了百般波折，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那么，舜禅位给禹却可以说是天命人意，水到渠成。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里根据《尚书》有关记载，综述大禹的功绩：

禹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帝尧听从四岳等人建议，命禹父鲧治水，结果“九年而不成”。舜代尧摄政，巡行，“殛鲧于羽山以死”，并“举鲧子禹”使续鲧之业。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溼。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概括这段综述的意思就是，大禹接受治水任务之后就带领伯益和后稷，并发动诸侯百姓利用战俘刑徒，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治山导水工程。水患平定之后，又让伯益、后稷指导百姓发展生产，并根据各地出产规定进贡纳税，并用这些多余的粮食物品救灾。

这说明，大禹通过治山导水的成功，进一步通过纳税调剂多寡有无，已经奠定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基础。

这是自黄帝到尧舜的理想，终于在大禹这里变成了现实。

在《尚书·益稷》里，有一段特别重要的记载，可以让我们对上面这个判断，更加充实而令人信服（益，就是伯益；稷，就是后稷。《益稷》里有他俩与舜帝和禹的对话，故名）。

原文是：

禹曰：“毋若丹硃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辛壬）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一师为二千五百人，十二师共计三万人），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即贡赋），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在《夏本纪》里也引用这段记载，可是，司马迁把段首的“禹曰”改成了“帝曰”，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这几句话是舜帝说的，后面才是大禹的回话，司马迁一定有他的根据，按这样翻译我觉得也更语意畅达，合于对话语境。

这段记载翻译过来就是：

舜帝说：“（你们）不要学丹硃，像他那样傲慢，只喜好到处游乐，在几乎无水的河里撑船嬉戏，还邀集狐朋狗友到家里打闹淫乱，这样的人不能继承帝位，这样的现象我也不能容忍。”

大禹说：“我娶涂山氏的女儿时，新婚四天就离家赴职，生下启我也未曾抚育过，因此才能使平治水土的工作取得成功。我帮助帝王设置了五服，范围达到五千里，每州用了三万劳力，一直开辟到四方荒远的边境，在每五个诸侯国中设立一个首领，他们恪尽职守，都能照章纳贡，只有三苗凶顽，不肯纳贡，希望帝王您记着这件事。”

舜帝说：“用我的德教来开导，那么凭你的工作就会使他们归顺的！”

上面那段话是大禹自己亲自向舜帝的工作汇报，关于大禹的功绩，更有后人所写《禹贡》，是对大禹所作贡献的全面而具体的记载，也收在《尚书》这部书里。

司马迁对大禹的贡献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说：“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译，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宜。”在《史记·匈奴传》里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

所以，禹继帝位是顺理成章大势所趋，舜践帝位三十三年，已届94岁高龄的时候，要把帝位正式让给大禹，大禹仍是不肯，说要占卜，听从祖宗神灵的意见。舜帝说：“我的意愿已定，祖宗神灵一定赞同我的意见，不用占卜了。”

禹承舜位，这是一个不容推辞的责任。

于是，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但20年后，禹才正式继承帝位，建立了夏朝。

《夏本纪》载：“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这明确告诉我们，在司马迁看来，大禹是夏朝真正的开国君主，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国君，因而没有把他同“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并列起来写，而是把他单独写入《夏本纪》，与后面的《殷本纪》《周本纪》并列，并且，《夏本纪》的第一句话就是“夏禹，名曰文命”。这完全是写后面所有的开国君主的体例。看来，把夏启看成是夏朝的开国君主是错误的，他不过是废止禅让制夺帝自立并把天下当成囊中私物必欲传给儿子的第一人罢了。

令我们大惑不解的是，自20世纪初以来，大禹建立夏朝这一史实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未完待续）